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如何度量和估衡胡适的思想遗产？

【编者按】评价胡适的历史地位，人们常常会想起“新文化运动主将”这个标签。但胡适作为一代思想宗师，其价值远不止于此。如何用“平等的眼光”来度量、估衡胡适的思想遗产呢？本文摘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的前言，原文以《走进胡适的文化世界——＜胡适年谱新编＞前言》为题，刊载于《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作者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首席专家。经本文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将“前言”分章转发。本篇为“前言”第三章。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图为1956年胡适寓美国纽约时摄。来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三、胡适思想遗产的估衡

胡适的历史地位来自于他发动“文学革命”，在新文化运动中创造了诸多创造性的文化学术成就，发挥了主将的作用。但他的地位并不局限于此，他更是一代思想宗师，他的思想影响力穿越世纪的时空，对我们时代仍然具有其难以磨灭的价值。

研究思想史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以一种成见去解析另一种成见，如冯友兰先生著《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哲学史段分为两个时代：一个是先秦的子学时代，一个是汉代以后的经学时代，即是以其儒学的正统观念为出发点，描述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历程。冯先生晚年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对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评价，也反映了他的正统观念；第七册用三章的篇幅讨论金岳霖、冯友兰、熊十力，而对胡适仅用二节加以介绍，更是其成见的直白表露。

一条是以平等的眼光处理探讨各家思想，呈现各自的优长与特性。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时曾指出该书的四大“特长”，其中之一就是“平等的眼光”，“同是儒家，荀子非孟子，崇拜孟子的人，又非荀子。汉宋儒者，崇拜孔子，排斥诸子；近人替诸子抱不平，又有意嘲弄孔子。这都是闹意气罢了！适之先生此编，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我个人对思想史研究也是遵循这条路径，就是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各家各派的学说和思想，展现他们的优长和特性。现在我们也以这种态度来度量、估衡胡适的思想遗产。

首先，胡适作为实验主义在中国的传人，他自觉地将引介科学方法作为自己的职守。胡适认为实验主义“完全是近代科学发达的结果”，“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就是科学家在试验室里用的方法”。胡适对这种“实验室的态度”的意义作了三层解析：“（一）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二）是假定的，——是全靠他解释事实能不能满意，方才可定他是不是适用的，（三）并不是永永不变的天理，——天地间也许有这种永永不变的天理。……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真理’就是永永不变的天理；他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应该发生的效果。这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从胡适对实验主义的这一定义可以看出，他注重的是实验主义所内含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应该承认，胡适所宣传的实验主义对传统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真理观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胡适一生持守实验主义，主要是把其当作一种科学方法。具体运用到历史学领域，就是讲究实证，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讲八分话。据此，他认定清代学者的考证方法是一种科学方法，胡适将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与清代汉学家的考证方法融合贯通，形成了自己一套独具特色的治学方法，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诀，即是其治学方法的经典总结。长期以来，在论述和评估胡适与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思想时，存有一种误解，即以为其“注重实际的效果”，故常见人以实用主义称之，胡适在说明他为何采用“实验主义”这一名称时解释道：“‘实际主义’四个字可让给詹姆士独占。我们另用‘实验主义’的名目来做这一派哲学的总名。就这两个名词的本义看来，‘实际主义’（Pragmatism）注重实际的效果；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n）虽然也注重实际的效果，但他更能点出这种哲学所最注意的是实验的方法。”^[11]这里的“实际主义”相当于后来人们常用的“实用主义”，胡适似乎早已预感到人们可能混淆这两词的含义，故中译时特辟“实验主义”来表明他提倡科学方法的良苦用心。

►胡适（前排左一）1916年与杜威教授（二排正中）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合影。图片来源：清华大学校史馆。

其次，胡适提倡渐进的文明进化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胡适首次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文明进化观：“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拢统解放,改造也不是拢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12]正因为如此，胡适不承认“根本的解决”的社会改造方式，在这一点上，他的确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存在分歧。也正因为如此，他与国、共两党的社会政治理念有着极大区别。国、共两党都是以“革命者”自居，而胡适通常只提“改良”，如“文学改良刍议”，或“改革”，如“我对丧礼的改革”，他甚少以时人喜欢标榜的“革命”自居。

胡适主张“和平渐进的改革”，这与他对进步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说：“近代的民主主义已抛弃了急进革命的念头，而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上的逐渐改革，感到满意。近代民主政治程序的基本哲学，是认为残暴的破坏行为不会产生进步，进步是许多具体的改革积聚起来的结果。”他甚至认为：“急进革命与逐渐改革两者的区别，正是民主的生活方式与极权的生活方式最基本的不同。”^[13]一切急进主义必然走上极权政治的道路，因为只有绝对的力量能够完成急进革命的工作，只有用暴力的手段和令人极端恐怖的“革命风暴”，才能把现在的社会制度整个推翻，阻止它恢复或再生，这也是那些“反民主的国家为何一定要采取独裁的手段”维持和巩固其政权的内在原因。

►1948年胡适（前排右四）与第一届中研院院士合影。图片来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自由主义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和平渐进的改革”呢？胡适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 因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轨道的国家里，自由与容忍铺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义者也就不觉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的暴力专制政治。”^[14] 

渐进与革命，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所走的两条不同道路。一般来说，在文化教育、社会经济这方面，“渐进改良”这种变革方式提供的成功经验比较多，所谓“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就是这些领域的人们为改革现状、振兴中华所做的某种努力。而在社会政治领域，“革命”一直据有支配地位，谋求“根本的解决”是激进或“左翼”的共同思想导向。这两种不同的变革方式就其推动历史的发展而言，应该说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提倡渐进改革并非胡适独有的主张，在他之前有严复、梁启超、张謇这些立宪派人士，在他之后有一批社会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但是在四十年代末，在国、共两党的激烈对抗中，胡适倡导“和平的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其针对性明显可见。1930年代以后，胡适被日益“左”倾的青年知识分子所抛弃，大抵也是这一原因。

►欧阳哲生《胡适的北京情缘：一个新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版。

渐进与革命是社会进步的两条途径。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面对各种旧势力的抗拒和阻挠，革命所产生的能动作用对社会的冲刺当然要大，因而这也是革命者的逻辑出发点和正当理由。但革命的破坏性和颠覆性，给社会可能造成的伤害也是不可避免的，对此，从成本和代价上计算，一部分人认为革命是暴风骤雨似的阶级大搏斗，是血淋淋般的暴力冲突，付出的代价高昂，他们因此更倾向于一种温和的社会改造方式——渐进。严复、梁启超、胡适抱持这种观念即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种进步观在近代中国的教育领域、经济领域颇为流行，所谓“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即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在革命与渐进这两种方式的竞争中，革命因其强势表现而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如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往往占据上风，人们称二十世纪是最快或最短的世纪，其实指的就是这是一个革命主导的世纪。但渐进作为一条辅线始终存在，并没有消失，它与革命相辅相成、此起彼伏。1970年代末中国颠覆“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思潮，转向改革、开放，重新步入现代化的轨道，严复、梁启超、胡适这些被贬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思想家重新回到学术视野中来，得到人们“同情的理解”和相当程度的认可，多少表现了渐进式改革之途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命力，渐进也并非中国社会进步摒弃的一种选择。

►胡适晚年提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再次，胡适提倡人权，主张民主政治，反对独裁，反对“革命式”的专制。从1928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与国民党就人权问题展开论争，到1930年代，《独立评论》的同人就民主与独裁展开争论，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胡适认定，中国抗战是为一种民主的生活方式而战，反法西斯战争是一种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胡适始终高扬民主大旗，秉承民主原则与一切反人权、非理性、残暴的法西斯统治进行抗争。胡适晚年鉴于民主在中国难以实施，甚至提出“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尊重个性，承认人各有其价值，这是五四时期胡适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蕴含，也是个性解放运动的理论基础。提倡人权，要求宪法保障的人民基本权利，希望“以中国国民的资格，对于国家社会的问题作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讨论，尽一点指导监督的天职”，^[15]这与执政的国民党当局产生冲突。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也是现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要件，胡适天真的认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16]他完全忽视了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政治传统，对实施民主政治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这也就注定了他的民主政治主张在中国的现实面前一再遭到碰壁的结局。

最后，胡适主张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从中国人文传统的内在理路寻求新文化建设的进路，反对“启蒙式的讹诈”。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取向是反传统，但其内部对传统的态度却有微妙的差别：一种是在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下，对传统的良善因素加以发掘、利用，为现代性的生长提供传统的资源，将新文化运动看作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一种是将中国的前现代社会看成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要求将人们从神权、专制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们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类似法国式的启蒙运动。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价值的取向。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表现了与中国人文传统的某种联系，选择启蒙运动则常常从反传统走向了“反文化”。胡适亦从不采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的说法，这与陈独秀明显不同，蔡元培与胡适对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取向，有着共同的偏好，他们的态度相对理性、温和。

讲究实验的科学方法，提倡循序渐进的进取精神，坚持民主政治的规则，承续中国人文传统的文艺复兴，我以为是胡适思想的精髓，也可以说是胡适留给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胡适的思想今人看似平常，多为常识，但实行起来又非易事，这也许是胡适思想在后世持续产生影响的原因。（未完待续）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作者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首席专家。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著作有《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严复评传》《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等，编著有《胡适文集》（12册）等。

【注释】

[11]《实验主义》，《胡适文存》卷二。

[12]《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

[13]《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转引自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第1735页。

[14]《自由主义》，原载1948年9月5日北平《世界日报》。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37—738页。

[15]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1页。

[16]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1933年12月24日《独立评论》第82号。

【延伸阅读】

欧阳哲生｜胡适：二十世纪的文化巨子

欧阳哲生｜胡适：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