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张会讲”是湖南地域学术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在湖湘道统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自南宋中期开始,随着理学地位的不断提高,湖湘学界将“朱张会讲”与湖湘道统相联系,刻意彰显、突出朱张会讲的意义,以此强调湖湘学术的正统性、正宗性和湘学在儒学主流中的地位,使“朱张会讲”作为符号化事件,逐渐演变为湖湘道统传承中具象的“朱张之绪”。到了清代,“朱张之绪”获得了官方认可,其所指涉的精神传统,也深刻影响了湖湘士人的精神世界。
“道统”指儒家学说思想系统的传承谱系与脉络。道统意识从孔孟开始就已经萌芽,唐代以及北宋时期的文献中已出现了“道统”一词,历代学者也提出了各种关于圣贤之间一脉相传、接续不坠的儒学传承谱系,并在宋代早期形成了多种道统传承谱系并存的局面。但是,“道统”一词直到朱熹及其弟子黄榦那里才具有明确内涵,成为普遍使用的热门词。宋代以后的儒家学者,往往通过对道统的讨论表达接续圣道、弘扬儒学使命的自觉,阐明对儒学本质及其精神内核的认识。对道统谱系人物的选择,体现了学者对儒学基本精神和发展方向的理解,对其思想学术、价值观念具有导向作用。
在湖湘儒学发展过程中,道统建构是重要的一环。众多湖湘士人力图在儒家道统论的整体框架中,充分挖掘利用本土资源,建立起具有湖南地域特色的道统传承谱系,从而彰显湖湘学术在儒学整体发展演进过程中的地位,确立湖湘儒学的方向与特色,激发湖湘士人就近取譬、步武前贤的精神动力。南宋以后,因由对乾道三年(1167)朱熹、张栻岳麓会讲这一文化事件的意义赋予而不断建构的“朱张之绪”,获得了学界的不断推崇与朝廷的最终确认,成为湖湘道统的重要内容,深刻影响了湖湘思想文化的发展。
一、湖湘学派及朱熹对周敦颐的推尊与湖湘道统的奠基
在湖湘道统的建构中,周敦颐道统地位的确立具有奠基作用。宋代之前,儒家道统传承谱系中的人物都来自于当时文明较为发达的黄河流域。关中、中原、齐鲁等华夏早期文明的核心区域孕育了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等道统谱系中的核心人物。湖南僻处洞庭湖之南的丘陵山地之中,自古为“四塞之国”,民性倔强、风气锢塞,号称“荆楚南蛮”之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中华文明的边缘位置。直到宋代,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之下,湖南才成为理学发展与传播的重镇,开始在儒家思想的学术地图中占据重要位置。由胡安国、胡宏所开创,由张栻集其成的湖湘学派集聚于衡岳之间,在南宋前中期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人纂修的《宋元学案》赞其“在当时为最盛”。
文化格局的变化催生了思想观念的改变。宋初以来道统观念逐渐强烈,在各种道统传承谱系纷纷涌现的文化氛围下,活跃于学术前沿的湖湘士人的道统意识大大增强,他们对儒家的精神实质与发展方向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与此同时,宋代儒学的地域化发展,也使得不同地域的学者们开始重视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看待儒学。湖湘士人在传承圣道使命感的驱动下,注重发掘本土学术思想资源,开始了对湖湘道统的建构。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者开始推尊周敦颐,阐发其思想意蕴,强调周敦颐接续道统的地位。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入仕以后,游宦于湖南郴州、永州、邵州等地多年。在北宋时期,周敦颐的人品、治绩为人称颂,但其学术的价值却远未为人所认识。朱熹称:“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怀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
湖湘学派学者对周敦颐的推尊始于胡宏。他在《横渠正蒙序》中明确地将周敦颐与邵雍、二程、张载并称,视其为孔子、孟子之后接续统绪,使得一息奄奄的斯文之气得以重振的“贤哲”。在《周子通书序》中,胡宏还强调周敦颐与二程的授受关系,凸显周敦颐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地位,认为其历史功绩可以与孔孟相提并论,对周敦颐的推尊之意非常明显:“道学之士皆谓程颢氏续孟子不传之学,则周子岂特为种、穆之学而止者哉?……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学,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
继胡宏之后,张栻也对周敦颐的学术成就与地位加以推尊。他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思想意蕴加以阐发,同时撰写了《永州州学周先生祠堂记》《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记》《韶州濂溪周先生祠堂记》《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等文章,基于儒学发展的宏大背景肯定周敦颐直接接续孔孟,使儒家道统复明于世:“惟先生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举而措之,则可见先王之所以为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复明。”“世之学者考论师友渊源,以孔孟之遗意复明于千载之下,实自先生发其端”。这些论断,彰显了周敦颐之学在儒家道统中的重要地位。
张栻弟子彭龟年亦崇奉周程,他称颂周敦颐与二程在儒学衰微、圣道危殆之际抗击佛老、复兴儒学、力挽狂澜:“世无邹孟氏,圣道危于丝。学者迷统绪,扰扰徒外驰。况有释老辈,窃窥如鬼魅。若彼疑似说,陷我高明资。伟然周与程,振手而一麾。”在彭龟年看来,周敦颐是孔孟之后使儒家之道焕然复明的标志性人物,也是儒家道统的接续者。
胡宏、张栻等湖湘学者对周敦颐的大力推崇影响了与湖南渊源深厚的朱熹。陈荣捷曾指出朱熹论太极、注释《太极图说》,缘于乾道三年(1167)的长沙之行。正是此次长沙之行后,朱熹开始多次厘定、校勘周敦颐的著作,对周敦颐表现出极大兴趣。朱熹在胡宏、张栻的基础上,又撰《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等著作,阐发周敦颐之学的理论价值,充分肯定周敦颐的道统地位。在朱熹看来,周敦颐“不由师传,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领要”,在理论上有精深的研究,其学术经过二程发扬光大,到达了“使夫天理之微,人伦之著,事物之众,鬼神之幽,莫不洞然毕贯于一”的高度,从而使得周公、孔子、孟子之传,焕然复明于当世。因此,周敦颐“得乎斯道之传”,是圣贤道统的接续者。朱熹更直接指出周敦颐“心传道统,为世先觉”,非常明确地肯定了周敦颐的道统地位。
经过胡宏、张栻、朱熹等学者的推尊与阐发,周敦颐思想学术的理论价值逐渐彰显,“道学宗主”地位进一步确立。到南宋中后期,周敦颐在儒家道统传承谱系中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公认。
湖湘学派及朱熹对周敦颐道统地位的肯定,固然是基于对周敦颐在儒学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和地位而提出的,但是在宋代儒学地域化发展的背景下,他们也同样是将周敦颐置于地域学术视野中加以讨论的。如胡宏将周敦颐及北宋理学诸大儒与不同的地方学术传统相联系:“是以我宋受命,贤哲仍生,舂陵有周子敦颐,洛阳有邵子雍、大程子颢、小程子颐,而秦中有横渠张先生。”张栻论及周敦颐时,也往往强调其来自道州、出于舂陵,地域意识非常强烈:“侍坐正夏堂,论濂溪为道学宗主,乃在道州,可谓此邦盛事。”“濂溪先生实出于舂陵焉。……舂陵之人言曰:濂溪,吾乡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间,及寓于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之知耳”。他们推尊周敦颐为“道学宗主”,又强调他与故乡“道州”以及“濂溪”的关联,彰显了周敦颐对于湖南地域学术的意义,也强化了湖湘学术传统与儒家道统的联系。从儒学的整体发展角度看,周敦颐被推崇为儒家道统的接续者,使得儒家道统得以绵延,为宋代儒学发展打开了新空间,其意义不言而喻。从地域儒学的视角看,对周敦颐的推尊与周敦颐道统地位的确立,也为湖湘道统的建构提供了宝贵的本土资源,使湖湘道统的传承具备了深厚的历史基础,为湖湘道统的建构打下了基础。
在周敦颐道统地位确立过程中,朱熹与张栻扮演了重要角色。这对于湖湘道统建构中“朱张之绪”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朱熹、张栻对周敦颐之学的认同和阐发,以及二人在推尊周敦颐地位上的种种努力,表明了“朱张之绪”与周敦颐之学内在而深刻的联系。朱、张二人一方面揭示了周敦颐之学的深刻内涵和理论高度,吸收了周敦颐之学的理论思维与思想资料,甚至将诠释、发挥周敦颐《通书》《太极图说》作为自身思想理论体系建构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又体现出自己的理论创新,将自身的见解、体会融入对周敦颐之学的阐发与诠释之中,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周敦颐之学的理解。可以说,朱、张二人在推尊周敦颐,确定周敦颐道统地位的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后来他们自身被纳入湖湘道统传承谱系、“朱张之绪”成为湖湘道统的重要内容埋下了伏笔。从周敦颐到朱熹、张栻,湖湘道统的传承可谓统绪相继、一脉贯通。
二、“朱张会讲”的意义建构与“朱张之绪”的逐步显现
南宋乾道三年( 1167 )的“朱张会讲”是湖湘文化史上被反复言说的重要历史事件,在湖湘道统建构中具有重要意义。当时,朱熹与张栻都在进行艰苦的学术理论探索,有很多困惑和思考亟待辨析探讨。他们作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有着共同的学术渊源,但经过数代传承之后,二人已处于不同的学术传承脉络中。会讲之前,朱熹、张栻已多次书信往还,切磋交流,互相启发。但是由于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难以通过书信方式及时、详尽地表达,二人当面商讨的愿望非常强烈。
乾道三年(1167)九月,朱熹携弟子自福建崇安到达长沙。在此后的两个多月中,朱熹、张栻“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就《中庸》之义、太极与知行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他们坦诚相见,惟理是求,折中于理,讨论非常激烈。王懋竑《朱子年谱》称:“是时,范念德侍行,尝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朱张会讲”的影响很大,当时许多湖湘士子聚集于岳麓听讲,盛况空前。通过会讲,朱、张二人取得不少共识,但在某些学术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所以朱熹在给张栻的赠诗中一方面说“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眇难名论”,另一方面也说“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
会讲对朱熹、张栻的理论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二人互相论辩而又互相取益,促进了理论思考的深入。同时,“朱张会讲”也开创了中国书院史上不同学派自由交流对话、相互质疑论辩的先河,为传统书院增添了兼容开放的精神内涵。不仅如此,“朱张会讲”还提升了岳麓书院的学术地位,扩大了湖湘学派的影响,使岳麓书院成为声闻遐迩的理学传习基地。
对朱熹、张栻而言,“朱张会讲”是一次在学术建构过程中为解决自身困惑、启发思路而进行的跨区域学术交流与对话。当时,朱熹、张栻均不到40岁,虽然所探讨的是理学的理论前沿问题,但是二人的学术体系此时仍未成熟。从朱、张二人的相关诗文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这次会讲的认识和定位十分明确,就是相互切磋和对话。
然而,自南宋中期开始,随着理学地位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当朱子学逐渐成为学术主流并上升为官方哲学之后,“朱张会讲”作为朱子的重要学术活动,被历代许多学者以“倒放电影”的方式,进行了一种追溯性的叙述,并赋予其新的意义。许多学者将“朱张会讲”与湖湘道统相联系,刻意彰显、突出“朱张会讲”的意义。一方面在儒学的整体发展视野中强调湖湘学术的正统性、正宗性,表明湖湘学术已经超越了湖湘的地域局限而居于儒学主流;另一方面也在湖湘道统的建构过程中强调朱、张接续道脉的地位。应该说,这一后人对“朱张会讲”的意义建构,虽然有历史事实作为基础,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新意义的赋予与添加,甚至在代代相传过程中,这种新的意义还被不断强化。承载这些意义的“朱张会讲”作为符号化事件,也逐渐演变为湖湘道统传承中具象的“朱张之绪”。
最早将朱熹、张栻纳入湖湘道统的,是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到十七年(1224)任知潭州(今长沙)兼湖南安抚使的著名理学家真德秀。他在湖南任职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湖湘文化有深刻的认同,称誉“方今学术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他理绎出一条宋代湖湘儒学从周敦颐到胡氏父子再到张栻、朱熹的传承发展脉络,认为湖南前有周敦颐“上承孔孟之统,下启河洛之传”,中则有胡安国、胡寅、胡宏父子,“近则有南轩先生张宣公寓于兹土,晦庵先生朱文公又尝临镇焉”。很显然,在真德秀这里,朱熹、张栻已经被列入湖湘儒学发展脉络之中。
不仅如此,他还强调朱、张之学“集大成”的地位,突出朱熹、张栻二人的重要性:“二先生之学,源流实出于一,而其所以发明究极者,又皆集诸老之大成。理义之秘,至是无复余蕴。”在《先贤祠》一文中,真德秀更是直接将张栻、朱熹与周敦颐、胡氏父子一并作为孔孟道统的接续者,肯定二人光大斯道的贡献:“圣学不明千有余载,数先生相继而出,遂续孔孟不传之统,可谓盛矣。惟时湖湘渊源最正,盖濓溪之生,实在舂陵。而文定父子又以所闻于伊洛者设教于衡岳之下。张朱二先生接迹于此,讲明论著,斯道益以光大。然则天之生数公也,所以幸天下与来世,而湖湘之幸抑又多焉。”作为曾经任职湖南的官员与学术声望日隆的理学家,真德秀“湖湘渊源最正”的评价,大大提高了湖湘儒学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对湖湘道统的建构、传承脉络的梳理以及将张栻、朱熹置于湖湘道统传承谱系的认识,开启了湖湘道统建构中“朱张之绪”逐步呈现的进程。
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在《岳麓书院重修记》中也从湖湘道统传承的角度加以阐述,列出了由周敦颐上接孔孟不传之绪,下启朱张之学的传承脉络:“孟子以来,圣学无传旷千数百年之久。衡岳之灵,钟为异人,而有周子生于湖广之道州,亚孔并颜而接曾子、子思、孟子不传之绪。其源既开,其流遂衍。又百余年,而有广汉张子家于潭,新安朱子官于潭。当张子无恙时,朱子自闽来潭,留止两月,相与讲论,阐明千古之秘,骤游岳麓,同跻岳顶而后去。”值得注意的是,吴澄对湖湘道统的这一追溯,并没有完全承袭真德秀的叙述,而是略过胡氏父子,以朱熹、张栻直接周敦颐。湖湘道统传承环节的这一简化,更加凸显了朱、张的重要性。
不仅如此,吴澄还从“阐明千古之秘”的高度肯定了朱、张的理论贡献,进而将“朱张会讲”视为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凸显“朱张会讲”在岳麓书院乃至整个湖湘文化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至此,“朱张之绪”已经呈现得相当清晰。
到明代,以《四书大全》《五经大全》的颁行为标志,程朱理学成为官学学术,占据学界主流地位,朱熹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在各种祠祀中,湖湘士人将朱熹、张栻作为道统的象征加以祭祀,“朱张会讲”也成为湖湘道统传承中的标志性事件。很多书院都有祭祀朱、张二人的场所,岳麓书院早就设立专祠祭祀朱、张二人。明成化年间,长沙知府钱澍在修复岳麓书院后,就“肖先圣先贤之像于前殿,肖晦庵、南轩之像于后堂”,表达对朱、张的尊崇。岳麓书院开始专门祭祀朱、张,反映了湖湘士人对朱、张在湖湘文化发展史上地位的认识。弘治七年(1494),通判陈钢“剪辟荒榛,创建讲堂数楹,列诚明、敬义二斋,北向祠祀朱、张二先生,曰崇道”。崇道祠的建立及其命名,显示出非常强烈的尊崇朱、张的意味。
明代,岳麓书院对朱、张的推尊又达到了新的高度。时人关世忠在谈及岳麓书院修复时指出,岳麓书院是朱、张“讲道过化”的文化圣地,“今学者承朱张之教,而天下坐享道学讲明之功,顾乃使其遗址荒榛如此,不亦可为人文世道之叹也哉”,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朱张之教”的重视。曾任长沙知府的陆相在《时祭朱张二先生文》中称朱、张二人“承诸儒之统绪,立百代之旌麾”,将朱、张作为道统传承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督学湖南的学道陈凤梧强调朱、张对于岳麓书院乃至湖南的深刻影响:“岳麓书院实晦庵、南轩二先生讲道之所,距今数百余载,而流风遗化尚有存者。”“岳麓之有书院,距今三百余年。屡废而复兴,益著而不朽,岂非朱、张二先生道德大儒过化之地,自有以兴起人心于百世之下而不容已者乎!”岳麓书院山长陈论对“朱张之教”尤为重视,盛称“朱张会讲”对岳麓书院称首当时的深远影响:“唯时有晦庵朱子、南轩张子相与交会,讲明性道,教于其中。自是岳麓为天下四大书院,称首当时,颂为小邹鲁,不诬也。”陈论于正德九年(1514)编纂《岳麓书院志》,其中卷一立《圣学统宗》,明确“朱晦庵、张南轩二先生道承先圣之统”,卷四又有《晦庵南轩岳麓讲道之图》,全书辑录了大量与朱、张有关的诗作、记文、序跋、赞辞、祭文,是一部以朱、张为核心,充分体现其道统地位的“书院志”。
明正德、嘉靖时期,朱、张二人在湖湘道统传承中的地位获得了更大范围的认同。正德三年(1508)贬谪贵州的王阳明途经长沙,特地拜谒岳麓书院朱张祠,以“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殿堂释菜礼从宜,下拜朱张息游地”的诗句表达其尊崇。嘉靖初年监察御史邓显麒游览岳麓,留下了“衡岳气势嵩华齐,朱张道统尧舜续”的诗句。这表明,“朱张道统”不仅为湖湘士人所认同,也已经成为当时全国许多士大夫的共识。
嘉靖三十八年(1559),理学学者徐爌书“正脉”二字于岳麓书院朱张祠,强调朱张为儒家之道传承中的正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董策《重修岳麓书院记》称朱熹与张栻往来,反复辩论《中庸》之旨,有“继道统,开来学”之功。万历年间学者李腾芳《重修岳麓书院碑记》还在儒家道统传承谱系的叙述中突出朱、张在湖湘道统中的地位:“盖道统自尧舜递传,集大成于孔子,而子思、孟子乃其继嗣宗派。……而道州崛起,河南嗣之,理学名儒,四方响答。而湖南良悟,讲明圣学渊源者,则晦庵、南轩二公,实又一开辟于兹矣。”明末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从道统传承的角度,以“倡道作人”评价“朱张会讲”,还“修朱张二先生祠,竖坊二面:曰圣道中天,曰继往开来”,以牌坊这一具象的方式宣扬朱、张在道统传承中的地位。
三、康熙、乾隆时期朝廷对朱张道统的确认
到明末清初,作为湖湘道统重要内容的“朱张之绪”已经清晰呈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宋明时期众多湖湘士人、寓湘学者及湖南地方官员对朱熹、张栻学术的推崇,对朱、张岳麓会讲意义的阐发不绝于耳,但这些声音和举措仍然主要来自学者、地方或湖湘本土层面,并未得到决策者或全国层面的关注与认同。这种情况在清代发生了改变。
康熙二十四年(1685)春,湖南巡抚丁思孔“因念书院为先贤讲明理学之所,实与治化有关”,开始修复岳麓书院。告成之后,丁思孔上疏请求康熙帝为岳麓书院赐匾赐书:“御书匾额,并日讲解义诸经书,统祈颁赐,悬贮其中”。疏中提到朱、张岳麓会讲之事称:“张栻、朱熹等相继于此讲学,四方学者至数千人。”对于这一请求,清廷批复称:“移咨翰林院,查取湖广《长沙府新志》,书内止载有张栻在岳麓书院作记,并未载有张栻、朱熹讲学之处。”因此让丁思孔将此事核查明白。于是丁思孔上第二疏,详细介绍岳麓书院历史沿革,尤其着重介绍了乾道三年(1167)朱、张岳麓会讲始末、淳熙四年(1177)朱熹知潭州时“学兼岳麓”、增广学舍的情形以及宋明以来对朱、张的崇祀,最后明确“因考长沙新、旧《府志》暨《宋史》及文集诸书,张栻、朱熹确曾于此讲学,其新修本省《通志》虽书院本条之下未经备载,而亦散见于岳麓山图注及祠祀、古迹、名宦诸条之中”。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康熙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颁赐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给岳麓书院。
丁思孔请赐书额事件进一步凸显了“朱张会讲”的重要意义。细思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丁思孔在第一疏中对于“朱张会讲”的意义阐述不足,着墨不多。虽然后来作出了“前疏不敢多为援引,以滋繁冗”的解释,但是奏疏因为未能抓住关键点,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当时朝廷实际上对湖湘人士心心念念、引以自豪的“朱张会讲”史事了解有限。所以朝廷虽然关注到上疏中谈到的“朱张会讲”,意识到这一事件可能具有的价值,但是仍然难以决定是否赐额颁书,在交翰林院查阅资料过程中又产生了误会,认为《长沙府新志》未记载朱、张讲学一事,由此导致了命丁思孔确查明白再议的结果。在第二疏中,丁思孔紧紧围绕朱、张二人展开对岳麓书院历史的叙述。当时,康熙帝推重理学,对朱熹尤其尊崇有加,称颂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在朱熹儒家道统正宗地位已经确立的情况下,丁思孔第二疏的核心内容强调朱熹与湖湘的内在关联,突出朱张会讲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湖湘文化的深远影响,迅速引起了朝廷的关注和认可。显然,朱张会讲这一符号性事件才是当时清廷关注的重点,也是岳麓书院获得赐额赐书的决定因素。
岳麓书院最终获得来自朝廷的赐额赐书,意味着“朱张会讲”所象征的“朱张之绪”得到了官方的确认,在湖湘道统的建构中具有了确然不拔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以朱、张为核心内容的湖湘道统是一种复合型道统。在宋代以后,朱熹地位不断提高,逐渐成为儒家大传统的标志性符号,而张栻则是湖湘文化中影响巨大的代表人物。湖湘文化的建构,既需要地方文化资源作为基础,也需要国家层面儒家大传统的融入以确证其正宗性。因由“朱张会讲”这一结合点,湖湘士人整合两种资源,在湖湘道统建构视野中展开对“朱张会讲”的叙述与意义赋予,最终获得官方认可,促成了朱、张道统的确立。
在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岳麓书院获康熙帝赐额颁书无疑是一大盛事,在湖湘道统建构中具有深远意义。这也是丁思孔在第二疏中所表达的期待。他在奏疏中说,请求康熙帝赐额颁书,目的在于“使士子恭观宸章,仰窥圣学,益深忠爱之思,更明理学之统”。象征朝廷权力“在场”的御书匾额和颁赐的书籍,会唤起忠爱之情,也会使湖湘官员与学子增强道统意识,深化对“朱张之绪”在湖湘道统中意义的理解。康熙二十六年(1687),丁思孔在新修《岳麓书院志》序言中将岳麓书院定位为“明道继统”之地:“岳麓之重系于书院,皆诸儒明道继统之地,非直登临游览之资也。”他叙述了周敦颐以来湖湘道统的传承:“濂溪先生出于道州,首明圣贤性命之学,继往开来。自是道统相传,龟山、文定、南轩、晦庵诸先生皆于此地讲学设教,造就生徒,学者之盛至比潇湘于洙泗。”如果将此序与第一次疏请院额的文字稍加对比,可以看到丁思孔对湖湘道统的传衍有了更加深刻的体认。同时期的湖南布政使黄性震在《岳麓书院志序》中也从倡扬道统的角度点出了康熙帝赐额颁书的意义:“我皇上亲洒御墨,悬额学宫,又辑经书颁行讲院,直欲使斯文正脉、道学渊源如旭日之丽中天。”
岳麓书院获赐匾额和书籍的盛事,使湖湘士大夫们欢欣鼓舞。在悬额庆典当日,贺诗纷至沓来。在这些庆贺诗中,朱、张道统是核心内容。如祁曜徵《钦赐岳麓书院御书扁额恭纪二十韵》有“道心追孔孟,学术溯朱张”之句,张维霖《四月十六日恭纪》有“道重朱张新栋宇,书传虞夏刻螭虬”之句,朱前诒《四月十六日》有“振兴学校播教化,重新书院绍朱张”之句。官方确认朱、张道统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又通过地方士人的诗作得以放大。
乾隆九年(1744),经湖南巡抚蒋溥疏请,岳麓书院获赐御书“道南正脉”匾额。这是50余年之中岳麓书院再次得到来自官方的褒扬,“道南正脉”的定位更表明朱、张在儒家道统传衍中的正宗地位得到了直接确认。相对于康熙御赐的“学达性天”匾额,“道南正脉”匾额具有更多道统意味。出自二程的“道南”典故,也表明“正脉”的评价所褒扬的是作为二程后学的朱熹、张栻。对此,湖湘士大夫也是有透彻理解的。当时学者刘绍濂虽然感慨“如斯大典,百年中两见,岂独多士之幸,亦气运所由绵也”,但他并不将盛事重现归结于气运,而是强调朱、张学术的高度以及传道讲学的影响和声望,认为“岳麓往自宋开宝间郡守朱洞肇创书院,南轩、考亭相继讲学,潇湘有洙泗风,盛名轰宙”。“朱、张二夫子妙契太极,微言要旨形诸赠答,千载可印也”。
如果说两次颁赐匾额表明官方的态度,那么在此前后许多学者的文字,则从不同侧面显现出当时士人对朱张传统的认识。不少学者将朱、张视为岳麓书院的灵魂。如康熙年间诗人查升在其《岳麓书院赋》中,直接称岳麓书院为“朱、张二夫子书院”。雍正年间主掌岳麓书院的易宗涒作《岳麓书院记》,从地理位置上说岳麓书院“踞湖南之胜地,固重矣”,“又有朱、张两大儒讲学其间,而地又以人重也”,认为朱、张讲学提升了岳麓书院的地位。乾隆时期,书院山长旷敏本的《朱张祠碑记》称:“南岳七十二峰,独岳麓传者,以书院也。书院遍域中,独首岳麓者,以朱、张也”,凸显了朱、张对于岳麓书院的重要意义。
此外,许多学者还把朱、张传统界定为湖湘道脉。张仲举《朱张祠》一诗将朱、张作为湖湘道脉开启者:“道脉千秋启,书堂万古名”。唐源《岳麓书院》中则有“朱、张振宏绪,列子谈余葩。楚甸道脉起,荒徼俗习嘉”的诗句,颂扬朱、张振起湖湘道脉之功。湘潭张璨《湘江吊古赋》中有“若其电掣烟高,导文澜于屈贾;天心月窟,衍道脉于朱张”的表述。湘乡易贞言《南岳七十二峰赋》中有“集贤则缅朱张之道脉,紫云则思胡湛之专精”的表述,将朱、张与湖湘道脉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朱张之绪”的表述也逐渐出现。康熙年间,偏沅巡抚丁思孔《重建岳麓书院碑记》中有就有“朱张遗绪”的说法,其云“继朱张两夫子之遗绪,讲明性天之学”;乾隆年间,湖南学政姚颐《岳麓书院文泉记》更是明确提出“继朱张之绪”。值得一提的是,“朱张之绪”的表述提出后,很少被人沿用。直到近200年之后的20世纪30年代,时任湖南大学校长胡庶华将“承朱张之绪”写入《湖南大学校歌》,使这一表述被激活,成为后人叙述湖湘道统的常用语。
四、“朱张之绪”在湖湘思想文化发展中的影响
尽管作为湖湘道统象征的“朱张之绪”这一具体表述的提出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 但是“朱张之绪”所指涉的精神传统 , 却深刻影响了南宋以降湖湘文化的发展。
对于湖湘学子而言,“朱张之绪”发挥着精神引领的作用,先贤的事迹与功业为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步武前贤、追迹先儒提供了精神力量。明嘉靖年间湘阴知县张灯建仰高书院,在记文中表达了对诸生“仰法朱张”的期望:“定名仰高,期诸生向进者仰法朱、张,以为行止之地。……夫以精粹如紫阳,超悟如南轩,俱不远千里讲道湘西,论《中庸》义越三昼夜不倦,下此不尤当知所自励也耶?”希望年轻学子以朱、张为法,立志高远,拓展格局。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曹耀珩在《百泉轩》一诗中也勉励学子以追迹朱、张自期:“朱洞兴文学,书堂为肇始。千秋续正脉,卓哉两夫子。……悠悠百世下,谁踵朱张趾。”康熙年间任偏沅巡抚的丁思孔在《重建岳麓书院碑记》中勖勉书院学继朱、张遗绪:“有能继朱、张两夫子之遗绪,讲明性天之学,踪轨前型,扶掖来哲,仰答圣主作人之化,余实有厚望焉。”
对“朱张之绪”的强调,也使得地方官员和地方文化精英从历史维度进行思考,将自身纳入历史的序列之中,增强了接续传统、继往开来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使得他们重视地方文教,致力于兴复书院、整顿学校、施行教化。明嘉靖间茶陵进士刘应峰在《云阳寺记》表达自己“循朱、张之轨”,兴办书院、教化乡里的宏愿:“他日得返初服,管领此山,将群里党士居游于中,循朱、张之轨,溯孔、孟之源,冀兹山与岳麓、石鼓共称名胜。”乾隆年间湖南按察使严有禧《城南书院朱张二先生祠记》称颂当时湖南巡抚杨锡绂修复城南书院“渊源正学,乐育人才,实能以朱张之心为心,布圣天子菁莪棫朴之化”。乾隆年间王文清在掌教岳麓书院之初,就以“正学继朱张,吾道中天覩。……悠悠七百年,几人堪接武”的诗句,表明了接武前贤、倡扬圣道的决心。
朱、张传统也深刻地影响了湖南的学风。朱熹提倡格物穷理、主敬存养、诚意正心的为学工夫,张栻强调践履实行、务致用而不务空谈的经世取向。二者各有特色,而又互相融通、相得益彰,为湖湘学者提供了丰富的本末兼赅、体用贯通的思想资源。明嘉靖时期大学士彭时在《修学记》就从“谨于心术之微,达于彝伦日用之常”的角度谈到对朱、张之学的体认,以此作为对学者的要求:“朱、张二子得孔孟道学之正传,求孔孟之道,当自二子始。苟循其言而践其实,谨于心术之微,达于彝伦日用之常,俾无不尽其道焉,则士习正矣。”清乾隆时期的湖南巡抚杨锡绂在《城南书院记》中要求诸生守朱张正学,得修己治人之要,以期传朱张道脉,处为名儒,出为名臣:“庶几因文见道,由流溯源,从事于讲习讨论之勤,以得夫修己治人之要,卓然守朱、张两夫子之正学,而不为功利词章之习所摇夺,则东南之道脉益有以永其传而扩其绪,将处为名儒,出为名臣,书院之盛,即学校之光也。”清嘉道之际著名学者邓显鹤《寒香馆诗钞序》称颂贺熙龄讲学城南书院“学规教术,一本朱子,而于南轩义利之辨,尤谆谆三复,一如视学时”,其出处本末“与朱张两先生异世同符”,而朱、张教泽,得贺熙龄、贺长龄兄弟“衍其绪而张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强调修己治人、学术事功相融通的朱、张传统逐渐内化为湖湘学者的精神追求。近代以来,湖南士人以理学经世,本内圣修养求经世事功,创造了湖湘文化的辉煌。
朱、张传统还为湖湘士风的形成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湖湘士风。湖湘地区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造就了其独特的民风士习。由于宋代以前湖湘地区相对处于文化边缘,与儒家主流文化悬隔,不少学者对湖湘士习民风有负面的评价。甚至直到明末万历年间,任职湖南的官员邓云霄还谈道:“余承乏湖南,有慨楚俗之剽悍而未易陶也,推其故,由蔽于士习。”大批湖湘本土儒者和任职湖南的士大夫,都以“新民”为己任,希望以儒家之道化民成俗,长期致力于兴教化、端士习、正民风。宋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朱、张传统,为湖湘士风的塑造提供了资源与导向。早在南宋后期,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在为邵州新建周敦颐祠堂所作的《记》中就谈到,建立祠宇祭祀周敦颐、朱熹、张栻三先生,示以趋向,必将使僻处湘西南的邵州士子耳濡目染,士风丕变:“邵居重湖之南,地阻且右,而先生之遗风余化,三子之格言精义,洋洋乎斯人之耳目。使为士者目击而心维,气感而机悟,则将有惕然于衷而不能自已者。”弘治年间长沙知府王瑫谈到“朱张会讲”使士人沾濡浸润其中,导致了士风的变化:“岳麓名山,尝致朱、张之文会。自此士风彬蔚,他郡莫之能先。逮夫圣化沾濡,人才于斯为盛。”乾隆年间长沙学者李棠在《重修惜阴书院记》中也谈到朱、张讲学的教化之功:“惟昔晦翁、南轩讲学于岳麓、城南两书院间,士子振振向往以千数,时称潭州为邹鲁。教化大行,四方则之。”
事实上,在朱、张二人讲学、著述留下的巨大思想遗产之外,朱、张过化之地的各类遗迹,书院、学宫、山林中祭祀朱、张的祠宇,湘潭朱亭、长沙朱张渡、宁乡南轩书院等纪念性命名,都体现了湖南士人对朱、张理学思想价值观念的推崇。这些有形或无形的内容,作为历史遗存和现实存在,发挥着价值导向作用,深刻地影响了湖南的士风。《宋元学案·南轩学案》曾盛赞张栻岳麓之教的深远影响:“南轩先生岳麓之教,身后不衰。宋之亡也,岳麓精舍诸生乘城共守。及城破,死者无算。”周谷城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列举岳麓诸生抗元斗争事实,认为这些虽不一定全部是理学所直接培植出来的,但理学所亟欲培植的却不能不包括这种精神在内。在近现代国家民族危难时刻,湖湘士人以学问为体、经纶世务为用,所表现出的担当天下、忠勇奋发、刚毅果决的精神气质,是一代又一代文化传统长期塑造的结果。可以说,南宋湖湘学派所奠定的“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的传统,朱、张所代表的理学精神,在湖湘大地一脉相承,成为近代湖湘人才辈出的精神底蕴。
此外,朱熹、张栻培养的大批人才,对湖湘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人因道立,道以人传。朱、张在湖湘地区培养了一批亲传弟子,这些弟子散处湖湘各地,或为官理政,或著述讲学,或沉潜于民间,致力于地方文化建设。朱、张亲传弟子又薪火相传,代有传人,对湖湘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如张栻长期以岳麓、城南为基地,培养了大批湖湘英才,声名盛于一时。弟子胡大时、彭龟年、吴猎、游九功、游九言,皆为湖湘学派中坚。《宋元学案》中专立《岳麓诸儒学案》,系统叙述影响巨大的湖湘学派人才群体。《朱子年谱》称朱熹绍熙五年(1194)任湖南安抚使,“长沙士子,夙知向学,及邻郡数百里间,学者云集。先生诱诲不倦,坐席不能容,溢于户外,士俗欢动”。清代学者邓显鹤、邓琮父子分别梳理了朱、张在湖湘讲学、唱和之际从游的湖湘士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就有30余位,来自的地域除了长沙之外,还包括湘潭、湘乡、衡山、平江、醴陵、武陵、零陵、祁阳、常宁。他们或仕进为官,或从事文教、学术活动。这些学者活跃在湖湘大地,薪火相传,传播儒学,教化民众,其学术和政治活动使湖湘学派流光溢彩。
整体上看,自宋代以后,湖湘士人非常重视对朱熹、张栻思想遗产的继承,将朱、张视为湖湘道统中的关键人物,一并祭祀于书院与学宫。朱、张之学成为湖湘学术的核心内容,对湖湘的学术传承和人才培养产生了深刻影响。众多湖湘士人自觉地认同朱、张传统,弘扬朱、张之学,遵循朱、张遗教,接续“朱张之绪”,将湖湘文化的发展推向新的高峰。
本文转自“求索杂志”公众号,原文刊于《求索》,2024(3):18-28。作者:肖永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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