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永明、夏金龙|书院制度对湖湘文化发展的推动与促进

“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活跃的现代文化，是湖南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丰富资源和深厚基础。”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做出重要指示，要求我们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使湖湘文化在新时代实现新发展、呈现新气象、展现新作为。作为一种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形态，湖湘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的机制与特点。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唐代以前，湖南长期被视为苗蛮之地，在一种相对独立、闭塞的环境中缓慢发展；自宋代以降，湖湘文化不断取得长足发展。何以如此？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宋代开始的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南书院的持续发展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断完善的书院制度为湖湘文化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人才储备。

岳麓书院大门。

首先，书院的学术研究制度提升了湖湘文化的理论思维高度。宋代以后，历代儒家士人往往以书院为基地进行学术研究与创造工作，从而推动着儒学的不断发展，逐渐形成健全的书院学术研究制度体系。一代代湖湘士人在书院制度的滋养和保障下传承发展湖湘文化，逐渐形成经世致用、传道济民的学术思想和生命情怀。南宋初，胡安国、胡宏父子就以衡山碧泉书堂、碧泉书院为基地对儒学进行创发。胡安国的代表作《春秋传》完成于碧泉书堂；胡宏则在书院讲学过程中完成其代表作《知言》，建构其性学思想体系。张栻的主要著作《论语解》《孟子解》，也修订、完成于主教城南、岳麓书院期间。实际上，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形成、发展，湖湘理学的繁荣兴盛，均以碧泉书院、岳麓书院等为依托。而在考据学盛行的清代中期，王文清、旷敏本、欧阳正焕、罗典、欧阳厚均等一批著述颇丰的汉学家，也是以岳麓书院为基地，致力其学术研究的。湖湘书院的学术研究往往能够立足时代前沿，对儒学进行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创发，对中国思想学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同时也在理论层面上不断促进湖湘文化的发展，这些都离不开书院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推动。在这方面，南宋湖湘学派堪称典型代表。胡宏、张栻等湖湘学者以探究天人之道为己任，在本体论、工夫论方面多有创发。胡宏以性为“天下之大本”，提出了以“性”为最高范畴的本体理论，对作为宋明理学核心的天人关系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其理论进路，明显区别于朱、陆的理学、心学，显示出理论思维上的独特性。在工夫论上，湖湘学派主张“先察识后持养”，强调“于已发处用功”，在当时影响很大。湖湘学派学者的学术创造，不仅使湖湘学派兴盛一时，为天下所瞩目，而且也使湖湘文化在理论思维水平上跃居时代前列。清中叶以后，岳麓书院的众多汉学家也正是以其“覃思幽微”的学术创造活动推动着湖湘学术文化的发展，从而使湖湘文化与时俱进，不断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贡献思想资源。

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图。

其次，书院的讲学、讲会制度拓展了湖湘文化的空间分布。自宋以后，湖南书院发展之快、数量之多，为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湖南书院在宋代有50多所，到明代有124所，到清代更达280多所，且地域分布广泛，遍布全省各县。湖南书院的普及导致主流文化向边远地区不断推进，拓展了湖湘文化的空间分布。湖南书院的各种面向社会的会讲、讲学活动也促进了文化的社会传播。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与张栻会讲于岳麓书院，三湘士子纷纷前往，岳麓书院人头攒动，出现了“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的盛况。这无疑有助于湖湘理学的推广传播。明代中期，受时代风气影响，湖南书院各种形式的讲会、讲学活动也时有进行。嘉靖年间，著名学者湛甘泉就多次率弟子会讲于石鼓书院；嘉靖、万历年间，王门高弟季本、罗洪先、张元忭、邹元标等也曾先后讲学于岳麓书院，“四方之士从游甚众”。这些讲会、讲学活动对湖湘文化的普及、传播、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岳麓书院御书楼。

第三，书院的藏书、刻书制度促进了湖湘文化的发展。湖南书院藏书活动起步较早。北宋初期，岳麓书院就建有藏书楼并两次得到朝廷的大规模赐书。虽然宋、元、明时期湖南书院藏书的具体数量今天已难详考，但其规模从明代书院藏书楼的建设规模中可略窥大概。据光绪《湖南通志》卷六十八《龙州书院记》称，益阳龙州书院尊经阁“凡三层，高可五丈，深广各以度”。如此规模的藏书楼，其藏书数量一定不菲。到清代，湖南书院的藏书量更有较大增长。据《城南书院新置之官书总目录》，清中叶，城南书院藏书达403部，3714本，10555卷。湖南书院的刻书活动始于宋代。元代茶陵州的东山书院刻书规模大，印刷精，在全国都有影响，现在仍流传于世或有存目的就有13种。明代湖南书院从事刻书的较多，今天所知者包括蓝山书院、东山书院、南轩书院、紫云书院等。到清代，湖南书院刻书到达鼎盛时期，各书院除刻印各种经史典籍外，还大量刊刻书院自身的教学、学术成果及有关书院自身的史料文献如《书院志》等。湖南书院藏书、刻书事业的发展，增加了湖湘地区文化积累的总量，是湖湘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不仅如此，书院刻书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还面向整个社会传输，书院藏书也具有不同于官府藏书、寺院藏书、私人藏书的特点，其服务对象甚为广泛，读者既包括书院师生，也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士民，因此，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无疑会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在促进地方文化的普及、繁荣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岳麓书院学规。

第四，书院教育、教学制度造就了大批人才，为湖湘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与动力。书院以其独特的教育方针、教学方式及内容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提高了湖湘士民的文化素质。南宋与清代是湖南书院发展的两个高峰时期。这两个时期也是湖南人才辈出之时。以岳麓书院为例，南宋时期，作为湖湘学派的基地，岳麓书院的生徒中涌现了彭龟年、游九言、胡大时等理学家群体，《宋元学案》曾专设《岳麓诸儒学案》介绍其思想学术。明清之际著名学者王夫之，对湖湘文化及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也曾就读于岳麓书院。清中叶以后，岳麓书院更是人才大盛，涌现出一大批彪炳史册的湖湘士人。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岳麓书院人才群体将湖湘文化发扬光大，使之走向辉煌灿烂。人们熟知的“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一联所反映的正是岳麓书院对于湖湘人才群体的培养造就之功。人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又是文化积累、创造的主体。人才的兴盛，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与强劲动力。历代湖南书院卓有成效的人才培养工作，在湖湘文化的传承、发展、更新、创造的过程中发挥了颇为关键的作用。

湖湘大地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石鼓书院、船山书院、箴言书院等10余所著名书院中走出了一代代胸怀天下、敢为人先的杰出人才，引领着湖湘文化的前进发展方向。书院文化是湖湘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形成的学术研究、讲学讲会、藏书刻书、教育教学等书院制度对于推动与促进湖湘文化传承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地位。湖南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与活跃的现代文化“三种文化”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期待湖南以书院制度文化在内的悠久历史文化为根基，采取“文化+科技”“文化+旅游”等融合方式，推进历史文化与革命文化、现代文化的融合和转化发展，为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者简介：肖永明，“长沙社科智库”历史文化专家工作室负责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夏金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科研基地办公室主任。文章原标题为“书院制度对湖湘文化发展的推动与促进——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