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若三十几岁写完中国思想史，韦政通会后悔死

韦政通（1927年12月-2018年8月5日）

【编者按】韦政通，江苏镇江人，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从大陆到台湾，从差点饿死到名满天下，从当记者、写小说到开启思想的探险、宣扬“异端的勇气”，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自认扮演过三种角色：学者、思想家、知识分子。他出版过数十种哲学、思想、文化类学术专著，其中近百万字的《中国思想史》被赞誉为“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被众多大学用为哲学系和文科生的教材。那么，这部著作究竟有何值得留意之处？如何读懂中国历史上那些不朽灵魂的精神世界？当代知识人如何在历史的幽深隧道中汲取能量、找到前行的方向呢？《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刊载了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王立新教授撰写的《连绵的群山与奔流的长河——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的写作与效果》，全文近3万字，出入前贤世界，不止抉奥阐幽，更有风义传薪之旨。经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将分章陆续转载，各期标题为编者增拟。本篇为该文第一、二节，配图由作者提供。

韦政通著《中国思想史》

一

写作思想史这类著作，实在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稍不留神，就会写成思想史资料词典、思想和思想观念的知识史，或者思想家及其思想的“遗物陈列馆”之类。尽管可以摆放得规整而有次序，但思想的灵性和思想家生命的活性，以及思想与思想之间的互相争竞、冲撞、承接、诱发、融合与转折，都无法得以呈现，思想史奔流不息与迂回曲折的波澜壮阔景象，也就无从得见。虽然名义上仍可称作思想史，但实际已经不是思想史。

思想史既是思想的历史，同时也是思想家们为思想而奋斗的历史，是思想家们用他们的生命去与时代和历史沟通的历史，是他们借助这种沟通，表达他们自己思想、展现自己生命的历史。思想史是活的风景，既像连绵的群山，又像奔流的长河。从这个意义上讲，缺乏思想、体会不透历史上思想家的思想、对思想史没有全面系统地把握，就写不出像样的思想史。

只有展现思想的多彩风姿，同时写出思想在历史上的群山连绵之状，写出思想在历史上的大河奔流之势，才是好的思想史作品，才能使读者获得对思想史的全面、系统了解，从而受到启发，感受激荡，产生对思想的向往和对思想史的眷恋。

这个目标和理想显然太过高远，但思想史的作者，却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种追求。而光有这种追求，显然还远远不够，不具备所需的能力，目标就只是虚设的幻境，理想也只能表达醉梦中的痴迷。

写作思想史，除了客观的态度、冷静的分析、丰厚的积累、清晰的判断、系统的梳理、优异的文笔等，还必须具备跟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进行“沟通”与“交流”的能力。恰切的“沟通”、“交流”，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思想，懂得他们何以那样思想，从而将他们的思想内涵和生命活动书写出来。

历史上思想家们的思想，或者被他们生存的时代所激发，或者被历史的传统所诱发，或者受到自然、社会情势的启发，或者由个体生命的灵性所显发。这些情况的综合作用，凝聚成了他们生命的智慧，表现为他们的思想。思想史的作者，必须通过与历史上的思想家们进行深入的心理沟通，之后，才能了解他们的生命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起伏与跌宕。由此再去书写，才能展现这些思想家的愿望和目标，进而表达作者对他们的理解和评判。思想史的写作者，既要能进到思想家的心灵世界里，又要能进到思想史的实际进程之中去，要不然便无法达成对历史上思想家们的相应了解，无法将思想史，真正写成“思想”的“历史”。

“我不敢说我对如此众多的思想家的思想，都能有相应的了解，当我写到与自己的气质以及知识背景距离较远的思想家时，总尽量付出更大的耐心，也许我还是不能充分了解他的意义和价值，但绝对避免以一己的偏见去故意曲解。”^[1]

这是优秀的思想史作者应有的态度，也是优秀思想史作者应尽的义务，要不然就不要去书写思想史。努力和训练是非常必要的，但“训练和努力，总不能完全克服一个人气质上和心理上的一些限制，每一个人能充分把握的问题，总有其限度。”^[2]尽管韦政通所著《中国思想史》，对历史上各类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同情性”了解，都已相当深切入微，“传真”、“传信”的程度，也远非寻常可比，但他依旧如此自知，如此谦虚。

“同情的了解”，如果仅能限于一家一派，那就有可能陷入为一家一派单独立言的狭小格局，失去公允，误导读者。

韦政通在青年时代，曾经专一追随儒家，尤其钟情心性一系。后来却能及时转醒，走出一家一系的牢笼，他的思想史写作，才没有局限心性一系，没有遗弃儒家另外的系统和另外的发展方向，因而呈现了儒家的全貌；同时也展现了儒家以外其他各家，如道家、墨家、法家、佛家的优长。

学者一般都自视很高，而且容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年轻时的韦政通，也有过这种过高的自视。他的过高自视是在新儒家老师们的感染和鼓荡下形成的，主要表现在他甘心做一个圣徒，同时也已将自己当成“小圣贤”一样看待。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他在《人生》、《民主评论》等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文章，都已明显表现出了这种过高的自视。但在开始撰写《中国思想史》时，韦政通早已卸下了自己压在自己肩上的“为往圣继绝学”的沉重心理包袱，解开了自己为自己设置的精神枷锁，从而才能“轻装上阵”，才使得他的《中国思想史》能够客观、公允，各家各派不再只是儒家心性一系的助缘或者单纯的批判对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去观察对各家各派存在的问题，各家各派的局限，在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里，也同样都有论列，儒家的心性一系，同样不是例外。

韦政通是一位有开放襟怀，能够融涵多元的思想家，他善于并且乐于体会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作为思想史的写作者，这种心理品质殊不易得。但仅凭这一点，想要写出一部像样的思想史，还是远远不够的。深厚的积累、广泛地借鉴、敏锐的洞察力、长久而坚忍的耐力，以及非凡的表达思想的文字功力，都是不能缺少的。

二

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思想史，是韦政通年轻时就有的宏大愿望，那时他确实很年轻，年轻到看不清当时的自己，看不清自己当时的偏执，不懂得当时的自己，无论多么用工卖力，也无法完成这一宏愿。他的这个宏愿，在当时其实只是个妄想，连梦想都算不上。假使他在三十几岁上果真写出来了，那么后来他会后悔死，或者来不及后悔，就已经“死”在因为写出了中国思想史的沾沾自喜里。庆幸他当时没有直接下笔，否则可能就没有后来的韦政通，也没有摆在读者面前的现在这部《中国思想史》了。

写思想史，跟写某一位思想家的专门性研究著作、跟就思想史上某个问题写篇专门研究论文不同，需要更深厚的积累、更全面的把握。韦政通年轻时并不具备这个条件。但他具备另外一个优异的可能性：

“一切对未来的希望和向往，都必须落实到当前的工作上来，‘当前’是过去与未来的交会点，也是复活过去并决定希望能否变成事实的一个决定性的关键。我从没有也不能把过去仅当成过去来理解，也不空想未来，我能切实把握的是今天。只有一个个充实的今天，才能有充满希望的明天。”^[3]

韦政通虽然没有直接去撰写中国思想史，但他一直在从事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学习、研究和教学工作，从来没有放弃，也从来没有懈怠。从开始妄想撰写中国思想史的五十年代中期，到他开始出版第一部中国思想文化类的著作《传统的透视》，中间已经历十年。十年间，他曾隐居深山苦读，为了活下去曾经寄身寺院，曾经担任高中国文教师，他一直在广泛接触各种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的著作，发表各种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类文章。自1965年开始，到他真正撰成中国思想史的1979年，十四、五年间，他出版了《传统的透视》《荀子与古代哲学》《传统与现代化》《中国哲学思想批判》《中国文化概论》《知识分子的责任》《先秦七大哲学家》《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现代化与中国的适应》《中国的智慧》《巨变与传统——中国传统思想现代意义的追寻》十多部著作，还独立编撰出版了六十余万字的《中国哲学词典》。平均每年一部书还不止。

1979年11月底，《中国思想史》上卷出版；1980年4月《中国思想史》下卷问世。二十四五年前，他要撰写中国思想史的妄想，终于以理想实现的方式落地成真。这部共约百万言的《中国思想史》一经出版，就被赞誉为“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很快受到各界读者的好评。誉声传进大学校园，遂被众多大学用为哲学系和文科生的教材。当时的韦政通，连正式的大学教职都没有，没有任何教育组织或机构帮助推荐，只因一些高校教师阅读后产生了良好的印象，所以才推荐给学生们当教材。没有借助任何现代的传媒手段，却日益受到社会各界读者们的喜爱，声誉和影响自下而上不断扩大，远远超出了出版者的预期。在大林出版社连续出版数次之后，版权转到水牛出版社，到2015年，已经在水牛出到第十六版，每版的印刷次数都超过五、六次，有的竟然印刷十四、五次。如此大的出版、印刷量，表明了社会各界对这部书的喜爱和需求程度。（待续）

注释：

[1]韦政通《中国思想史》序言，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2]韦政通《中国思想史》序言，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3]《中国思想史》序言，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深研中华文化　阐扬传统专学　探究学术真知　重视人文关怀”是《中国文化》办刊35年来的一贯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