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若风：从口语化到书面化到数字化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学者万曼在《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中提出，辞赋之前的文学作品多半是口语记录，辞赋以后方为书面写作。

我的导师杨明照先生的导师郭绍虞先生，作为“五四”青年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更早提出了赋是兼有诗与散文特征的“两栖动物”，并且提倡写白话的赋，即“语体赋”——显然，也是在语言转换的角度确定赋的历史定位。

前辈关于辞赋尤其是汉大赋在中国口语化向书面化转折中地位的论述，属于文学史研究。在今天数字化兴起的时候，我认为，如果从写作工具的角度去观察，或许还会有新的发现。提出这一点，不只是要为前人的文学史论述提供佐证，更想为今天的数字化提供一些参考。从口语化到书面化，再到数字化，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从前人到我们在表达上经历的不同阶段。而总结口语化到书面化转变过程中的得失，对数字化应该有借鉴意义。

今天的数字化，当然包括用数字化方式进行文学艺术表达，但远非只是这些，它正在“描摹”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层面、环节。无论工业、农业、商业，还是其他各种行业 ，无论是产业数字化，还是数字产业化，无论是原始记录还是智慧化处理，都是对于事物的崭新“表达”。

其实，前人每当有新的表达手段出现的时候，就会有“揽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陆机《文赋》）的愿景。伏羲画卦，虽然卦象有限，但可推演出无限，因此将天地万象容纳其中。不过，这毕竟只是推演，而且是抽象的卦象，古人还是希望有进一步的工具直接描摹万物。经过漫长的努力，汉赋出现了。汉赋的“杠把子”司马相如道出了他们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因此，赋的题材林林总总，包罗万象，梁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中，将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等十五类，文字表达的内容和题材空前广泛。汉赋的作者心雄万丈，固然与汉代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有关，与此时文化上雄视阔步有关，更与获得了新的书写工具、找到了书面化的最佳载体——赋有关，就如同今天我们找到了数字化，要用数字化为各行各业赋能。汉代是无物不可赋，今天是无物不可“数”（数字化）。

中国的书面化历史，是从有文字开始的，因此其源头可以上追到远古时期最原始的文字，刻写工具相继是石块、金属等，承载工具则是甲骨、金石、砖瓦、竹木、绢帛等，当然取得了伟大成就，比如历史典籍、诸子百家、《诗经》、《楚辞》。但是，书写工具还是限制了文化的发展，“简重缯贵”，成本太高。

书面化是从笔和纸取得双重突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秦代“刀笔吏”改进了毛笔及书写方法，并且简化汉字，编订字书，以标准化的方式，加快了书写速度和阅读效率。从“汉居延笔”可以看出汉代制笔的重大进展，特别是将笔头纳入笔杆腔中，并且笔毫也在摸索中找到合适材料与搭配，书写快捷便利。纸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进，《后汉书》说：“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这当然不是后来所说的纸。1957年在西安发现的“灞桥纸”已经被学界大致确认为是“西汉古纸”。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法，带来纸的普及，是书面化的里程碑。西晋时左思《三都赋》引发“洛阳纸贵”，说明纸已经不是很贵。笔和纸的改进，书写工具的革命，为书面化提供了技术支撑。

数字化作为一种记录、储存、传播信息的符号体系，与历史上所有书写工具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书面化经历几千年才完成，而数字化经历了上百年，近些年来加快了节奏，现在正迅猛推进，其过程要多长时间完成，不好预测，主要是看它的发展方向和路径，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技术更新节奏远非昔日可比。而书面化与数字化，作为符号体系和表达方式上的重大革命，有着惊人的相似。

口语化向书面化转化的发力点就是汉赋。两汉四百年，赋可谓盛极一时，席卷整个时代和几乎所有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汉赋（这里主要指西汉时期的大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如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代表着各自的时代。正因此如此，前辈学者把口语化向书面语转折的节点锁定在汉赋上。今天由书面化向数字化发展，恰恰也可以从汉赋中找到共同之处——或许，这些共同之处是人类所有表达方式转换时期的基本特征。

西晋陆机在《文赋》指出，赋的特征是“体物而浏亮”，意思是赋能精准描摹事物而且生动形象，这恰恰也是今天数字化的追求：

首先是状物。所谓赋是由诗向散文的转移，实际上就是由以抒情为主向写物为主的转移。由于书写工具的便利，人们随心所欲地描写他们所想描写的事物，见山写山，见水写水，大到宫殿都市，小到草木虫鱼，而且，笔法细腻入微，淋漓尽致。特别是汉大赋，用汹涌般的排比、递进手法“铺陈其事”，反复渲染，“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如果说汉赋是万物可“赋”，数字化时代则是万物可“数”（数字化），而且，数字化在展示对象的技术手段上远超以往所有书写工具，尤其是有超写实、高保真的特征，有渲染、沉浸的效果，有智能化、智慧化的能力，宏观则万里尽览眼底，微观则纤毫毕现，对世间万物“一网打尽”。

其次是体察。汉赋作者在“天人合一”、“物我一理”的理念下，相信不仅万物皆备于我，并且万物也通过我的体悟得以呈现，比如在作品中有大量的拟声词、拟形词，不嫌繁复，可以说是丰辞缛藻、穷极声貌。而且，在描写中对应人的情感，情景交融。数字化在这方面的进步就更明显了，特别是沉浸式技术、虚拟技术，能全方位地触达人的各种感官，甚至作用于人的五脏六腑和神经系统，文生视频和元宇宙的出现，明显强化了感知和接受效果，并且能激发想象力，形成共情，使得各类数字化对象有了不同程度的“情绪价值”。

第三是生动。司马相如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葛洪《西京杂记》）。作为诗与散文的中间桥梁，赋兼具诗与散文的艺术之长，用情志感动人，用文采打动人。今天的数字化，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合流。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符号体系和表达工具，既是科技创新，也是文化创新，因此与艺术有着天然的亲缘性，今天广泛覆盖经济社会生活的数字化，往往融入了艺术的色彩，带有艺术形象和气质的虚拟人、数字人，具有艺术氛围的虚拟场景、元宇宙，进入众多行业，因地制宜地将艺术内容、艺术形式、艺术调性、艺术精神赋能各类行业。

以汉赋为标志的书面化，与今天的数字化相同之处还表现在：

一是新旧表达工具混合。万曼在《辞赋起源：从语言时代到文字时代的桥》指出，在口语向书面转变过程中，赋的口语特征又可上溯春秋时行人辞令与“口赋”因素，因此赋中的连绵形声保存的口语性，在于“司马相如和扬雄虽然把汉赋发扬成纯文字的制作，但是他们都没有忘掉它的根源在语言”。数字化当然不会取代书面化，就像书面化不会取代口语化。从前是书面化与口语化二者并存，未来是数字化与书面化、口语化三者并存，在数字化过程中，也会发挥口语化与书面化的长处，特别是要借鉴在口语化和书面化方面已经形成的规律和审美经验。

二是虚拟与现实混合。正如前辈学者所言，汉赋“本于庄、列寓言”的虚拟，吸收了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楚辞作家的手法，具有体物写实与神话想象相结合的审美取向，因而作品产生了“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 的艺术效果。数字技术的显著突破，就是采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的方法，打通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边界，与汉赋中神话与现实交错并举，可谓异曲同工。

三是多种表达手段混合。赋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文体，兼具二者之长。赋在句式上吸收了《诗经》与楚辞各自的手法，特别是受到骚体赋的影响。赋以写物为重点，但仍不忘写志，因此，在“赋比兴”三种手段中以“赋” 主，但“比”、“兴”也是重要方法。数字化的综合性优势更是从前无法想象的，文字、图象、声频、视频、文生视频、元宇宙，行当齐整，而且总体趋势是向综合性方向发展。

汉赋问题是口语化向书面语转化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应当成为今天向数字化转型的前车之鉴，特别要防止在获得工具解放时容易走上“过犹不及”的歧途。或许我们应记住布莱希特说过的：“不要从旧的好东西着手，要从新的坏东西着手”。书面化时代，汉赋作者无法将所有的内容付诸文字，数字化时代，我们仍然无法做到这一点，“言不尽意”、“半折心始”，同样适用于数字化，这是所有表达手段的“宿命”。汉赋为人诟病的主要是三个方面：

一是推砌。汉大赋篇幅冗长，动辄洋洋万言，不堪卒读，比如《上林赋》有一节写水的：“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狭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滭弗宓汩，逼侧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冽，滂濞沆溉。穹隆云桡，宛潬胶盭。逾波趋浥，涖涖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霣坠，沈沈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濦漂疾”。今天的数字化，也要防止这种倾向，至少不要以此为赛道。如果说汉赋推砌的是文字，数字化推砌的是则是声音、图像、动作等等，只想着做加法，没有认识到做减法同样重要。数字化固然有“全面”记录和展示对象的优势，但事实上，任何记录和展示都是经过选择的，所谓“全面”并不存在，因此，中国的审美智慧是虚实结合，不宜太满，要会留白，采用典型化的方法，对材料精挑细选，抓住重点，突出特征，给想象留下空间。

二是炫技。汉赋作家学问很好 ，有小学功底。小学，是经学的一部分，即“字学”。刘师培认为汉代扬雄、司马相如等人取得赋学成就，是因为在小学上有很深的造诣，”观相如作《凡将篇》，子云作《训纂篇》，皆史篇之体，小学津梁也。“（《论文杂记》）汉赋作家精通文字学，甚至能编字典，因此在文中大量使用奇文僻字，甚至随手造字，往往是舍本逐末。其实，今天的数字化又何尝没有这个问题呢？当然，目前的数字化发展，首要矛盾还是数字技术不够完善，还没有成为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因此要加强技术攻关，但是也应注意到，形式要服从内容，要想实现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目标，光靠技术是不行的，有时还可能适得其反。

三是迷失。汉赋，特别是汉大赋，最突出的问题，是在琐碎、浮夸中迷失了根本，迷失了自我，甚至忘记了著文的本意。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指出，很多汉赋作者只注意细微未小，抓不住主要的东西，结果就像花朵太多妨碍了枝干，过于肥胖损害了骨骼。今天，在数字化的过程中，无论是面向文学艺术，还是面向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应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体现真善美的价值取向。

从口语化到书面化，又到数字化，这种符号体系的演进、表达工具的革命，反应了文化乃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律动和走势：

——大众化。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是用于把握并记录“天意”，伏羲画卦，龟甲占卜，史巫不分，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字在中国古人的心中是很神圣的，它隐喻着“天机”，所以仓颉造字才会“鬼神哭，天雨粟”。从甲骨文到钟鼎文，再到简书、缯书，实际上是完成了由神到人的过度。随着书写工具的优化和书面化的普及，这种文化权力又由权贵向平常人转移，从“神化”到“人化”，进而到“大众化”。今天的数字化，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用，是文化民主和科技平权的重要体现。

——生活化。中国美学是生活美学和生产美学，体现在汉赋中，也体现在数字化中。从口语化到书面化到数字化，是对日常生活的进一步下沉、对生产过程更广泛的渗透。生活化，是数字化在中国落地快、覆盖广、扎根深的重要因素。

——艺术化。中国历史上文学自觉是在魏晋六朝才实现的，因此，汉赋作者并没有清晰的文学目的，但是，当他们面对世间万物时，强调要经历心物一体的写作过程，要有借物明志的审美效果。今天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过程中，也在越来越自觉地追求物质性与精神性、功能性与审美性的统一，数字化赋能各类生产生活的过程，也是中国艺术精神开枝散叶的过程。

作者简介

孙若风

文学博士，高级记者，博导。全国旅标委主任，全国文体康旅装备联盟理事长，中央美院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文化产业协会文化元宇宙专委会首席专家。工信部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委宣传部与兰州大学共建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中国工业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农业出版社顾问。中国散文学会校园文学专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