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当代英雄——追念乐黛云先生

图｜汤一介与乐黛云夫妇

不意乐黛云先生也离我们而去了，距汤一介先生去世整好十年。

汤先生去世的时候，乐先生希望我写一篇纪念文字，我没有写。《汤一介文集》出版座谈会，我有一个发言，后来整理成文，以《最具儒者气象的学者》为题，发表在《中国文化报》和《中华读书报》。文中有一段话说：汤先生学问的成功，得力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先天的，即他的家学传统；二是后天的，即他的了不起的夫人乐黛云教授对他的扶持与协助。

文章还说：“他们是患难夫妻。当他们刚坠入爱河的时候，乐先生由于‘当代英雄’事件，在五十年代被施行了加冕礼。但汤先生的始终不渝的爱情让她度过了人生的困境。后来汤先生也遇到过挫折，我看到他们相濡以沫，在落日余晖中，漫步于颐和园。苦难会增加学问的深度，会使一个学者更具人文与社会的关怀。”这段话，包含很多典故和故事，需要略加说明。

乐先生1957年的遭遇，是由于她发起办了一个同人刊物《当代英雄》。犯忌之处主要在“同人”二字，当然，“英雄”也未免过于刺眼。结果连参与者在内，一股脑都被打成了右派。汤先生去世的2014年，我为了弄清楚此事的来龙去脉，特地请严家炎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以《五十七年前的一桩冤案——同人刊物〈当代英雄〉筹办记》为题，发表在《中国文化》2014年秋季号。严先生是事件的目睹者，包括当时的前后背景，都写得清清楚楚。原来傅璇琮、沈玉成、褚斌杰、金开诚等，都是此一事件的同案人。而究其实，刊物并没有办成，中途就被王瑶先生制止了。

汤先生的挫折，是与乐先生同波段的，但亦有交错。七十年代末，由于清华、北大写作组的事情，汤先生受到牵连，后来他诚恳地说：“我错了！”但过程是折磨人的。当学术文化界的同道，正以欣慰的心情迎接历史转折的时刻，他失去了写文章的权利。其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然则乐先生的相随相伴，让心情不畅的汤先生，更深在地感受到爱情的幸福。1979年9月，刚好我在参加第四次文代会文件的起草，住在颐和园，每天傍晚都会在湖边散步一小会。一次，竟看到汤乐两先生肩并肩地缓步行走。我文章里说的“看到他们相濡以沫，在落日余晖中，漫步于颐和园”，就是指此而言。

我与汤乐两先生相识，是由于老友孙长江的介绍，时间在1975年秋冬。当时我正参加《红楼梦》新版本的校订，长江在编一个教育刊物。汤一介的名字我六十年代就知晓，看到过他们两位合写的文章，还曾对一介、长江两个名字做过揣摩，以为是一个人的化名。记得是一篇批判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的文章。后来跟长江一起又看过两三次汤先生，每次都请我们到附近的餐馆用餐，乐黛云先生也都在座，汤先生还独自来过我家里。

八十年代以后，我们都忙起来。汤先生办起了中国文化书院，又经常出国访学，他们家成了国内外文化信息的集散地。每次看望他们，都深受教益，激励我不敢懈怠。八十年代末，由于背景的缘故，我们见面更多了。他的书院的聚合与分裂，人事的变迁，不免困扰着他。1989年年底，他身体明显变弱，我也出现心脏不适。杭州的友人邀前往修养，中间去了莫干山。山上的灵气，竹海的涛声，使我和祖芬似乎经历了一番洗涤，很快就恢复如初。回来看望汤乐两先生，我用双手给汤先生按摩肩背，祖芬明显看到汤先生的眼睛出现了光亮，我则感到一阵疲累。气功讲究的失气得气，不过在此刹那一瞬间。

刘梦溪《八十梦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版

九十年代，汤先生的书院进入到新时期，我创办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国文化》杂志也运行良好，我们见面来往就更频繁了。乐先生的名篇《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就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还有一篇是关于陈端生和《再生缘》的文章，发表于《中国文化》第十期。汤先生是《中国文化》的创始学术顾问，发表的文章，前后有九篇。《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学术活动，只要时间允许，他们也都会参加。为纪念《中国文化》创刊20周年举行的戊子岁尾雅集，两先生都出席并有发言。乐先生说，她非常看重《中国文化》，她写的最好的文章，才敢给我们。并提出弄清楚中国文化的基因，以及对基因作现代阐释如何重要，她称赞《中国文化》在这方面做了有效的工作。汤先生说《中国文化》是一本可以长久留下的杂志。乐先生发言的结尾，还有几句最见性格的话，她说：“我没想到今天的聚会是很严肃的、非常学术的聚会。我一向改不了自己的性格，到了七十岁以后，就更不想改了，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常常是出言不逊，不太合调，我很抱歉。”可敬亦复可爱的乐先生！

我和汤先生还同是萧克将军主持的《中华文化通志》的编委和分典主编，汤先生主编《宗教与民俗典》，我主编《艺文典》，又增加了相见相聚的机会。编委会有工作餐，大都在政协礼堂旁边的餐厅。当时我的事情也真多，有时难免提前离席。一次汤先生对我说：“走时不用和大家打招呼，悄悄地离开。”此事我至今难忘，只有自家兄长才会如此细心地关照吧。

2014年，汤先生去世不久，庞朴先生也去世了。我在悼庞朴的文章里说：

如果说八十年代有过文化热，九十年代有过学术热，那么先后离我们而去的这两个人，可以称为那两个时代的“双子星座”。他们同为中国文化书院发轫期的开山导师，当时各种研讨会、演讲会上，都能看到他们精力充沛的身影。汤先生是一院之长，庞公是学术委员会主席。汤先生温良儒雅，庞公果决骏快。汤和之以群，庞济之以思。汤先生掌会，百家言道，断而弗忍。庞公主会，时间为狱判法典，不管是何来路，一律执法如山。汤、庞刚柔相济，国内外向学明道之君子，无不以之马首是瞻。

汤先生确实以宽仁慈厚著称，书院每次聚会，都变成众声喧哗的联欢会。如果有几个路人也进来用餐，那是谁也不会发现的。2004年前后几年，我们有个“金秋有约”的聚会，我和内子发起，有趣的小礼物，都是祖芬购置。季羡林先生在的时候，每次都参加。汤、乐两先生是必到的嘉宾。还有李泽厚、龚育之、孙长江、王蒙、严家炎、邵燕祥、沈昌文、董秀玉、龚鹏程等。于光远有时也参加。一次抽签，汤先生抽到的是“仁者寿”，再恰切不过。乐先生戊子雅集发言说的喜欢我组织的聚会，指的就是这件事。

2011年我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也是和汤先生一起受聘的。人的因缘际遇有如此者。如今两先生均已作古，但半个世纪结下的友情将永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2024年9月30日写于京城之东塾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深研中华文化　阐扬传统专学　探究学术真知　重视人文关怀”是《中国文化》办刊35年来的一贯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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