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后期,英国人博克尔所着《英国文明史》代表的地理决定论风靡一时,中国也大受影响。
如梁启超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刘师培有《南北学派不同论》,蒙文通《古史甄微》也是把上古族群分成江汉(炎族)、河洛(黄族)、海岱(泰族)三系。
徐中舒《从古书中推测之殷周氏族》分殷周为东、西两族,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谓夷商在东、夏周在西,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分华夏(西)、东夷(东)、苗蛮(南)三系等亦皆是这类思想之产物,傅斯年还特地翻译了博克尔之书前五章,写了《地理史观》一文。
地理史观,是把地理看成解释历史之决定性线索。相较之下,钱穆写《古史地理论丛》、《史记地名考》,其弟子严耕望着《唐代交通图考》等,则属于历史地理学。
研究历史上的地理问题,取径与地理史观不尽相同,但彼此颇有桴鼓呼应之效。
故地理之学,自清末民国以来,颇为煊赫。至三十年代乃有顾颉刚之《禹贡》半月刊及学会崛起。论者多谓顾氏治史,在《古史辨》时代乃破坏的,在《禹贡》时代则为建设的,评价尚在前者之上。
而“禹贡”也者,取名即本于《尚书禹贡》。
让我们从《幼学琼林地舆》头两句:“黄帝画野,始分都邑;夏禹治水,初奠山川”开始谈。
第一句说分野,指天上星宿跟地理的配合,王维《终南山诗》中“分野中峰变”即指此。
分野之说并不起于黄帝,而正是《禹贡》。所以刘禹锡《送华阴尉张苕赴邕府使幕诗》说:“分野穷禹画,人烟过虞巡。不言此行远,所乐相知新。”
据《史记·天官书》,具体分法是:
1.角、亢、氐:兖州。2.房、心:豫州。3.尾、箕:幽州。4.斗:江州、湖州。5.牛、女:扬州。6.虚、危:青州。7.室、壁:并州。8.奎、娄、胃:徐州。9.昴、毕:冀州。10.觜、参:益州。11.井、鬼:雍州。12.柳、星、张:三河。13.翼、轸:荆州。
以上是按照各州来划分,《淮南子·天文篇》则按照列国划分,大致如下:
1.角、亢:郑。2.氐、房、心:宋。3.尾、箕:燕。4.斗、牛:越。5.女:吴。6.虚、危:齐。7.室、壁:卫。8.奎、娄:鲁。9.胃、昴、毕:魏。10.觜、参:赵。11.井、鬼:秦。12.柳、七星、张:周。13.翼、轸:楚。
分野说在政治、风水、命理等方面都有运用。在文学上的应用情形,则可以唐王勃《滕王阁序》第一段来做示例: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都督阎公之雅望,棨戟遥临;宇文新州之懿范,襜帷暂驻。十旬休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腾蛟起凤,孟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家君作宰,路出名区,童子何知,躬逢胜饯。
这一段又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全讲地理,第二部分说“我”为何来到这个地方。稍为解释一下:
滕王阁,在今江西南昌。豫章,汉郡名,唐改为洪州,所以称豫章为故郡,洪都为新府。南昌本是豫章郡治所在的县名,到五代南唐时才改为郡名。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古人习惯以天上星宿与地上区域相对应,称为“分野”。据《晋书‧天文志上》,豫章属吴地,吴越、扬州当牛、斗二星的分野,与翼、轸二星相邻。衡指衡山,此代指衡州(治所在湖南衡阳)。庐指庐山,此代指江州(治所在江西九江)。
“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因豫章在三江上游,如衣之襟。三江,指太湖的支流松江、娄江、东江,泛指长江中下游的江河。五湖,一说指太湖的别名,其派有五,故称五湖。又一说指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阳,三也;彭蠡,四也;太湖,五也。”(杨慎《丹铅总录》)
蛮荆,古代称楚地为蛮荆,今湖北、湖南一带。瓯越,古越地,今浙江地区。古东越王都于东瓯(今浙江永嘉),境内有瓯江。
这一整段,都用地理来铺排,紧扣滕王阁。事实上这也是中国文学写亭台楼阁之惯技,写法从汉赋来,欧阳修写醉翁亭、范仲淹写岳阳楼都差不多。
古人诗法常说写景需“庶几移不动”,扣死地理,自然就移不动了。故一般都这样写,王勃此文尤为典范。
九州之名,古已有之。最早提及九州的当属《尚书·禹贡》。古人认为《禹贡》是“禹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而作,最终,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州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
其实这是上古中国人对天下的认识。把天下看作一个整体,以帝都为中心,向外扩展。五百里之内为“甸服”,即王畿;再向外五百里为“侯服”,即诸侯领地;再次为“绥服”(已绥靖地区,即中国文化所及的边境地区)、“要服”(结盟的外族地区)和“荒服”(未开化地区)。
这表明了赋制和政治文化影响随距离帝都的远近而不同。
《禹贡》作为中国最古老、最系统的地理文献,体现出明确的地理观念,所以它对中国后世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代毛晃《禹贡指南》、程大昌《禹贡论》、傅寅《禹贡说断》,清代朱鹤龄《禹贡长笺》、胡渭《禹贡锥指》、徐文靖《禹贡会笺》、焦循《禹贡注释》、马俊良《禹贡注》、王纲振《禹贡逆志》、 张能恭《禹贡订传》、黄翼登《禹贡注删》、夏之芳《禹贡汇览》、夏允彝《禹贡古今合注》等,都是对它重要的研究。
《禹贡》与《山海经》为中国地理学两大文献,但论实际影响,它比《山海经》大得多,因为中国实际地理区划皆本于它,分中国为九州,形成了中国的基本疆域观及区域划分传统。
后世行政区划变来变去、朝代版图屡有增扩,乃至世界观不断扩大,却都仍不能脱离《禹贡》规模,只是在它上头再做一些补充变造而已。
例如,战国时期邹衍提出了一种新世界观,比《禹贡》大了许多倍,当时人称他为“谈天衍”,可见是恢廓无涯的宇宙论。
但这种宇宙论仍须依附于《禹贡》的九州说,称为“大九州岛理论”,谓天下有九州,中国仅居其一,而九州之外更有九州,李商隐《马嵬·其二》诗云:“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就用这个典。
显然邹衍新说仍须套着《禹贡》的旧说来讲,后世更没有试图打破它的人了。
中国古代那么强,却没有发展出世界殖民行动或思想、没有领土扩张的概念,从来都在战略上采取守势,只说“国防”,而不说“征服”,也是因自《禹贡》以来,即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中国地理观,觉得中国就该以此九州为限。
九州以外皆为海外荒服,属于《山海经》中《大荒经》《海外经》一类地方,不该强行纳归己有。地理观之影响文化思维,可见一斑。与现今网友们热衷玄谈《山海经》,其实是大相径庭的!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九十多种。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龚鹏程国际学刊》出版人。
文章转自“龚鹏程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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