孙竞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西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趋向

摘要：近四十年来，包括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内的所谓后学思潮在西方学术界风靡一时，质疑和冲击了长期以来被视为合理、理性的欧美中心主义的霸权意识及欧美主导的现代主义的权威话语，尽管其在包括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回应不尽一致。后学各支流或与之相关的主要概念和方式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和发展脉络，其思想和学术的精神与方法也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引发了广泛的反响和讨论。后学虽然在观念和视角等较为宏观的领域产生了突破性的启迪作用，但在具体历史研究中尚处在摸索阶段，也存在着严重争议性。

关键词：现代主义，东方主义，后学，欧美中心，西方中国历史研究

作者系浙江大学江南区域史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发表于《安徽史学》2013年第2期

在中国大陆文革结束后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对现代化理论的热衷成为新史学的一个重要走向。受制于特定时空的知识结构，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相关论述成为当时讨论的理论焦点。1980年代高校历史专业或者文史哲专业的学生、青年学者以现代主义作为标杆，反思传统，检讨现实。这同时成为他们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格外活跃的一个表象形式。而此时大洋彼岸的年轻一代史学家却对后现代主义趋之若骛了。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重新发现、重新理解、重新构建之类的言辞流行起来，出现了力图把中国历史从基于欧美意识和经历的西方现代话语中拯救出来的努力。

纵然对现代主义的质疑和挑战由来已久，但真正对它产生革命性冲击的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几年在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风行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及解构主义联系在一起，共同汇成一股汹汹浪潮。不过，西方语汇中并没有国内学界所统称的“后学”一词。本文沿用该术语亦为方便之宜。本文基于笔者对相关原著的阅读和理解，将后学思想和学术的主旨、精神与方法及其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的反响作一些归纳性阐述。

一、东方被 “东方化” ：欧美中心的历史观

现代化在欧美的发生和实践是西方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和现代理论勃兴的基础。当然，西方中心主义拥有更为久远的历史渊源。但自现代化肇始以来，欧美中心的观念为一统化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权力关系的方式所规划和强化。在东西方的历史冲突和交流中，“东方主义”影响深远。在关于东西方文化和历史的歧异的探讨中，诸如东方专制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将所谓东方划一化的范例。许多为人熟知的术语用于表达二元对立、泾渭分明的东、西方：东方——不合理、颓废、幼稚、不变、异常；西方——理性、有道德、成熟、进步、常态。如此的影像和描述成为老生常谈，今天被归之于“东方主义”。

通过追溯东方在欧洲的形象的历史，马丁·刘易斯 (Martin W. Lewis) 和凯伦·维根 (Karen E. Wigen.) 在《大陆的神话：大地理学的批评》(1993) 一书中指出所谓东西方的空间勾画是建立在霸权的西方沙文主义之上的。他们认为，在文化的意义上，东西方两分法——拥护或反对西方，作为一成不变的两种极端表现方式，都粗暴地扭曲了人们的正常看法。[1]无疑，萨伊德 (Edward Said)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作为一个里程碑革命性地冲击了久已惯之的关于“东方”的西方建构。他指出，西方帝国主义关于其殖民地的影像不仅支配了西方的霸权政策，而且植入到这些政治和文化的殖民地中：这些殖民地本身也受到西方冠诸影像的影响，甚至有时其自我认识和定位也臣服于这种并非自己产生的影像。诞生于 “后启蒙”时代，“东方不是一个其本身固有的事实，而是人造的影像”。像诸多其他流行的观念、文化和历史一样，东方主义是东西方权力关系的一个产物。萨伊德他运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概念，论证了“东方主义”是一个区分欧洲的“我们”和非欧洲的“其他”、从而建立欧洲权威的一个观念。[2]于是，“东方被有目的地设计和集合成一个非我的形象出现在一个极富戏剧性的舞台上；观众，经理和演员都只服务于欧洲”。[3]结果是，欧洲的认同和标准至高无上，或者说成为全球通用。

萨伊德的论述点燃起关于殖民主义的新争论。罗伯特·杨 (Robert Young) 的《白人的方法论：历史写作与西方》(1990)一书批评萨伊德在方法上混淆东方主义的复杂因素的同时，将萨伊德和更早一些持同样观点的作者的工作归结为二战后非殖民化的产物—一种将欧洲思想和历史形式的非殖民化尝试。[4]这种新起的反殖民主义(或曰后殖民主义) 既是学术的，也是意识形态的。“后殖民地状态主要关系到表述的非殖民化：对关于非西方（即作为西方殖民地的东方）的西方理论进行非殖民化解构。”[5]

表述方式的非殖民化意味着表述方式赖以产生的文化的非殖民化解构。如同萨伊德在东方主义上的工作，其他学者将其他一些在西方流行的术语进行非殖民解构。于是，如“东南亚”、“亚太”等概念都被检讨：它们被归结为近现代帝国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在西方霸权的语境中将非我（即非西方）的其他地区和文化进行简单划一的政治和文化界定。[6]中国研究领域同样进行着类似的反思。格里高利·布鲁的“中国和现代西方社会思想”一文考稽了关于中国的西方影像中的东方主义，尽管这种西方影像因人、因时存在变化和差异。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历史停滞或不进步论、专制主义论成为西方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表述。甚至种族主义的恐华论——“黄祸”也曾经有不小市场。在20世纪初，马克思和韦伯等关于东方社会特殊性的概念在理解中国社会等问题上流行起来，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非理性资本主义和官僚封建主义(李约瑟的术语)等。[7]

然而，不是所有反殖民主义的论述都是延循着反东方主义的路数。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严厉批判殖民主义的立场，但却没有避免欧洲中心论及其表现之———东方主义的走向。内中的一个主要缘由是现代化理论—或者更为宏观地说现代主义—的强大力量。现代主义矗立在物质和体制上的西方现代化基础上，以西方为中心，左右各种其他观点。如一些论者所指出的，部分地因为中国没有像印度那样被完全殖民的经历，虽然反帝是近现代中国政治运动的一个中心旨趣，后殖民主义理论在当今中国学界反响不大。[8]这样的情形意味着将东方主义认知完全归结为西方强权话语有简单化之嫌。

二、自我东方主义化和神奇的“接触带”

东方主义、现代化理论以至殖民主义，诸如此类所有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仅主宰了欧美思想、学术界，而且在被殖民的地区或者说第三世界也颇有影响力。原因应该从现代世界结构里的国际权力关系里寻找。这是一个殖民化和被殖民化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历史过程。

阿里夫·德里克 (Arif Dirlik) 热衷于在历史叙述中运用后学术语。在“中国历史与东方主义的问题”一文中，他指出东方或者亚洲也参与了东方主义的构建，因此东方主义不仅要看作欧美现代性的一个问题，而且同样也是亚洲现代性本身的一个问题。从萨伊德关于东方主义在现代西方文化中出现的欧美权力的话语出发，德里克认为东方主义不是简单的“欧美发展的自然产品”，而是产生于从一开始非西方就扮演着不可或缺角色的接触带(contact zones) ，因而是欧美“自我”对作为“他者”的亚洲的表述和亚洲自我表述相互影响的结果。其中，这种欧美的概念和方法在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历史和现在的自我影像中体现得格外明显。[9]随着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学习”历程的展开，西方观察中国的理论和方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和社会的思考。许多中国人自愿地接受了东方主义的看法，并运用欧美观念阐释中国历史，把中国置于所谓世界体系的空间框架和时间历程里。

当然，在运用西方标准和范式分析中国社会的自我东方主义化过程中，中国人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这些标准和范式的本来涵义。卜正民（Timothy Brook）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以及诸多与“现代”有关的词语和论调其实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再创造的新语汇。长期以来，资本主义、西化被当作现代化、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同义词。他指出，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出于改造他们自己的古老国家的需要，顺理成章地接受了“从西方话语中衍生而来的不合体的概念”舶来品，用来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10]

陈小眉1995年出版的《西方主义：后毛时代一个敌体话语的理论》是对东方主义在中国问题上运用的一种回应。按陈的说法，近现代中国的 “进步” 知识分子，无论他们选择了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为了取得进入人类社会的一统化历史进程的许可证，至少部分地自觉自愿吸纳了东方主义。同时，他们在对西学的吸收中进行了改造工作：“东方主义伴随着可以笼统地称为西方主义的东西，也即通过塑造他者的西方，允许东方甚至在被他者的西方适应和塑造后，以其本土的创造性积极参与自我适应过程。作为持续地修正和操作舶来的西方理论和经验的一个结果，身为东方的中国产生出了一个新的话语：这是一个包含着相互穿插和影响的西方对中国的塑造和中国对西方的塑造的诸多因素的特别结合。”由此观之，在萨伊德那里的“东方主义”是西方主宰世界的策略，中国的“西方主义”却成了主要服务于不同的社会群落在本国社会竞争中的意识形态工具。[11]

在分析1980年代刘再复倡导西方色彩的“主体性”一例中，张隆溪指出：“刘并非不知道他自己的理论和西方的不同。”在文革结束后的新启蒙运动语境里，刘的阐说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刻意对作为他者的西方的一种理想化的概括性塑造。理论上说，“这种表述是‘能指’（signifier）的任性游戏，并不真实地指向‘所指’（signified）；或者说，是一种假定性的表述。”[12]

笔者认为，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这种自我东方主义化和富有想像力塑造西方形象的意图，但我们也应该同时看到运用源于西方中心论的、被理想化了的思想的多种实际功效。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假说曾经启发了学者们对东方社会特殊性的广泛探讨。同样，自1980年代初以来，中国学者对马克斯·韦伯关于东方社会个性的论述的热情似乎也没有熄灭过。对中国在内的不少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而言，克服自身传统的“落后性”，从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语）的现实关怀左右了他们的学术和思想旨趣；而这是与已经“发达”了的西方社会的学术土壤和气候不一样 。[13]

三、现代主义及其在历史解释中的两难

按照马克思和韦伯等人的解释，现代 (或现代性) 是一个指认欧洲中世纪之后的历史分期名词。现代化理论源自将西方历史经验理想地抽象化为一个僵硬的一体模式。对应于不变、守旧的传统社会，关于现代性的话语表现了变革、新奇和蓬勃生命力的特征。从时间上看，西方社会沿着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线性轨迹；从全球性的空间视野看，西方代表着现代，东方代表着非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把中国的帝制时代定性为封建主义，其停滞和落后与资本主义的活力与进步相对立。这种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二分法与现代化理论中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的基本精神并无二致。当然，马克思和韦伯都注意到东方社会的特殊性。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模式似乎逾越出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西方演进公式，但认定所有的社会模式都无法逃避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新阶段—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对韦伯来说，中国的城市是行政管理的工具，而非工商业中心；其法律是具体的、工具主义的，而非形式主义的；其组织逻辑是非理性的，而不是西方式理性的——这些特点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无法抗衡西方现代化的袭入。

按照迪安·提珀斯(Dean C. Tipps)的说法，“现代化”和“传统—现代”的两极化成了1950和1960年代西方学术界盛行的词汇和标尺。[14]依保罗·柯文(Paul A Cohen)的说法，其理论起源则可追溯到18世纪。它实际上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密切关联的现代欧洲的进步历史论的延续。现代化理论将只是在西方发生的民族—国家的转化类型概括化、公式化；其他地区则没有本质上的进步，也即处于静止的文明状态，或者顶多发生过“传统内变迁。”[15]

从时序和逻辑上而言，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早在后学诞生前就出现了。一个基本的原因是现代化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里呈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多样化驱使人们质疑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一模式的适用性。尤其是二战后，姑且不论在亚、欧等地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实验，资本主义世界里工业化、城市化的缤纷色彩已凸显出僵直的经典现代化模式难以容纳的局限性。一些反现代主义或非现代主义的批评集中于将人类历史定性为或者“现代”或者“传统”的论调。[16]提珀斯指出，现代和传统无疑被教条地当作对立和无法调和；因为这两个概念互为创造，相反相成。[17]

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具有现代主义观念的历史学家把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描述成处在一种长期停滞的、昏睡的“无历史”状态。那么，鉴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如何评估外来因素的影响程度？从196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质疑将近现代中国的变革全然归诸于“外力”的传统主流观点。根据柯文的观察，一些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修正的学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只是释放了中国社会所固有的潜在变化趋势。在1960年代末以来“重新定义传统与现代两极化”的努力中，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等人认为：“20世纪中国地方政府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设想，虽然因西方影响而复杂化了，但却深植于其固有的土壤中。”[18]

对西方中心论及其在中国研究中的应用的激烈批评来自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富有争议性的作品《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1995)。他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现代创造品，“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关。”民族—国家为导向的历史仅是一种起源于从西方立场出发的世界观念和基于现代世界权力关系和秩序的话语，只能作为多种历史解释的一种。该书的主旨在于挑战为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所驱使和规定的进步的、进化的因果相连的线性发展历史观。在杜赞奇眼中，关于历史运动的西方模型是以民族—国家为轨迹的统一的人类“历史”样式。因而原本具有多样化的人类社会经历被简化成了一种共同历史、一种标榜现代和民族—国家的叙述。于是，“历史的叙述和语言按照现今的需要统合本来分叉的历史，从而显示现在改变过去。”[19]

部分地基于1960和1970年代对现代化理论的怀疑和批评，1980年代开始炙热的后学理论和方法猛烈地挑战历史研究中以欧美中心论为旨归的现代主义。受后学的启迪，德里克和杜赞奇等人的率先尝试宣示了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一场可能的变革。

四、 后学对现代主义的挑战

萨伊德的东方主义论述从理论上讲是建筑在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上的。其精神导师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将现代理性、机构和一切表现主观性的外在形式归之于权势统治的质料和成分。“简单地说，现代性指现代的、工业的和城市的人类生活方式；现代主义是旨在抓住新生活方式本质的在艺术和文学中的运动”；包括现代化理论在内的所有“现代”观念、思想由此衍生出来。[20] 现代主义把知识和真理认定为中性的、客观的、通用的，或者说是进步和解放的载体，福柯却认定它们为权力和支配力的组成部分。大体而言，后现代理论拒绝关于社会连贯一致性的前提和因果关系的概念，而主张多样性、多元性、分离性和不确定性。同时，它还摒弃了为现代理论所预设的合理和统一的主体，而重视社会和语言的去中心的、被支离的主体。

在《历史的真相》(1995)中，乔伊丝·阿普尔比（Joyce Appleby）和她的合作者寄希望于后现代主义来解决现代主义的危机。他们认为，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代表，福柯主张真理不过是话语中的意志与权力；雅克·德里达 (Jacques Derrida) 则怀疑在面对“能指”(词语的发音或表征)与“所指”(词语的意义和概念)之间的无穷尽的游戏寻找什么称之为“真理”的有效努力。稳定性和一体性被打碎了。[21]

为推翻一个关于真实的统一的叙述的神话，不管后学宗师及其追随者多么不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差异”。从1980年代起，关于“差异”的诸问题，部分地与种族和性解放的政治课题相联系，这侵蚀了关于阶级作为社会分化的形式的命题。根据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的观察，“探讨差异的方法出自那些写作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家……语言是由差异组成的，而非仅仅反映差异”。[22]

许多理所当然地作为科学、合理的学科、方法被重新检验和评估。福柯认为考古学作为“诊断”并不是“建立了我们有差异的事实，其原因在于我们话语的不同，我们面具的不同”。他于是强调自我 (Self) 和他者 (Other) 各自的独特性。德里达以差异作为中心概念，认为每一件事物都可确认是因为：Other区别于一个特指的Self，同时尽管“缺席”却作为一个延缓的意义包含在其中。他认为文本只有作者使用过后才有意义。文本分析涉及解构文本，目的是确立“在场”(presences)和“缺席”(absences) 以及文本之间的联系。文本分析用于文本和事实(reality), 也即不可企及的“所指的对象”(referent)；它取代了积累意义上的永无休止的创造；它拒绝了对人类条件一成不变特点的真实性的全部宣称，因此拒绝了具有理性和目的性之个人的有效角色和存在；最后，它与将历史规定为有意义的整体的结构主义的方案相冲突。缺少了对应于生活本身的评价标准，一切文本在价值上是平等的。至此，语言后现代主义方法整个地否定了现代主义的核心价值：理性、具有逻辑和权威的知识、进步和人文主义。在历史研究中，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要求历史学家避免任何最终确定性。[23]

后学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促发了近三、四十年来对多种历史解释的追求。如杜赞奇等人所声称，这种努力的目的正是在统一的启蒙主义历史观之外提出可以选择的另类历史解释。而新历史解释的重要走向是否定所谓追求客观真实性、实在性的物质主义视野和社会史方法。

五、后学意义上的文化与修辞研究以及对文化主义的历史批评

当代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正经历着文化主义和文化研究的风潮。正如加布里埃尔·斯皮格（Cabrielle M. Spiegel）所指出的，在1960年代，“文化史作为一个试图克服社会与文化分野的研究领域兴起；这是为了避免社会决定主义……；并且主张文化是一个自主的领地……”。然而，到了1980年代，“文化转折”日渐被“语言转折”所取代，因为“对语言和语境结构的增长着的兴趣挑战着老的因果社会史模式，并在索绪尔式(Saussaurean)语言学的帮助下，趋向代之以游移式 (discursive)的文化模型——这种文化模型声称展示了社会的文化上（实际上讲语言上）建立的本质和对世界的个人体验。”[24]在中国研究领域，经历了1960和1970年代兴起的社会史热后，文化研究日益盛行。朱迪丝·法奎荷(Judith B. Farquhar)和何伟亚(James L. Hevia)在“文化与战后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综述”(1993)一文中重新审视文化，抑或说存在于价值、“处境的定义”、意图、意识形态、关于自觉意识和“行为”的其他形式之间的假设关系，期待跨文化研究质疑现代主义思想将人类主题划分的类别。他们认为，文化与时间和空间分离；只有通过“符号显现”才能触及。然而在以前的社会史研究中，“文化被认定为精英的价值、学说和非经济的践行——一种被归类为‘高级’文艺传统占据、偶尔辅之于‘较低’对应物的范畴”。[25]由于受到后学的启发，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势是将制造的主体性的模型放到文本实践里；于是，形成了所谓“语言学的转向”的风潮。

爱德华·伯尔森 (Edward Berenson) 认为近来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进展可以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方法和范式的借鉴。他观察到社会经济方法的衰微；而认为对革命的起源和意义及其语言和说教、以及对革命语言和说教的权力掌控者的文化研究更为有效。例如，按照佛朗索瓦·弗榭 (Francois Furet) 的用语言和政治哲学对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解释，民主“不是一种政治体制……而是视其追随的公民为平等的现代人的条件。”[26]

受到后学理论和方法的启发，以各个地方为取向的文化主义或多文化主义否定欧美中心的意识形态和西方霸权。然而，德里克等批评者认为文化本体论或文化主义实际上把众多个体社会空间上的差异和社会经历时间上的变迁划一化了。他在《后殖民主义的氛围：全球资本主义世纪的第三世界批判》一书中用语言文化主义的方法对西方霸权进行了非殖民的解构，但强调以历史为基石。他认为，后殖民主义认识论的基本概念“差异”塑造了语言，并进而塑造了认同的意义：自我的每一种表述都含有‘他者’的踪迹。认同永远不是“根本”的，而是变动着的关系的产品。德里克于是指出了含有历史的文化主义与排除了历史的文化主义的区别，以“捍卫文化和认同的历史主义原则，反对后殖民主义中混杂和模棱两可的特殊隐喻”。[27]

张隆溪也重视“差异”。他在《强大的对立面：在比较中国研究中从两分法到差异性》(1988) 一书中试图回答“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传统里去阅读作品和文本，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的语境里解释事情和世界”。他同样认为对人类历史中文化的理解不能单凭语言和修辞工具，尽管它们是文化表述和历史叙述的方式。从跨文化的角度看，对自我而言，他者是“具有自己特点的活生生存在的一个现实”。[28]他者只有在历史中，在物质、社会和政治的现实世界里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在物质主义的世界里，“能指”才能够触及“所指”。

根据黄宗智的观察，19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时尚所蕴含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浸入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比如，用“文化”去解释中国的“现代化失败”是对唯物主义社会史观的冲击。他认为，在文化主义者看来，证据是否细心搜集、文本是否准确阅读无关宏旨，因为在用以表述的话语之外没有任何客观存在。结果，各研究者的区别在于不正确表述的不同程度，因为每个研究者只反映其个体的文化取向，也只能证明他自己的话语。黄同样倡导建立在历史材料基础上的文化研究，强调具体个案的实在差异所在。他提倡“新文化史”研究不仅要考虑非物质的文化方面，还要考虑到物质范畴。[29]

六、对文化主义的历史主义修正和实践中对欧美现代主义的进一步挑战：区域研究、比较研究和底层研究

旨在挑战一统化的历史，并克服和补充纯粹文化研究 (或曰文化主义) 的缺陷，历史研究中的一些新的尝试值得注意。其中，“日常生活”研究方法获得当今许多历史学家的体认。1980年代兴起的通俗文化研究标志着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不同的地方类型的关注的移动。区域或地方研究也有效地成为文化研究之外的一个选项，并与僵化的一统化历史的单一模式相对立。史华慈在1980年的一篇演讲中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区域研究的完整性和特性进行了辩护。他不同意萨伊德认为区域研究犯了文化帝国主义错误的观点，而赞同将区域研究作为一种从 “全球模式”和“世界体系”的研究中独立出来的看法。但更重要的是，他用“学科”这个庄严的词汇，点出区域研究的“跨学科”性质。[30]

区域研究很自然地与比较研究联系起来。萨伊德认为东方主义与因否认人类本质的相通性从而与西方偏见或者西方“支配话语”的区域研究具有相连性。但在史华慈看来，对重要差异的认可并不必要涉及对共同人性的否认。“所有的差异都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比较仅在共同和通用的范畴的框架内才成为可能”。至于从事区域定向的历史，研究者“应该将他们从反历史的文化主义，抑或从寻找由西方社会衍生的整体结构的虚假一统性的常态范式的历史道路概念的僵直选择中解放出来。”[31]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西方 (尤其是近现代) 作为理解其他文化的一个参照系？怎样估量这一参照物的重要性？是否存在从各文化抽象出来的人类社会的一些共同规则？在所谓的现代阶段，现代性可否在研究中放弃？现代主义可否被逾越？如果可以，如何逾越？与一些全力从欧洲模式和术语中“拯救”中国历史的新著不同，王国滨 (R. Bin. Wong) 在《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1997)一书中提倡从欧洲经验的角度认识中国历史、同时又从中国经验的角度认识欧洲历史，藉以理解文化间的异同。他认为：“差异单独不能创造任何可比性。没有比较的标准，有效的概括也是有限的。”[32]彭慕兰 (Kenneth Pomeranz) 在《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2000)一书中的指导思想与王国滨是一致的。国内读者对于他们关于中西对比的观点和方法比较熟悉，兹不赘述。

另外，底层研究 (Subaltern Studies) 也是个新热点，但主要是在印度等前殖民地的研究领域，并在印度本土学者那里得到共鸣，这与它们被殖民的历史渊源有关。这个后殖民主义的课题在中国研究的领域的理论探讨里却似乎没有多少回音。底层研究在国内学界也没多大反响，或许与我们以前曾经畸形地强调过相关课题 (如农民战争史的讨论)有关。不过，许多“日常生活”的研究促使历史学家更关注普通民众群体，而不是像以前集中在士绅精英身上。但问题的关键是传统社会里历史的编写者多为精英文化的特权阶级——士绅。即使他们将目光投向大众，也带有本阶级的印记。但总的说来，从原来对士绅精英群体的关注向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大众通俗文化等的转移，说明了史学研究整体氛围的变化。

纵览西方史学近四十年来发展，我们可以发现职业胃口、兴趣和方法在沿着为后学代表和侵染的学术思潮的轨迹上发生显著的变迁，即便一些老的领域和方法也经历着的变化。这证明多种历史解释已经浸润到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分支。然而，许多老论题还是悬而未决，尽管新思路为重新理解它们提供了其他可供选择的方式。既然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那么究竟存在客观真实性否？历史进程有无规律可寻？

七、主观，还是客观？当今学术界里相对主义的老课题

历史学家中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何处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或者说人类观念和外在事实的关系。这个争论在于是否存在历史真实性，或者在何种程度上这种真实性被认可。作为概念和观念的“历史的”一词是职业历史学家工作的中心。皮特·诺威克 (Peter Novick) 在《高贵的梦想：“客观性问题”和美国历史学的职业》(1988)一书中将观念作为“神话”并使用该术语冀以在职业历史研究中所秉承的“历史客观性”的功能上有所启发。在意识形态一统化的时空中，“真实只有一个”是确凿无疑的；在一个存在争论的环境里，一个多元的观察历史的定位是在各个有竞争性学派中维护职业的庄重性。从历史上看，历史客观性的立场与庄重、适度和秩序的价值观相联系。“在学术圈里，‘客观性’的术语被广泛地指谓公正，一种‘真学者’的无偏见。它还被频繁地用来表达普遍的或者‘多数人的’观点。”[33]真实只有一个，对所有人都一样。排他主义的信念——民族的、区域的、种族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都被当成客观真实的敌人。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出发，诺威克没有支持或反对客观性，而是相信在特定历史语境里的对客观性的个人理解。然而，据他观察，从充满了疑惑、对立和不确定性的1960年代开始，客观性的信念遭遇到前所未闻的困惑。[34]他还注意到自那时以来，特别是美国黑人和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对福柯关于权力和知识关系的论述的钟爱。艾伦·麦吉尔(Allan Megill)及其同事也认为“客观性”并不是中性的。他将历史学家的目标定为“不是展示‘真相’或一些特殊理论和政治方向性的愿望”，而仅是“说明过去”。[35]

海登·怀特(Hayden V. White) 的《史元：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意象》(1975) 一书讨论了主观相对主义 (subjective relativism)。面对 “历史主义 (historicism) 的危机”，他提出了历史叙述中的“制造”(made)而非“发现”(found)的本质。[36]尽管今天绝对主义(absolutist) 的理念似乎被完全抛弃，但是否存在一个真实(truth)的命题依然困扰着历史学家。至于渗透到史学研究的 “语言转折”，社会史学家经常将之归咎为远离历史记载中具体历史条件和权力关系的“语言游戏”。但这种后学的精神和方法渗透到历史学研究中来。卡罗尔·本尼迪克特 (Carol Benedict)关于流行话语与社会变迁在对1894年香港“瘟疫”的个案研究(1996)是一个社会史应该结合语言与物质世界的范例：“话语并不创造世界 (我们所生活的物质社会) ，但却能够触及它，并赋予它其所拥有的各种意义。”[37]

这样的议题通常与一个悠久的疑问连在一起：人类历史中是否存在客观规律？从1970年代以来的趋势是贬低所谓事实的重要性，强调被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所标志的后现代主义中修辞构造中的因素。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怀特认为叙述的故事结构只是作者的工作—即作者们运用各自的修辞质料构织故事。[38]弗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将语言视为一个其意义和秩序的尺度既不是从生活里引进也不是依据个人的创造性工作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所表” (signifiers)和“能表”(signified) 所组成的“符号”(sign)纯粹从它们与语言体系中的其他因素的关系中获得意义和秩序。这种革命性的语言转折最后由后结构主义完成。相对于结构主义将主义的“去中心化”(decenter)，后结构主义的“主体已经死亡”(death of subject) 的口号志在彻底摧毁现代主义—一种理性和主宰世界的主题的存在。德里达强调“所表”和“能表”的意义的联系，全然否定任何结构性的稳定。“能表”只是存在于主体和客体的稳定的指谓关系中的一瞬间，而且也只是存在于“所表”的不确定的、文本之间的游戏。福柯也否认语言世界里的各种元素之间的相互关联，而只是承认游移意义上 (discursive) 的统治、操纵、教谕、控制等个例。[39]

在后学里，客观历史 (objective history) 这一命题的本身存在问题, 因为总体上说来它否认了物质存在的所有可能性；但后学的论述无法取消命题本身，而是从另一方式处理它。德里达阐明了“内在矛盾、不确定和不连续的普遍存在”。斯坦利·菲什 (Stanley Fish) 认为：“意义不是在作者的意图里固有的，也不在文本本身；而是在读者的解释行为里。”[40]

既然自我与他者相区分，两者互不关联；甚至自我由于被解码的“能表”及其不同的解码者“能表”的瓦解而难以定义，把这些分离的质料进行比较似乎没有成效。但是，现实的比较研究已经取得了对自我和他者的有效理解。所以，关键的是如何确定比较研究的角色和如何在当前后学的环境里从事比较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一些后学的精神、方法和术语对纠正以前学术研究的偏见和缺点以取得对历史研究的多种解释不无启迪。

按照乔伊丝·阿普尔比等人的归纳，后学的主要目标是挑战关于知识的客观性和语言的稳定性。”[41]如他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1995) 的自我表白，杜赞奇的动机在于打碎关于民族历史的单一的大一统解释从而达到可选择性的多种历史解释的可能。他所称的“分叉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 旨在同时完成抓住 “过去的分散和过去在时间上的传输”的任务。[42]在解构西方模型和范式主导的现代中国研究中，他强调了一些被埋没的方面和被压抑的现象，例如非政府和公共社会、民间宗教、秘密会社、联省自治等——所有这些内容都“渗入到权力，肢解权力，分离权力。”[43]

为取得不同于以往的流行的历史叙述，杜赞奇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历史的新解释者大约采取了一种历史相对主义的态度：历史过程因解读者不同而包含了不同的涵义。这种虚无主义色彩与后学熏染下的文化主义相关联。[44]但如前对文化主义和比较研究的批评所述，假如没有具体实在的物质基础，离散的质料便没有意义；没有共同的属性或领地，其个性也无从比较。

德里克、张隆溪等人采取了与后学旨趣所支持的新相对主义不同的立场。张隆溪正确地指出了新相对主义在地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缺陷——在没有“道德原则的保障”下而强调文化的差异；而欧洲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也强调和夸大人种、族别和文化的差异性。他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了一个疑问：在认可它们明显、深刻的差别的同时，东、西方文化究竟有无公共的基础？张隆溪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不同和相似互为定义，而且一直在事物中和我们经历的事物中同时存在。”[45]

八、历史学家在重新解释中国历史上的疑问与思索

总体而言，近四十年来的西方中国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重新思考中国历史的探索一直非常时兴，而这与后学的精神和方法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柯文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984) 一书中评介了北美学术界在上世纪中下叶的中国研究概况及其困惑。他还进一步介绍了当代学者重新勾画中国历史的一些创新性方法，以及他自己的若干思考。国内读者对此都不陌生。这里结合其他参考资料，尤其是笔者对近期研究的若干观察，简单归纳为下几点：

1. 西方参考资料和参照系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历史

这种旨在矫正长期以来对中国历史的西方为中心的解释现今已经成为主流。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在中国历史中将中国而不是西方置为中心。柯文概括了重新刻画近代中国的几种新尝试：一是强调以中国固有而不是外在的作为历史评价的标准 (这意味着拒绝用一统化的西方模式对中国历史进行削足适履) 。二是将中华世界分解成小的、便易研究的空间单位。这激发了区域或地方史的研究，从而促进了历史解释的多样化 。三是 “把中国社会看成按等级安排的几个层次”，并注重下层阶级的研究。

如此，当今欧美学界的一个趋势是将中国近现代史看成更“中国的”，而否认1840年是一个决定性的分界点。很多研究者把鸦片战争之后的变化追溯到战前中国社会的内在因素，积极研讨鸦片战争之前的相关问题。然而，这里的一个问题是，相较于之前与之后的其他分期点，鸦片战争是不是中国近期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另外，假使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成立，其适用于传统社会阶段和近现代是否有定义和含义的不同？

费正清的“(西方) 影响/挑战——(中国) 反映/迎战”的范式最先受到冲击。因为这一范式把中国放在了在中、西交互影响的“接触地界”上的被动位置，而西方则被赋予先进的、领导的角色。这是基于停滞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变化只能来自外部因素的前提上。鉴于中西冲突和互动的不同程度的空间分布，柯文主张把近现代中国分解成几个不同的区域；不应该忽视本土的势力，尤其是没有或很少受外来影响的领域。

在处理近现代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里如何看待中国和西方角色这一长时间纠缠不清的问题上，因应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中断与延续，学者们无法回避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柯文认为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精神影响下的西方范式的应用是建立在西方决定性地作用于近代中国的假说上。而近代中国的重大社会经济变化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已经出现。柯文同意修正派的观点：近代中国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受到西方的影响，并因此而复杂化，却是深植于中国本土社会的环境里”， 特别在地方社会的层次上。[46]但是，这里一个显而易见的预设性问题是：假如没有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的进入，中国社会究竟会走向何处？如何解释在近代中国和其他落后地区的改革和革命总是对西方或苏俄的、纵然是“创造性的模仿”？[47]

柯文等人关于社会转化的观点含有相当合理的成分：包含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模式的政治发展的“现代”和“现代型”的词汇导向了将文化和文明千差万别的人类社会划一化的西方中心模式。而且，若逾越时间和空间，歧异和复杂的人类历史就被简化为或者“传统”或者“现代”。[48]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裁判社会变迁的标准？民主？工业化？在研究近现代中国时，面对外来势力打断传统中国社会相对自我运动的事实，我们果真能如柯文、杜赞奇等人所称的那样超越“传统和现代”吗？

2. 变化着的范式和热点

一切范式和术语都有着特定时代的烙印。孙隆基认为1975年以前的北美社会科学研究的辞令充满着诸如紧张、选择、两难、生长、冲突和危机一类的词汇。在东亚研究领域，“文化变迁的冲突”、“知识分子选择的紧张”、“民国时代的保守选择性”、“转型中的中国”、“成长的两难抉择”、“逃脱困境”、“分解中的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中国意识的危机”等。他认为这些都是带着鲜明的冷战时代的标记。逻辑上说，随着1970年代中叶以来两极世界的结束和多元主义以及存在和意识形态的去中心化，这些“紧张”辞令褪色了。[49] 而这正是后学浪潮刚刚兴起的时机。

稍后，黄宗智宣称：“中国社会和经济史领域处在范式的危机当中。”他寄希望于一些内含矛盾假设的命题和悖论，如“没有发展的商品化”、分割的“自然经济”和一统化的市场、没有公民权力的公共空间的扩张，等等。在研究清代诉讼案例中，他提出没有自由主义的法律形式主义的观点。这意味着缺少现代法学清楚描述和自治的民法领域。但清律在民事法务中实行很多特别规定的、正式的条文（诸如继承和过继、结婚和离婚、土地买卖、信用和借贷）。[50]

1990年代关于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讨论一度盛行。这种区别于阶级、国家、社会、民族等传统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和术语，激励了对中国社会组织生活的深入和富有创意的研究，虽然不少学者警告不慎、不当运用这个带有明显目的论和理想化的西方范式裁量中国社会的危险。[51]然而，大而括之，无论是西方学界还是中国学界对中国历史问题的探讨都无法剔除所谓西方的范式。

黄宗智主编的《近代中国》杂志编辑部在1992年主办了一次关于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专题讨论。罗威廉（William Rowe）在清末汉口研究中对这种范式的应用曾广为论者关注，也是这次讨论的一个焦点。在城市化和“公共事务”议论场合的问题上，罗威廉认为茶馆和酒铺在公共事务的公众舆论孕育上起了如同欧洲早期近代咖啡馆那样的催化作用。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孔飞力(Philip Kuhn)、黄宗智等人则认为搬用西方概念有将中国实际变型和扭曲的危险。诚然，中国的和西方的这类形式的确存在差异，而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一些通道在中国具有更长的历史。甚至一些经验主义的研究成果显示出某些公共领域的多面性格，如茶馆扮演着消息中心、消闲和社交处所、临时办公室、交易场合、以及不同社会势力竞争地位和权利的领地的多重角色。[52] 虽然几种不同的观点存在着鲜明的分歧，但论者大都或多或少地承认中国在晚期帝制时代和民国时代与同时期的西方社会有或多或少相似的特征。也许与罗威廉大致持同样立场、但处理方式十分谨慎的冉枚铄的表述显得比较有说服力：公民社会即使在西方各民主社会里也并非沿循一条途径，所以不能希望任何西方模型可以在更不同的中国历史背景里被复制；鉴于该术语的宽阔程度和“公共”在西方语境之外的使用，可以从一个更宽泛的定义看待这个从西方社会抽象出的范式，而将哈贝玛斯(Jürgen Habermas)的模型作为一个特殊的表现。晚期帝制时代的中国发生了某种公共领域的扩张，用卜正民的表述，即“为公共福祉提供服务和资源的地方社会层次上没有政府活动的领地”(魏斐德对卜正民观点的引用)，或者黄宗智所称的“第三领域”。[53]

简言之，发现一种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质是不难的，但应用从其他文化经历里抽象出来的某些范式可以有助于比较研究，加深对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理解。在这点上，尽管对后学以及其他新理论和概念的运用尚处于不成熟状态，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弱点，我们不应该忽视其试验暴露了旧的、一统化解释的缺陷，并催化了多种、替代的解释。

3. 一些具体的方法和技巧

纵然存在对后学理论和方法在历史学中应用的质疑和不满意，其直接和间接启发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在实际研究中还是广泛地被尝试着应用。在“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一文中，对后学在历史学的运用持批评态度的黄宗智其实借用了后学中的一个惯用词表述(representation)去认识“作为正在增长着的阶级斗争的霸权话语和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的分离”。他主张从客观主义的透视中走出来。在他看来，所谓的客观主义主要是“关注客观的而非表示的现实：在结构层次上，是社会经济的和体制上的语境，而非符号的或者游移的形式；在代理的层次上，是行动和事件，而非观念和态度。”黄希望厘清两者的关系。他指出：“旧学术总的说来是将表述和实践、结构和代理分开地研究，分开地争论。”他希望关注于客观领域和表述领域的内在连接。[54]

九、余论

总之，从1980年代初以来，包括中国史研究的西方历史学的诸多重大变化与后学理论和方法的启发和激励不无关系。如艾伦·麦吉尔等学者指出，文化史或新文化史在这些新的历史理解和写作中是最引人瞩目的转折。[55] 然后，最重要的是，“文化”在这里是在一种符号学的（semiotic）或语言意义上被考虑的。历史认识论和历史写作中的一个明显趋势反映在所谓的“语言转折”中。

变化仍在进行中。在2005年出版的题为《实践历史：语言学转变之后历史写作的新方向》的论文集里，赞成“重新”书写历史的各个作者从修正主义的阵营出发，检验最近三、四十年在历史、文化研究等领域里以“语言转折”为主导的重大变化。[56]论文集编辑加布里埃尔·斯皮格(Cabrielle M. Spiegel)使用“语言转折之后”（after linguistic turn）一词来描述最新变化，因为历史思想“在语言转折的框架之内”，但又超出了“它最初的公式和承受”。[57]她认为这种新的修正主义的趋势“导向对主要概念或主要术语的重新理解”，如“话语，主体，代理（agency）, 实践（practice），经验，简言之，作为历史现象的意思和文化”，从而启始了在社会科学领域用“历史转折”（historical turn）取代“语言转折”的到来。[58]例如，她认为话语并不能只在“语言术语”里理解，而应该在如“机构”、“政治事件”、“经济活动”等包涵更复杂化和具体化的现象的更为宽泛的范畴内理解，从而突出物质主义的导向，甚至引申到所谓新的“物质转折”。[59]她引用和使用史学方法中的一个新术语“实践理论”——该术语“在精神启迪上主要是社会的，但含有很强的文化成分。”换句话说，这个新“学派”“宣称了语言转折所热衷的符号学的见识的连续相关性，但在复原社会史的气氛中，通过把结构和实践、语言和形体（body）放到一个‘循环的’、‘不太粘合的’、‘很少连续的’并且总是‘有风险’的系统中的对话式（dialectical）的关系中重新解释它们。”[60] 实践中，“在将历史调查的焦点从“文化”和“社会”的总的图景转移到日常行为和生活的地方场所中”，后语言转折大概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转折”，从而确立历史主义的保留——而历史主义被“理解为我们信条、价值、机构和实践的偶发的、暂时的和社会规定性格的一种确认。”[61]然而，这种历史主义松散的定义和不连贯的理论化为历史学家和社会、人文学科中的其他研究者提供了阐发不同旨趣的更为宽广的空间。[62]

本文论及的只是作者感受较深的与历史研究相关的理论思潮和趋势的概貌，以及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若干反响，并非全面、系统地反映史学界的整体现状和走向。不过，总的看来，不少新一代的历史学家或多或少地受到后学理论和方法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各自的具体研究中纠正和重建以前建筑在现代主义之上的史学研究规范。当然，现在去预估这种伟大实验会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满意的成功还为时过早，但其发展所产生的优势已经显现出潜在能量。总之，通过不断变革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观察、我们的叙述，我们能够增长对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理解。

作者附注：本文来自上世纪末的读书笔记，主要梳理自己的思绪，而没有精力顾及国内外的相关讨论。只是英文版发表时，加了点新内容。本文中文稿的修订得到了孙隆基（Lung-kee Sun）、王晴佳、陶飞亚、钱皓、王志明等师友的指点和帮助，特此鸣谢。

[1] Martin W. Lewis and Karen E.,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76-78.

[2] Edward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78), pp. 3-8。

[3] Edward Said, pp. 71-72.

[4] Robert Young,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120-­121.

[5] Arif Dirlik, The Postcolonial Aura: 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7), p. 5.

[6] Arif Dirlik编, What Is in a Rim?: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acific Region Idea. (Boulder, CO, San Francisco,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3), pp. 3-6.

[7] Gregory Blue, “China and Western Social Thought in Modern Period,” 载于Timothy Brook和 Gregory Blue合编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70-­78, 80.

[8] 参见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的议论。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 224.

[9] Arif Dirlik “Chinese History and Questions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35, no. 5 (December 1996): pp. 99, 101 ff.

[10] Timothy Brook, “Capitalism and the Writing of Modern History in China,” 载于 Timothy Brook和Gregory Blue合编China and Historical Capitalism: Genealogies of Sinological Knowledge, pp. 111-114, 140-145.

[11] Xiaomei Chen,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5.

[12] Longxi Zhang, Might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57, 164.

[13] 从八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等倡导现代化理论与问题的研究，对于打破国内长期以来意识形态规范下的历史教学与研究局面具有开创性意义；这种热衷与关注在国内至今不衰。

[14] Dean Tipps,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ies: A Critical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5 (March 1973): p. 190.

[15] 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64, 65

[16] Paul A. Cohen, p. 92

[17] Dean Tipps, pp. 219

[18] Paul A. Cohen, p. 85

[19] Prasenjit Duara, pp. 5, 8。

[20] Joyce Appleby, Lynn Hun, Margaret Jacob,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4), p. 201.

[21] Joyce Appleby, Lynn Hun, Margaret Jacob, pp. 212-216.

[22] Catherine Hall, Cultures of Empire: Colonizers in Britain and the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17.

[23] 关于后结构主义中的语言方法，可参见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24] Spiegel Gabrielle M., “Introduction,”载于Spiegel Gabrielle M. 编, Practicing History: New Directions in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pp. 1-22, 8, 9.

[25] Judith B. Farquhar, Farquhar, Judith B. and James L. Hevia, “Culture and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f China,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1, no. 2 (Fall 1993): p. 498.

[26] Edward Berenson, “A Permanent Revoluti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1789,” Modern China, vol. 21, no. 1 (January 1995): p. 89.

[27] Arif Dirlik编, What Is in a Rim?: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Pacific Region Idea, pp. 5-13.

[28] Longxi Zhang, Might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a, pp. 1-4.

[29] Philip C. C. Huang,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our Traps and a Question,” Modern China, vol. 24, no. 2 (April 1998): pp. 199-201.

[30] Benjamin Schwartz, “Presidential Address: Area Studies as Critical Disciplin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L. 1 (November 1980): p. 17.

[31] Benjamin Schwartz, pp. 19-20.

[32]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

[33]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of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New York, New Rochelle, Melbourne and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425.

[34] Peter Novick, p. 17.

[35] Allan Megill, with contributions by Steven Shepard and Philip Honenberger, Historical Knowledge, Historical Error: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Practic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109. 他与其同事总结了“客观性的四种意识（sense）——绝对的、训诫的、对话的、程序上的”。参见Allan Megill, pp. 112-24.

[36] Hayden V. White, pp. xi, xii.

[37] Carol Benedict, “Framing Plague in China’s Past,” 载于Gail Hershatter等编Remapping Chinese History: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40.

[38] Hayden V. White, pp. xi, xii. 对怀特来说，历史学家的诗意自觉具有决定性；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使命是勾勒出与暗喻、转喻、提喻和反喻的根本文体修辞类型相符合的史学研究结构。Hayden V. White, 31.

[39] 转引自Steven Best, Douglas Kellner, Postmodern Theory: Critical Interrogation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1991), pp. 19-21, 38-40.

[40] Peter Novick, pp. 543, 544.

[41] Joyce Appleby, p. 201.

[42] Prasenjit Duara, p. 51.

[43] Prasenjit Duara, p. 149.

[44]历史相对主义实际上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二分法的伴生品。显然，站在主观主义的立场上，“相对主义直接导致对客观性性的观念得质疑，因为它颠覆了人们可以为了达到真实而超越出他们自身。Joyce Appleby, p. 7.

[45] Longxi Zhang, p. 13.

[46] Paul Cohen, p. 85.

[47] 周锡瑞关于中国革命的看法颇有见地：尽管中国共产党深深地受一些中国本土因素的影响而具有相当的自主性，但是其主要意识形态来源是舶来的。本质而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与中国文化的主干相抵牾。Joseph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 21, no. 1 (January 1995): pp. 45-76.

[48] Paul Cohen, p. 90.

[49] Lung-kee Sun, “Historians’ Warp: Problems in Textualizing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vol. 2, no. 2 (Fall 1994): pp. 356-357.

[50] Philip Huang (1991), pp. 299, 314-322, 335-336.

[51] 如Bryan Goodman, “Creating Civic Ground: Public Maneuvering and the State in the Nanjing Decade,” 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p. 164.

[52] 邵勤的民国初年南通研究提供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大众文化画面：“茶馆的盛行是当地告诉商业和现代化发展的副产品，但茶馆本身及其文化并不为民国初年正在崛起的文化精英所容纳。事实上，新式文化精英认为茶馆是正在消失的过去的一部分，对新的民国时代有害。”Qin Shao, “Tempest Over Teapots: The Vilification of Teahouse Culture in Early Republic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 4 (November 1998): pp. 1009-1041.

[53] 关于该专题讨论会主要论者的观点及其引用的其他学者的观点，被结集于Modern China, vol. 19, no. 2 (April 1993).

[54] Philip C. C. Huang, “Rural Clas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esentational and Objective Realities from the Land Reform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vol. 21, no. 1 (January 1995): p. 137.

[55] Allan Megill, pp. x, 1.

[56] Cabrielle M. Siegel, pp. xi, xii, xiii.

[57] 同上，p. 1.

[58] 同上， pp. 9-10.

[59] 同上，pp. 10-11, 19-20.

[60] 同上，p. 22.

[61] 同上，pp. 24-35.

[62] 同上，p.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