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库房里的中华玉史

在中华文化史近万年的存续期里，留下了难以计数的丰富文化遗存。人类对于自然中获取的各种材料的使用和加工，是人认识自然、发掘自身潜能、逐渐走向文明的活的见证。玉器作为这些生产材料中的一种，尤其与万年里一次次社会的发育、思想的嬗变、时代精神的兴衰和艺术审美的浸润紧密相连。无论是史前文明等级制度的诞生、宗教思想的阐发，还是春秋战汉时期道德标准和意识形态的重塑，抑或是一统王朝中对地位和财富的追求，玉器都于显要的位置充当其物化表达。

鉴于中华文化对玉器一以贯之的钟爱，王室宫廷成为古代玉器最重要的收藏地。今天的故宫博物院玉器库房中，收藏有中国古代玉石器40000余件，包括皇家旧藏30000余件，以及建馆后获捐、收购的8000余件，形成时代跨度完整的收藏体系，足可展现中华玉石器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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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对古玉的科学研究，实则是一个相当新的话题。爱玉如命的乾隆皇帝在他收藏的古玉器上留下了清中晚期收藏者对古玉的认知。5000年前良渚文化的玉璧、4000年前齐家文化的玉琮被误认为汉玉，记录于乾隆在古玉上的御题诗文中。由于绝大多数藏品已失去了原始出土资料，别说是200多年前的乾隆，即使是今天的专业文物考古学者，要想对这些浩繁的玉器进行断代和归类也绝非易事。

《玉见故宫》的作者、故宫学研究院玉文化研究所所长徐琳将自己的工作比喻成“库房考古”。对传世玉器的年代和文化类型鉴定，必定要与考古出土玉器，尤其是具有文化代表性的典型器相互比照，而故宫藏玉种类之繁，则要求研究者具有纵贯古今的视野。因此，作者写故宫之玉，实则也是写中华玉史，是依据科学考古发现的文化发展脉络，在这个特殊的“考古现场”进行一次从史前到清末的单一品类文化遗存大科普和大整理。再进一步说，则是以玉见中华文化，真可谓微中知著、管可窥豹了。

《玉见故宫：国宝玉器里的中华》，徐 琳 著，译林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

有趣的是，所谓“库房考古”，其方式与实地考古并不完全相同。尤其对于史前史部分，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文字佐证，很多器物甚至在后世进行了再加工，为玉器的断代平添更多难度。对库房中的古玉研究于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通过对玉石化学成分的分析比对确认制玉材料的产地；通过对加工工艺中刻画、打磨方式的研究，回归加工现场理解制玉逻辑；尤其注重分辨藏品的沁色和染色状态，并与出土文物的沁色情况进行横向对比。这种种对玉材料和玉器加工本质的更深层认识，已经超越了对常规的形制纹饰演变的分析，将研究视角置身于制玉的土地、制玉的时代和制玉者本身。

当研究者将这些故宫古玉“一一归位”，一定会震撼于一种完整的宏大叙事。虽然自汉以后，历代帝王多不识先代礼器，但它们却阴差阳错地通过种种方式回到了中华权力的中心。岁月飞逝，王朝更替，唯有这些礼器成了中国政治史千万年的实物见证。纵观故宫玉藏品，红山文化的玉C形龙和玉猪龙，是龙文化在玉石上的最早记录。红山文化玉祖神像、良渚文化神徽纹、后石家河文化玉神人兽面像，是远古信仰和天人关系的鲜明阐述。北至西辽河，南至长江中游北岸，东至黄海之滨，西至渭河上游，分布广泛的玉牙璧汇聚于这一方小天地，标志着史前文化大融合时期的到来。更晚期，三代礼器玉戈、玉刀、玉璋、玉瓒……将逐一在文献史料里现身。人与龙凤组合的玉佩首创于西周，配合从殷商鬼神崇拜向西周人神合一、天命继承的时代思想变革，玉器使用也从巫玉时代走向王玉时代。战汉大一统思想的逐渐定型体现在玉器内容主题的极致汉化。飞扬灵动的汉玉龙，奠定了龙作为“四灵”之首的中华文化代表地位。

两汉是中国大一统时代第一个文化大爆发时期，一系列专属于两汉的玉器纷纷出现，上古玉器也在这个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缅怀古礼的玉韘、玉佩、玉璧开始由礼玉转变为装饰玉；鼎盛于两汉的玉辟邪、玉刚卯、玉严卯、胜形佩、玉蝉、玉握猪，呈现了一个江南巫文化、谶纬神学、仙道文化混杂的世俗哲学。与两汉之“汉”对应的，是中华历史第二个辉煌王朝盛唐之“杂”。开放包容的唐王朝，融汇广袤亚洲大陆上的诸多文化形式，承袭一个半世纪以来北朝民族融合之势，为制玉主题提供了新的想象空间。数量众多的胡人玉带板描绘胡人献宝、宴饮、乐舞等主题，是大唐盛世映照于玉上的剪影。每个时代政治文明的特点，于古玉上都有明确的诉说，直至它们汇于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著名皇帝——乾隆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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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说玉，定不能不说乾隆。古玉收藏成了皇家宫室的装饰品，经重新打磨、染色、配件，齐家文化的玉琮成了插瓶，商代有领玉环改制为碗托，宋元的玉带勾环重新装配成三镶如意……鉴古兴起的乾隆经常将鉴赏感怀诗题在器物上，甚至为了炫技爆改蒙古渎山大玉海。这位好古的皇帝与玉结缘，不仅在其鉴玉、题玉、改玉的种种操作，更在中国采玉、制玉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今日在永寿宫珍宝馆中展陈的多件玉山子，标志着皇家制玉史的巅峰时刻。平乱准部和回部后，乾隆皇帝制定的贡玉制度，是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贡玉定制。西域的玉贡源源不断流入皇家，将和田玉的使用推向历史高峰。这些史实都反映在乾隆御制的《采玉图》山子上。不止于此，乾隆更是用一块重达五吨的新疆青玉，以十余年时间打造了自己的“记功碑“——《大禹治水图》玉山。

这件中国玉史的巅峰之作，仿佛乾隆皇帝为故宫玉藏画上的一个完美句点，而玉上的母题重回上古贤王，恰好暗合于中华文明史的创始时刻。故宫所见之玉，诚如作者所言，是玉器中见中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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