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永明|湖湘道统建构视野中“朱张之绪”的形成与影响

【摘要】“朱张会讲”是湖南地域学术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在湖湘道统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自南宋中期开始，随着理学地位的不断提高，湖湘学界将“朱张会讲”与湖湘道统相联系，刻意彰显、突出朱张会讲的意义，以此强调湖湘学术的正统性、正宗性和湘学在儒学主流中的地位，使“朱张会讲”作为符号化事件，逐渐演变为湖湘道统传承中具象的“朱张之绪”。到了清代，“朱张之绪”获得了官方认可，其所指涉的精神传统，也深刻影响了湖湘士人的精神世界。

“道统”指儒家学说思想系统的传承谱系与脉络。道统意识从孔孟开始就已经萌芽，唐代以及北宋时期的文献中已出现了“道统”一词，历代学者也提出了各种关于圣贤之间一脉相传、接续不坠的儒学传承谱系，并在宋代早期形成了多种道统传承谱系并存的局面。但是，“道统”一词直到朱熹及其弟子黄榦那里才具有明确内涵，成为普遍使用的热门词。宋代以后的儒家学者，往往通过对道统的讨论表达接续圣道、弘扬儒学使命的自觉，阐明对儒学本质及其精神内核的认识。对道统谱系人物的选择，体现了学者对儒学基本精神和发展方向的理解，对其思想学术、价值观念具有导向作用。

在湖湘儒学发展过程中，道统建构是重要的一环。众多湖湘士人力图在儒家道统论的整体框架中，充分挖掘利用本土资源，建立起具有湖南地域特色的道统传承谱系，从而彰显湖湘学术在儒学整体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地位，确立湖湘儒学的方向与特色，激发湖湘士人就近取譬、步武前贤的精神动力。南宋以后，因由对乾道三年（1167）朱熹、张栻岳麓会讲这一文化事件的意义赋予而不断建构的“朱张之绪”，获得了学界的不断推崇与朝廷的最终确认，成为湖湘道统的重要内容，深刻影响了湖湘思想文化的发展。

一、湖湘学派及朱熹对周敦颐的推尊与湖湘道统的奠基

在湖湘道统的建构中，周敦颐道统地位的确立具有奠基作用。宋代之前，儒家道统传承谱系中的人物都来自于当时文明较为发达的黄河流域。关中、中原、齐鲁等华夏早期文明的核心区域孕育了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等道统谱系中的核心人物。湖南僻处洞庭湖之南的丘陵山地之中，自古为“四塞之国”，民性倔强、风气锢塞，号称“荆楚南蛮”之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位置。直到宋代，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之下，湖南才成为理学发展与传播的重镇，开始在儒家思想的学术地图中占据重要位置。由胡安国、胡宏所开创，由张栻集其成的湖湘学派集聚于衡岳之间，在南宋前中期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人纂修的《宋元学案》赞其“在当时为最盛”。

文化格局的变化催生了思想观念的改变。宋初以来道统观念逐渐强烈，在各种道统传承谱系纷纷涌现的文化氛围下，活跃于学术前沿的湖湘士人的道统意识大大增强，他们对儒家的精神实质与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此同时，宋代儒学的地域化发展，也使得不同地域的学者们开始重视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看待儒学。湖湘士人在传承圣道使命感的驱动下，注重发掘本土学术思想资源，开始了对湖湘道统的建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者开始推尊周敦颐，阐发其思想意蕴，强调周敦颐接续道统的地位。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入仕以后，游宦于湖南郴州、永州、邵州等地多年。在北宋时期，周敦颐的人品、治绩为人称颂，但其学术的价值却远未为人所认识。朱熹称：“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怀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

湖湘学派学者对周敦颐的推尊始于胡宏。他在《横渠正蒙序》中明确地将周敦颐与邵雍、二程、张载并称，视其为孔子、孟子之后接续统绪，使得一息奄奄的斯文之气得以重振的“贤哲”。在《周子通书序》中，胡宏还强调周敦颐与二程的授受关系，凸显周敦颐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地位，认为其历史功绩可以与孔孟相提并论，对周敦颐的推尊之意非常明显：“道学之士皆谓程颢氏续孟子不传之学，则周子岂特为种、穆之学而止者哉?……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

继胡宏之后，张栻也对周敦颐的学术成就与地位加以推尊。他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思想意蕴加以阐发，同时撰写了《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韶州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等文章，基于儒学发展的宏大背景肯定周敦颐直接接续孔孟，使儒家道统复明于世：“惟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举而措之，则可见先王之所以为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复明。”“世之学者考论师友渊源，以孔孟之遗意复明于千载之下，实自先生发其端”。这些论断，彰显了周敦颐之学在儒家道统中的重要地位。

张栻弟子彭龟年亦崇奉周程，他称颂周敦颐与二程在儒学衰微、圣道危殆之际抗击佛老、复兴儒学、力挽狂澜：“世无邹孟氏，圣道危于丝。学者迷统绪，扰扰徒外驰。况有释老辈，窃窥如鬼魅。若彼疑似说，陷我高明资。伟然周与程，振手而一麾。”在彭龟年看来，周敦颐是孔孟之后使儒家之道焕然复明的标志性人物，也是儒家道统的接续者。

胡宏、张栻等湖湘学者对周敦颐的大力推崇影响了与湖南渊源深厚的朱熹。陈荣捷曾指出朱熹论太极、注释《太极图说》，缘于乾道三年（1167）的长沙之行。正是此次长沙之行后，朱熹开始多次厘定、校勘周敦颐的著作，对周敦颐表现出极大兴趣。朱熹在胡宏、张栻的基础上，又撰《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等著作，阐发周敦颐之学的理论价值，充分肯定周敦颐的道统地位。在朱熹看来，周敦颐“不由师传，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领要”，在理论上有精深的研究，其学术经过二程发扬光大，到达了“使夫天理之微，人伦之著，事物之众，鬼神之幽，莫不洞然毕贯于一”的高度，从而使得周公、孔子、孟子之传，焕然复明于当世。因此，周敦颐“得乎斯道之传”，是圣贤道统的接续者。朱熹更直接指出周敦颐“心传道统，为世先觉”，非常明确地肯定了周敦颐的道统地位。

经过胡宏、张栻、朱熹等学者的推尊与阐发，周敦颐思想学术的理论价值逐渐彰显，“道学宗主”地位进一步确立。到南宋中后期，周敦颐在儒家道统传承谱系中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公认。

湖湘学派及朱熹对周敦颐道统地位的肯定，固然是基于对周敦颐在儒学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而提出的，但是在宋代儒学地域化发展的背景下，他们也同样是将周敦颐置于地域学术视野中加以讨论的。如胡宏将周敦颐及北宋理学诸大儒与不同的地方学术传统相联系：“是以我宋受命，贤哲仍生，舂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张栻论及周敦颐时，也往往强调其来自道州、出于舂陵，地域意识非常强烈：“侍坐正夏堂，论濂溪为道学宗主，乃在道州，可谓此邦盛事。”“濂溪先生实出于舂陵焉。……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乡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间，及寓于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他们推尊周敦颐为“道学宗主”，又强调他与故乡“道州”以及“濂溪”的关联，彰显了周敦颐对于湖南地域学术的意义，也强化了湖湘学术传统与儒家道统的联系。从儒学的整体发展角度看，周敦颐被推崇为儒家道统的接续者，使得儒家道统得以绵延，为宋代儒学发展打开了新空间，其意义不言而喻。从地域儒学的视角看，对周敦颐的推尊与周敦颐道统地位的确立，也为湖湘道统的建构提供了宝贵的本土资源，使湖湘道统的传承具备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为湖湘道统的建构打下了基础。

在周敦颐道统地位确立过程中，朱熹与张栻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对于湖湘道统建构中“朱张之绪”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朱熹、张栻对周敦颐之学的认同和阐发，以及二人在推尊周敦颐地位上的种种努力，表明了“朱张之绪”与周敦颐之学内在而深刻的联系。朱、张二人一方面揭示了周敦颐之学的深刻内涵和理论高度，吸收了周敦颐之学的理论思维与思想资料，甚至将诠释、发挥周敦颐《通书》《太极图说》作为自身思想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自己的理论创新，将自身的见解、体会融入对周敦颐之学的阐发与诠释之中，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周敦颐之学的理解。可以说，朱、张二人在推尊周敦颐，确定周敦颐道统地位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后来他们自身被纳入湖湘道统传承谱系、“朱张之绪”成为湖湘道统的重要内容埋下了伏笔。从周敦颐到朱熹、张栻，湖湘道统的传承可谓统绪相继、一脉贯通。

二、“朱张会讲”的意义建构与“朱张之绪”的逐步显现

南宋乾道三年（ 1167 ）的“朱张会讲”是湖湘文化史上被反复言说的重要历史事件，在湖湘道统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朱熹与张栻都在进行艰苦的学术理论探索，有很多困惑和思考亟待辨析探讨。他们作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有着共同的学术渊源，但经过数代传承之后，二人已处于不同的学术传承脉络中。会讲之前，朱熹、张栻已多次书信往还，切磋交流，互相启发。但是由于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难以通过书信方式及时、详尽地表达，二人当面商讨的愿望非常强烈。

乾道三年（1167）九月，朱熹携弟子自福建崇安到达长沙。在此后的两个多月中，朱熹、张栻“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就《中庸》之义、太极与知行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他们坦诚相见，惟理是求，折中于理，讨论非常激烈。王懋竑《朱子年谱》称：“是时，范念德侍行，尝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朱张会讲”的影响很大，当时许多湖湘士子聚集于岳麓听讲，盛况空前。通过会讲，朱、张二人取得不少共识，但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所以朱熹在给张栻的赠诗中一方面说“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另一方面也说“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

会讲对朱熹、张栻的理论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二人互相论辩而又互相取益，促进了理论思考的深入。同时，“朱张会讲”也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自由交流对话、相互质疑论辩的先河，为传统书院增添了兼容开放的精神内涵。不仅如此，“朱张会讲”还提升了岳麓书院的学术地位，扩大了湖湘学派的影响，使岳麓书院成为声闻遐迩的理学传习基地。

对朱熹、张栻而言，“朱张会讲”是一次在学术建构过程中为解决自身困惑、启发思路而进行的跨区域学术交流与对话。当时，朱熹、张栻均不到40岁，虽然所探讨的是理学的理论前沿问题，但是二人的学术体系此时仍未成熟。从朱、张二人的相关诗文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这次会讲的认识和定位十分明确，就是相互切磋和对话。

然而，自南宋中期开始，随着理学地位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当朱子学逐渐成为学术主流并上升为官方哲学之后，“朱张会讲”作为朱子的重要学术活动，被历代许多学者以“倒放电影”的方式，进行了一种追溯性的叙述，并赋予其新的意义。许多学者将“朱张会讲”与湖湘道统相联系，刻意彰显、突出“朱张会讲”的意义。一方面在儒学的整体发展视野中强调湖湘学术的正统性、正宗性，表明湖湘学术已经超越了湖湘的地域局限而居于儒学主流；另一方面也在湖湘道统的建构过程中强调朱、张接续道脉的地位。应该说，这一后人对“朱张会讲”的意义建构，虽然有历史事实作为基础，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新意义的赋予与添加，甚至在代代相传过程中，这种新的意义还被不断强化。承载这些意义的“朱张会讲”作为符号化事件，也逐渐演变为湖湘道统传承中具象的“朱张之绪”。

最早将朱熹、张栻纳入湖湘道统的，是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到十七年（1224）任知潭州（今长沙）兼湖南安抚使的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他在湖南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湖湘文化有深刻的认同，称誉“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他理绎出一条宋代湖湘儒学从周敦颐到胡氏父子再到张栻、朱熹的传承发展脉络，认为湖南前有周敦颐“上承孔孟之统，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安国、胡寅、胡宏父子，“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很显然，在真德秀这里，朱熹、张栻已经被列入湖湘儒学发展脉络之中。

不仅如此，他还强调朱、张之学“集大成”的地位，突出朱熹、张栻二人的重要性：“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在《先贤祠》一文中，真德秀更是直接将张栻、朱熹与周敦颐、胡氏父子一并作为孔孟道统的接续者，肯定二人光大斯道的贡献：“圣学不明千有余载，数先生相继而出，遂续孔孟不传之统，可谓盛矣。惟时湖湘渊源最正，盖濓溪之生，实在舂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闻于伊洛者设教于衡岳之下。张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讲明论著，斯道益以光大。然则天之生数公也，所以幸天下与来世，而湖湘之幸抑又多焉。”作为曾经任职湖南的官员与学术声望日隆的理学家，真德秀“湖湘渊源最正”的评价，大大提高了湖湘儒学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对湖湘道统的建构、传承脉络的梳理以及将张栻、朱熹置于湖湘道统传承谱系的认识，开启了湖湘道统建构中“朱张之绪”逐步呈现的进程。

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在《岳麓书院重修记》中也从湖湘道统传承的角度加以阐述，列出了由周敦颐上接孔孟不传之绪，下启朱张之学的传承脉络：“孟子以来，圣学无传旷千数百年之久。衡岳之灵，钟为异人，而有周子生于湖广之道州，亚孔并颜而接曾子、子思、孟子不传之绪。其源既开，其流遂衍。又百余年，而有广汉张子家于潭，新安朱子官于潭。当张子无恙时，朱子自闽来潭，留止两月，相与讲论，阐明千古之秘，骤游岳麓，同跻岳顶而后去。”值得注意的是，吴澄对湖湘道统的这一追溯，并没有完全承袭真德秀的叙述，而是略过胡氏父子，以朱熹、张栻直接周敦颐。湖湘道统传承环节的这一简化，更加凸显了朱、张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吴澄还从“阐明千古之秘”的高度肯定了朱、张的理论贡献，进而将“朱张会讲”视为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凸显“朱张会讲”在岳麓书院乃至整个湖湘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至此，“朱张之绪”已经呈现得相当清晰。

到明代，以《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的颁行为标志，程朱理学成为官学学术，占据学界主流地位，朱熹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在各种祠祀中，湖湘士人将朱熹、张栻作为道统的象征加以祭祀，“朱张会讲”也成为湖湘道统传承中的标志性事件。很多书院都有祭祀朱、张二人的场所，岳麓书院早就设立专祠祭祀朱、张二人。明成化年间，长沙知府钱澍在修复岳麓书院后，就“肖先圣先贤之像于前殿，肖晦庵、南轩之像于后堂”，表达对朱、张的尊崇。岳麓书院开始专门祭祀朱、张，反映了湖湘士人对朱、张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地位的认识。弘治七年（1494），通判陈钢“剪辟荒榛，创建讲堂数楹，列诚明、敬义二斋，北向祠祀朱、张二先生，曰崇道”。崇道祠的建立及其命名，显示出非常强烈的尊崇朱、张的意味。

明代，岳麓书院对朱、张的推尊又达到了新的高度。时人关世忠在谈及岳麓书院修复时指出，岳麓书院是朱、张“讲道过化”的文化圣地，“今学者承朱张之教，而天下坐享道学讲明之功，顾乃使其遗址荒榛如此，不亦可为人文世道之叹也哉”，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朱张之教”的重视。曾任长沙知府的陆相在《时祭朱张二先生文》中称朱、张二人“承诸儒之统绪，立百代之旌麾”，将朱、张作为道统传承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督学湖南的学道陈凤梧强调朱、张对于岳麓书院乃至湖南的深刻影响：“岳麓书院实晦庵、南轩二先生讲道之所，距今数百余载，而流风遗化尚有存者。”“岳麓之有书院，距今三百余年。屡废而复兴，益著而不朽，岂非朱、张二先生道德大儒过化之地，自有以兴起人心于百世之下而不容已者乎!”岳麓书院山长陈论对“朱张之教”尤为重视，盛称“朱张会讲”对岳麓书院称首当时的深远影响：“唯时有晦庵朱子、南轩张子相与交会，讲明性道，教于其中。自是岳麓为天下四大书院，称首当时，颂为小邹鲁，不诬也。”陈论于正德九年（1514）编纂《岳麓书院志》，其中卷一立《圣学统宗》，明确“朱晦庵、张南轩二先生道承先圣之统”，卷四又有《晦庵南轩岳麓讲道之图》，全书辑录了大量与朱、张有关的诗作、记文、序跋、赞辞、祭文，是一部以朱、张为核心，充分体现其道统地位的“书院志”。

明正德、嘉靖时期，朱、张二人在湖湘道统传承中的地位获得了更大范围的认同。正德三年（1508）贬谪贵州的王阳明途经长沙，特地拜谒岳麓书院朱张祠，以“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殿堂释菜礼从宜，下拜朱张息游地”的诗句表达其尊崇。嘉靖初年监察御史邓显麒游览岳麓，留下了“衡岳气势嵩华齐，朱张道统尧舜续”的诗句。这表明，“朱张道统”不仅为湖湘士人所认同，也已经成为当时全国许多士大夫的共识。

嘉靖三十八年（1559），理学学者徐爌书“正脉”二字于岳麓书院朱张祠，强调朱张为儒家之道传承中的正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董策《重修岳麓书院记》称朱熹与张栻往来，反复辩论《中庸》之旨，有“继道统，开来学”之功。万历年间学者李腾芳《重修岳麓书院碑记》还在儒家道统传承谱系的叙述中突出朱、张在湖湘道统中的地位：“盖道统自尧舜递传，集大成于孔子，而子思、孟子乃其继嗣宗派。……而道州崛起，河南嗣之，理学名儒，四方响答。而湖南良悟，讲明圣学渊源者，则晦庵、南轩二公，实又一开辟于兹矣。”明末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从道统传承的角度，以“倡道作人”评价“朱张会讲”，还“修朱张二先生祠，竖坊二面：曰圣道中天，曰继往开来”，以牌坊这一具象的方式宣扬朱、张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

三、康熙、乾隆时期朝廷对朱张道统的确认

到明末清初，作为湖湘道统重要内容的“朱张之绪”已经清晰呈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宋明时期众多湖湘士人、寓湘学者及湖南地方官员对朱熹、张栻学术的推崇，对朱、张岳麓会讲意义的阐发不绝于耳，但这些声音和举措仍然主要来自学者、地方或湖湘本土层面，并未得到决策者或全国层面的关注与认同。这种情况在清代发生了改变。

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湖南巡抚丁思孔“因念书院为先贤讲明理学之所，实与治化有关”，开始修复岳麓书院。告成之后，丁思孔上疏请求康熙帝为岳麓书院赐匾赐书：“御书匾额，并日讲解义诸经书，统祈颁赐，悬贮其中”。疏中提到朱、张岳麓会讲之事称：“张栻、朱熹等相继于此讲学，四方学者至数千人。”对于这一请求，清廷批复称：“移咨翰林院，查取湖广《长沙府新志》，书内止载有张栻在岳麓书院作记，并未载有张栻、朱熹讲学之处。”因此让丁思孔将此事核查明白。于是丁思孔上第二疏，详细介绍岳麓书院历史沿革，尤其着重介绍了乾道三年（1167）朱、张岳麓会讲始末、淳熙四年（1177）朱熹知潭州时“学兼岳麓”、增广学舍的情形以及宋明以来对朱、张的崇祀，最后明确“因考长沙新、旧《府志》暨《宋史》及文集诸书，张栻、朱熹确曾于此讲学，其新修本省《通志》虽书院本条之下未经备载，而亦散见于岳麓山图注及祠祀、古迹、名宦诸条之中”。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颁赐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给岳麓书院。

丁思孔请赐书额事件进一步凸显了“朱张会讲”的重要意义。细思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丁思孔在第一疏中对于“朱张会讲”的意义阐述不足，着墨不多。虽然后来作出了“前疏不敢多为援引，以滋繁冗”的解释，但是奏疏因为未能抓住关键点，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当时朝廷实际上对湖湘人士心心念念、引以自豪的“朱张会讲”史事了解有限。所以朝廷虽然关注到上疏中谈到的“朱张会讲”，意识到这一事件可能具有的价值，但是仍然难以决定是否赐额颁书，在交翰林院查阅资料过程中又产生了误会，认为《长沙府新志》未记载朱、张讲学一事，由此导致了命丁思孔确查明白再议的结果。在第二疏中，丁思孔紧紧围绕朱、张二人展开对岳麓书院历史的叙述。当时，康熙帝推重理学，对朱熹尤其尊崇有加，称颂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在朱熹儒家道统正宗地位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丁思孔第二疏的核心内容强调朱熹与湖湘的内在关联，突出朱张会讲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湖湘文化的深远影响，迅速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和认可。显然，朱张会讲这一符号性事件才是当时清廷关注的重点，也是岳麓书院获得赐额赐书的决定因素。

岳麓书院最终获得来自朝廷的赐额赐书，意味着“朱张会讲”所象征的“朱张之绪”得到了官方的确认，在湖湘道统的建构中具有了确然不拔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以朱、张为核心内容的湖湘道统是一种复合型道统。在宋代以后，朱熹地位不断提高，逐渐成为儒家大传统的标志性符号，而张栻则是湖湘文化中影响巨大的代表人物。湖湘文化的建构，既需要地方文化资源作为基础，也需要国家层面儒家大传统的融入以确证其正宗性。因由“朱张会讲”这一结合点，湖湘士人整合两种资源，在湖湘道统建构视野中展开对“朱张会讲”的叙述与意义赋予，最终获得官方认可，促成了朱、张道统的确立。

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岳麓书院获康熙帝赐额颁书无疑是一大盛事，在湖湘道统建构中具有深远意义。这也是丁思孔在第二疏中所表达的期待。他在奏疏中说，请求康熙帝赐额颁书，目的在于“使士子恭观宸章，仰窥圣学，益深忠爱之思，更明理学之统”。象征朝廷权力“在场”的御书匾额和颁赐的书籍，会唤起忠爱之情，也会使湖湘官员与学子增强道统意识，深化对“朱张之绪”在湖湘道统中意义的理解。康熙二十六年（1687），丁思孔在新修《岳麓书院志》序言中将岳麓书院定位为“明道继统”之地：“岳麓之重系于书院，皆诸儒明道继统之地，非直登临游览之资也。”他叙述了周敦颐以来湖湘道统的传承：“濂溪先生出于道州，首明圣贤性命之学，继往开来。自是道统相传，龟山、文定、南轩、晦庵诸先生皆于此地讲学设教，造就生徒，学者之盛至比潇湘于洙泗。”如果将此序与第一次疏请院额的文字稍加对比，可以看到丁思孔对湖湘道统的传衍有了更加深刻的体认。同时期的湖南布政使黄性震在《岳麓书院志序》中也从倡扬道统的角度点出了康熙帝赐额颁书的意义：“我皇上亲洒御墨，悬额学宫，又辑经书颁行讲院，直欲使斯文正脉、道学渊源如旭日之丽中天。”

岳麓书院获赐匾额和书籍的盛事，使湖湘士大夫们欢欣鼓舞。在悬额庆典当日，贺诗纷至沓来。在这些庆贺诗中，朱、张道统是核心内容。如祁曜徵《钦赐岳麓书院御书扁额恭纪二十韵》有“道心追孔孟，学术溯朱张”之句，张维霖《四月十六日恭纪》有“道重朱张新栋宇，书传虞夏刻螭虬”之句，朱前诒《四月十六日》有“振兴学校播教化，重新书院绍朱张”之句。官方确认朱、张道统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又通过地方士人的诗作得以放大。

乾隆九年（1744），经湖南巡抚蒋溥疏请，岳麓书院获赐御书“道南正脉”匾额。这是50余年之中岳麓书院再次得到来自官方的褒扬，“道南正脉”的定位更表明朱、张在儒家道统传衍中的正宗地位得到了直接确认。相对于康熙御赐的“学达性天”匾额，“道南正脉”匾额具有更多道统意味。出自二程的“道南”典故，也表明“正脉”的评价所褒扬的是作为二程后学的朱熹、张栻。对此，湖湘士大夫也是有透彻理解的。当时学者刘绍濂虽然感慨“如斯大典，百年中两见，岂独多士之幸，亦气运所由绵也”，但他并不将盛事重现归结于气运，而是强调朱、张学术的高度以及传道讲学的影响和声望，认为“岳麓往自宋开宝间郡守朱洞肇创书院，南轩、考亭相继讲学，潇湘有洙泗风，盛名轰宙”。“朱、张二夫子妙契太极，微言要旨形诸赠答，千载可印也”。

如果说两次颁赐匾额表明官方的态度，那么在此前后许多学者的文字，则从不同侧面显现出当时士人对朱张传统的认识。不少学者将朱、张视为岳麓书院的灵魂。如康熙年间诗人查升在其《岳麓书院赋》中，直接称岳麓书院为“朱、张二夫子书院”。雍正年间主掌岳麓书院的易宗涒作《岳麓书院记》，从地理位置上说岳麓书院“踞湖南之胜地，固重矣”，“又有朱、张两大儒讲学其间，而地又以人重也”，认为朱、张讲学提升了岳麓书院的地位。乾隆时期，书院山长旷敏本的《朱张祠碑记》称：“南岳七十二峰，独岳麓传者，以书院也。书院遍域中，独首岳麓者，以朱、张也”，凸显了朱、张对于岳麓书院的重要意义。

此外，许多学者还把朱、张传统界定为湖湘道脉。张仲举《朱张祠》一诗将朱、张作为湖湘道脉开启者：“道脉千秋启，书堂万古名”。唐源《岳麓书院》中则有“朱、张振宏绪，列子谈余葩。楚甸道脉起，荒徼俗习嘉”的诗句，颂扬朱、张振起湖湘道脉之功。湘潭张璨《湘江吊古赋》中有“若其电掣烟高，导文澜于屈贾；天心月窟，衍道脉于朱张”的表述。湘乡易贞言《南岳七十二峰赋》中有“集贤则缅朱张之道脉，紫云则思胡湛之专精”的表述，将朱、张与湖湘道脉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朱张之绪”的表述也逐渐出现。康熙年间，偏沅巡抚丁思孔《重建岳麓书院碑记》中有就有“朱张遗绪”的说法，其云“继朱张两夫子之遗绪，讲明性天之学”；乾隆年间，湖南学政姚颐《岳麓书院文泉记》更是明确提出“继朱张之绪”。值得一提的是，“朱张之绪”的表述提出后，很少被人沿用。直到近200年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时任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将“承朱张之绪”写入《湖南大学校歌》，使这一表述被激活，成为后人叙述湖湘道统的常用语。

四、“朱张之绪”在湖湘思想文化发展中的影响

尽管作为湖湘道统象征的“朱张之绪”这一具体表述的提出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 但是“朱张之绪”所指涉的精神传统 ， 却深刻影响了南宋以降湖湘文化的发展。

对于湖湘学子而言，“朱张之绪”发挥着精神引领的作用，先贤的事迹与功业为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步武前贤、追迹先儒提供了精神力量。明嘉靖年间湘阴知县张灯建仰高书院，在记文中表达了对诸生“仰法朱张”的期望：“定名仰高，期诸生向进者仰法朱、张，以为行止之地。……夫以精粹如紫阳，超悟如南轩，俱不远千里讲道湘西，论《中庸》义越三昼夜不倦，下此不尤当知所自励也耶?”希望年轻学子以朱、张为法，立志高远，拓展格局。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曹耀珩在《百泉轩》一诗中也勉励学子以追迹朱、张自期：“朱洞兴文学，书堂为肇始。千秋续正脉，卓哉两夫子。……悠悠百世下，谁踵朱张趾。”康熙年间任偏沅巡抚的丁思孔在《重建岳麓书院碑记》中勖勉书院学继朱、张遗绪：“有能继朱、张两夫子之遗绪，讲明性天之学，踪轨前型，扶掖来哲，仰答圣主作人之化，余实有厚望焉。”

对“朱张之绪”的强调，也使得地方官员和地方文化精英从历史维度进行思考，将自身纳入历史的序列之中，增强了接续传统、继往开来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使得他们重视地方文教，致力于兴复书院、整顿学校、施行教化。明嘉靖间茶陵进士刘应峰在《云阳寺记》表达自己“循朱、张之轨”，兴办书院、教化乡里的宏愿：“他日得返初服，管领此山，将群里党士居游于中，循朱、张之轨，溯孔、孟之源，冀兹山与岳麓、石鼓共称名胜。”乾隆年间湖南按察使严有禧《城南书院朱张二先生祠记》称颂当时湖南巡抚杨锡绂修复城南书院“渊源正学，乐育人才，实能以朱张之心为心，布圣天子菁莪棫朴之化”。乾隆年间王文清在掌教岳麓书院之初，就以“正学继朱张，吾道中天覩。……悠悠七百年，几人堪接武”的诗句，表明了接武前贤、倡扬圣道的决心。

朱、张传统也深刻地影响了湖南的学风。朱熹提倡格物穷理、主敬存养、诚意正心的为学工夫，张栻强调践履实行、务致用而不务空谈的经世取向。二者各有特色，而又互相融通、相得益彰，为湖湘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本末兼赅、体用贯通的思想资源。明嘉靖时期大学士彭时在《修学记》就从“谨于心术之微，达于彝伦日用之常”的角度谈到对朱、张之学的体认，以此作为对学者的要求：“朱、张二子得孔孟道学之正传，求孔孟之道，当自二子始。苟循其言而践其实，谨于心术之微，达于彝伦日用之常，俾无不尽其道焉，则士习正矣。”清乾隆时期的湖南巡抚杨锡绂在《城南书院记》中要求诸生守朱张正学，得修己治人之要，以期传朱张道脉，处为名儒，出为名臣：“庶几因文见道，由流溯源，从事于讲习讨论之勤，以得夫修己治人之要，卓然守朱、张两夫子之正学，而不为功利词章之习所摇夺，则东南之道脉益有以永其传而扩其绪，将处为名儒，出为名臣，书院之盛，即学校之光也。”清嘉道之际著名学者邓显鹤《寒香馆诗钞序》称颂贺熙龄讲学城南书院“学规教术，一本朱子，而于南轩义利之辨，尤谆谆三复，一如视学时”，其出处本末“与朱张两先生异世同符”，而朱、张教泽，得贺熙龄、贺长龄兄弟“衍其绪而张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强调修己治人、学术事功相融通的朱、张传统逐渐内化为湖湘学者的精神追求。近代以来，湖南士人以理学经世，本内圣修养求经世事功，创造了湖湘文化的辉煌。

朱、张传统还为湖湘士风的形成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湖湘士风。湖湘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造就了其独特的民风士习。由于宋代以前湖湘地区相对处于文化边缘，与儒家主流文化悬隔，不少学者对湖湘士习民风有负面的评价。甚至直到明末万历年间，任职湖南的官员邓云霄还谈道：“余承乏湖南，有慨楚俗之剽悍而未易陶也，推其故，由蔽于士习。”大批湖湘本土儒者和任职湖南的士大夫，都以“新民”为己任，希望以儒家之道化民成俗，长期致力于兴教化、端士习、正民风。宋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朱、张传统，为湖湘士风的塑造提供了资源与导向。早在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在为邵州新建周敦颐祠堂所作的《记》中就谈到，建立祠宇祭祀周敦颐、朱熹、张栻三先生，示以趋向，必将使僻处湘西南的邵州士子耳濡目染，士风丕变：“邵居重湖之南，地阻且右，而先生之遗风余化，三子之格言精义，洋洋乎斯人之耳目。使为士者目击而心维，气感而机悟，则将有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已者。”弘治年间长沙知府王瑫谈到“朱张会讲”使士人沾濡浸润其中，导致了士风的变化：“岳麓名山，尝致朱、张之文会。自此士风彬蔚，他郡莫之能先。逮夫圣化沾濡，人才于斯为盛。”乾隆年间长沙学者李棠在《重修惜阴书院记》中也谈到朱、张讲学的教化之功：“惟昔晦翁、南轩讲学于岳麓、城南两书院间，士子振振向往以千数，时称潭州为邹鲁。教化大行，四方则之。”

事实上，在朱、张二人讲学、著述留下的巨大思想遗产之外，朱、张过化之地的各类遗迹，书院、学宫、山林中祭祀朱、张的祠宇，湘潭朱亭、长沙朱张渡、宁乡南轩书院等纪念性命名，都体现了湖南士人对朱、张理学思想价值观念的推崇。这些有形或无形的内容，作为历史遗存和现实存在，发挥着价值导向作用，深刻地影响了湖南的士风。《宋元学案·南轩学案》曾盛赞张栻岳麓之教的深远影响：“南轩先生岳麓之教，身后不衰。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诸生乘城共守。及城破，死者无算。”周谷城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列举岳麓诸生抗元斗争事实，认为这些虽不一定全部是理学所直接培植出来的，但理学所亟欲培植的却不能不包括这种精神在内。在近现代国家民族危难时刻，湖湘士人以学问为体、经纶世务为用，所表现出的担当天下、忠勇奋发、刚毅果决的精神气质，是一代又一代文化传统长期塑造的结果。可以说，南宋湖湘学派所奠定的“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的传统，朱、张所代表的理学精神，在湖湘大地一脉相承，成为近代湖湘人才辈出的精神底蕴。

此外，朱熹、张栻培养的大批人才，对湖湘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人因道立，道以人传。朱、张在湖湘地区培养了一批亲传弟子，这些弟子散处湖湘各地，或为官理政，或著述讲学，或沉潜于民间，致力于地方文化建设。朱、张亲传弟子又薪火相传，代有传人，对湖湘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如张栻长期以岳麓、城南为基地，培养了大批湖湘英才，声名盛于一时。弟子胡大时、彭龟年、吴猎、游九功、游九言，皆为湖湘学派中坚。《宋元学案》中专立《岳麓诸儒学案》，系统叙述影响巨大的湖湘学派人才群体。《朱子年谱》称朱熹绍熙五年（1194）任湖南安抚使，“长沙士子，夙知向学，及邻郡数百里间，学者云集。先生诱诲不倦，坐席不能容，溢于户外，士俗欢动”。清代学者邓显鹤、邓琮父子分别梳理了朱、张在湖湘讲学、唱和之际从游的湖湘士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就有30余位，来自的地域除了长沙之外，还包括湘潭、湘乡、衡山、平江、醴陵、武陵、零陵、祁阳、常宁。他们或仕进为官，或从事文教、学术活动。这些学者活跃在湖湘大地，薪火相传，传播儒学，教化民众，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湘学派流光溢彩。

整体上看，自宋代以后，湖湘士人非常重视对朱熹、张栻思想遗产的继承，将朱、张视为湖湘道统中的关键人物，一并祭祀于书院与学宫。朱、张之学成为湖湘学术的核心内容，对湖湘的学术传承和人才培养产生了深刻影响。众多湖湘士人自觉地认同朱、张传统，弘扬朱、张之学，遵循朱、张遗教，接续“朱张之绪”，将湖湘文化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峰。

本文转自“求索杂志”公众号，原文刊于《求索》，2024(3):18-28。作者：肖永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