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论租庸调制度下唐百官俸禄制度的变迁

张国刚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隋唐史、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

[摘要] 隋及唐初俸禄钱的四个方面职分田、公廨田（钱）、禄米、禄力（手力课）的措施被依次推出。高宗武后时期，是俸禄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这种变化不完全表现为项目的增减，还有俸料钱来源的变化。其中，更重要的变化是乾封元年对于力役待遇及俸料钱的总体规范。最后，伴随李林甫开元二十四年“长行旨”的推行而进入一个总结性阶段。几乎所有关于唐代官员俸禄的论述，都没有清晰地解释唐代官员俸禄的两重用处，用于官员的薪资和用于官署的公费是不同的内容，尽管它们在食料、杂给之类开支中常常以官员的名义计算。分清“公”与“私”两种不同俸禄界限，是我们研读唐代俸禄史料时要特别予以关注的。

[关键词] 唐代前期；俸料钱；公廨田；职分田；食本

中国古代官员俸禄问题，既是国家财政制度的组成部分，也是朝廷职官制度的重要环节；俸禄制度还涉及民户负担、国家租税制度，也成为赋役制度的一部分；俸禄的经营又与商业或放贷业务关联在一起，又成为商业史、经济史涉及的内容。更进一步，俸禄制度的变化也折射了政治形势和财经形势的变化，因此又成为政治史研究的内容。当然，俸禄制度的内涵也反映了官员生活内容的变化，是社会生活史的组成部分。

一、问题的提出

官员的俸禄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目前的研究仅有概括的说明，尚未说清楚其内容所指。北朝隋唐有所谓公廨田和职分田（简称职田）。公廨是指官员办公的地方。公廨钱就是用于办公的经费，它与官员的薪资待遇不同，最多算职务消费。但是，在唐朝的财政预算和支出的实际过程中，官署的办公经费和官员的报酬又混合在一起。

比如，《册府元龟·邦计部·俸禄》将禄米、职田、公廨、俸料钱等放在一起，构成了其卷五百五到卷五百八共四卷的内容。而《唐会要》却将相关内容分开记述的。该书卷九十至卷九十三，分别列有《内外官禄》《内外官料钱》《内外官职田》和《诸司诸色本钱》等条目。禄米、俸料、职田以及置本收利的公廨钱之类，分别记载得清清楚楚。《旧唐书》卷四十八、四十九《食货志》上下两卷，没有专记官员俸禄的内容。《新唐书》卷五十一到卷五十五《食货志》五卷，其最后一卷《食货五》先谈官禄，后又及于官员俸料。与《册府元龟》《新唐书》把官员俸禄内容置于“邦计部”“食货志”不同，杜佑《通典》则从职官制度来研究俸禄制度。该书卷三十五《职官典十七》专门列有《俸禄》一节，涉及“禄秩”“致仕官禄”“职田公廨田”。“禄秩”下又附干力、白直、仗身、门夫等力役，这就是后来合并为“俸料”的内容之一。

上面两种记录俸禄的方式本身，就说明了俸禄既是职官制度的一部分，也是国家食货（财政与赋税）制度的一部分。因此俸禄等问题不仅是官员的待遇问题，更是唐代中央和地方官署的行政办公经费问题，两项支出都可以作为财政支出理解。

如果从办公经费来看，至少包括：官署纸笔墨砚的消耗费用，公廨屋宇的维修费用，官员上班期间餐食以及公共宴享费用（公厨），为官员服务的勤杂人员费用、保安费用，还有差旅费用、招待费用等。至于官员个人的收入则除了养家糊口的薪资性收入，还有从职务消费中获得的许多合法的灰色收入。此外，解决官员俸禄及办公经费的来源、变化及其目标和影响，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当然，官府的办公费用与官员的员额是密切相关的。因为上述各项费用，都是按照州县事务之闲剧、人头之多寡来核算的。因此，裁减、阙员或者增加官员名额就与经费的开销密切相关联。这个问题甚至影响到政局的稳定。洪经纶、张弘靖在河北之所以汲汲于裁减官员（当然也包括兵员），就与其时经费的紧缩有关。本文不可能涉及这么广泛的问题，只是纠集有关史料，对于租庸调时代，即安史之乱之前，唐代官员俸禄制度的演进加以论述。

二、隋及唐初的官禄

俸禄制度与朝廷的赋税制度密切相关。隋及唐前期实行租庸调制，俸禄制度自有其特色。如唐初编纂的《隋书·百官志》，所记载的官员土地收入有三类：永业田、职分田（简称职田）、公廨田。三者性质完全不同。

永业田就是租庸调制度的基石。开皇元年（581）十月，隋文帝颁布新田令：“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应该说，一百顷至四十亩云云，表明官员的永业田与平民永业田类似，只是不同等级的官民所占土地有不同的限制。但是，所谓均田令也就是限田令，从来不意味着官府分配如许数额的土地给官员或者农民。因此，严格地说，永业田的顷亩属于官员权益，不属于朝廷给赐的收入。只是让这时期的官员待遇打上了租庸调时代的印记而已。

职分田是尚书省工部下属的屯田司所掌管的项目。这部分田土与官员待遇收入密切相关。同上引《隋书·食货志》又云：

“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六品二顷五十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

第三类田地是公廨田。

职分田从名目上讲属于职务所带来的权益。公廨即官署，公廨钱就是官署办公用费，公廨田的田租收入是用于办公经费的。职务消费、办公经费，内容有所不同。前者是取自职分田所收获的利益，后者是取自公廨田所获得的利益。这两项分别是官员与官署的收益。办公费用显然不属于官员养家糊口的薪金收入，职务权益则有可能被用于家用，也可能是上班时需要支出的费用。隋初实际上不是给的公廨“田”，而是公廨“钱”，即是以货币为公廨基金（本钱），不是以土地为基金。明清的学田就是一种基金，用学田的收益办学；公廨田则用其田土收益办公。《隋书·食货志》很明确地说：“京官及诸州，并给公廨钱，回易生利，以给公用。”

放贷生利，谓之捉钱，息利以给官署经费，违背儒家伦理。历史上反复有人提出异议。但在国家预算制度不太发达的时代，只要一次性拨出本金，就可以解决官署办公经费，这相当于一劳永逸，因此，朝廷总也难以割舍捉钱制度。

开皇十四年（594），工部尚书苏孝慈等反对“出举生利”。工部尚书是管理屯田、职分田、公廨田的。他认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钱物，出举兴生，唯利是求，烦扰百姓，败损风俗，莫斯之甚。于是奏皆给地以营农。回易取利，一皆禁止”。苏孝慈要求改为给土地出租耕种获利，这相当于反对货币基金，赞成土地基金。看来这个办法不太可行。三年后的开皇十七年（597）十一月又后退了一步，“诏在京及在外诸司公廨，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并听之。唯禁出举收利云”。所谓“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就经商取利可以做，金融获利不可以做。

禄米才是真正的官员养家费用。隋代的官禄很是慷慨。“是时京官正一品禄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为差，至正四品，是三百石，从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为差，至正六品是为百石，从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为差，至从八品是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给禄。其给皆以春秋二季。”除了食封官、不判事的官不给禄，其他京官禄米优厚。

地方官也有禄米。

“刺史、太守、县令则计户而给禄。各以户数为九等之差。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百石。大县一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为差，至于下下，则六十石。其禄唯及刺史、二佐（当为上佐）及郡守、县令。”

官员的职务待遇还有“禄力”。开皇八年（588）五月，仆射高颎奏，“诸州无课调及有课调州管户数少者，官人禄力，乘前已来，恒出附近之州”。此句陈述了一个当时的事实，没有课调和户数少的州的官员，其禄力从临近富裕州派出。高颎继续说：“但判官本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朝廷“从之”。这里提出了“官人禄力”的一个新项目。这是不同于以上田土和禄米的新项目“禄力”。禄力就是为官员所配置的力役，从来就有，北朝北齐的干力、仗身之类就是其时的禄力。过去人口较少的州不出，现在高颎建议从本“所管户内计户征税”。这也许是后世以“户税”支付禄力的滥觞。

我们从开皇初年（统一全国之前）的制度中，发现隋代的俸禄制度继承了前代。唐朝制度起源于李渊辅政时期。隋炀帝尚在扬州避乱，李渊将其黜为太上皇，自任隋丞相。李渊的长安政权控制的地区有限，李世民等则在外征战。李渊乃“罢外官给禄，每十斛给地二十亩”。说得好听是用土地换官禄，比如说下县县令60石即60斛，换为给120亩土地，自行租种于农民。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中央停止了放发禄米，任州县官员自行解决。禄田显然是硬性指标，按数量给田。官员永业田是权益，没有硬性给付的问题。这是二者的区别。

武德元年（618）十二月，唐高祖登位不久，就出台了一套文武官禄米标准：正一品七百石，从一品六百石，正二品五百石，从二品四百六十石，正三品四百石，从三品三百六十石，正四品三百石，从四品二百六十石，正五品二百石，从五品一百六十石，正六品一百石，从六品九十石，正七品八十石，从七品七十石，正八品六十石，从八品五十石，正九品四十石，从九品三十石。从给禄标准而言，较隋朝有降低，正一品从九百石减至七百石，但是，后面的级差减少。隋代九品官无禄，唐初正九品四十石，从九品三十石。这是改进。实行禄米年给制，但是，分期给付：“诸给禄者，三师三公及太子三师三少，若在京诸司文武官职事九品以上，并左右千牛备身、左右太子千牛，并依官给。其春夏二季，春给；秋冬二季，秋给。”根据统计：“凡京文武官每岁给禄，总一十五万一千五百三十三石二斗。”官员有增减，禄米数有可能变化。安史乱起，天下兵兴，玄宗幸蜀途中，要求各地自行解决军费问题。肃宗即位，朝廷在灵武，官禄停止不给，实际上也无米可给。

《通典》卷三十五记：“大唐武德中，外官无禄。”但是，武官在外者则除外：“其在外武官九品以上，准官皆降京官一等给。其文武官在京官上者，则不降。”这些规定背后的考虑是：在外的文官无禄，因为信息不对称，文官在外，给禄困难；在外文官到京任官，则属于对朝廷的效忠行为，给禄以鼓励；在外武官，是带着军队去打仗的，属于敌我阵营的哪一边，一清二楚。

外官武官禄的等差，有另外的节制：

“诸给禄，应给等者，正从一品各以五十石为一等，二品三品皆以三十石为一等，四品五品皆以二十石为一等，六品七品皆以五石为一等，八品九品皆以二石五斗为一等。”

比如外官正一品降京官一等给，因为一等是五十石，则在外武官正一品降京官一等就是六百五十石。正二品为五百石，“二品三品皆以三十石为一等”，降京官一等是四百七十石。如此类推。

官禄完全是私人收入，唐初的“俸钱之制”乃是朝廷给官署的办公经费：“其俸钱之制，京司诸官初置公廨，令行署及番官兴易，以充其俸。”京师诸司的“俸钱”，就是“初置公廨（钱）”。即以公廨钱作为本金，令“行署、番官”经营获取商业收入。这条材料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此时的俸钱就是指公廨钱，公廨钱的获取是通过置本让人（行署、番官）兴贩完成。《唐会要》记载了个别细节：“武德元年十二月，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每司九人，补于吏部。所主才五万钱以下，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文。岁满授官。”

文献中唯《新唐书·食货五》记载了唐代公廨本钱的数目：

“天下置公廨本钱，以典史主之，收赢十之七，以供佐史以下不赋粟者常食，余为百官俸料。京兆、河南府钱三百八十万，太原及四大都督府二百七十五万，中都督府、上州二百四十二万，下都督、中州一百五十四万，下州八十八万；京兆、河南府京县一百四十三万，太原府京县九十一万三千，京兆、河南府畿县八十二万五千，太原府畿县、诸州上县七十七万，中县五十五万，中下县、下县三十八万五千；折冲上府二十万，中府减四之一，下府十万。”

但是有学者怀疑这个数目未必是武德而是开元时期的数字（或开元七年，或开元十年之后）。《食货五》经常撮要介绍制度而忽视其年代归属，既然制度已经在武德元年开始，此内容又在唐前期反复施行，其数字可以作为一个公廨本钱及其利息变化的基数看待。

唐代职分田制度资料比较丰富，这条只是开始：

“又制，内外官各给职分田。京官一品十二顷，二品一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雍州及外州官二品十二顷，三品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六品五顷，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其统军府及镇戍关津之官，又节给量减京司及州县。又，各公廨田课其营种，以供公私之费。”

什么是公私之费？公廨田收入被分为两部分支出，一是常食公用的行政经费（与职田的经营方式类似），二是补贴官员的月俸收入。这与公廨本钱收息供公私之费，非常相似。根据《册府元龟》的行文逻辑，这是武德之制。《通典》则无系年，且补充说：“即百[里]内地少，欲于百里外给者，亦听之。”

至于公廨田数目在《通典》则有详细记录：

“大唐凡京诸司各有公廨田：司农寺（给二十六顷），殿中省（二十五顷），少府监（二十二顷）……内坊、左右内率府、率更府（各二顷）。”外官公廨田：“在外诸司公廨田，亦各有差：大都督府（四十顷）……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六顷），上牧监、上镇（各五顷），下县及中下牧、司竹监、中镇、诸军、折冲府（各四顷)……中戍、下戍、岳渎（各一顷）。”

我们不要小看以上这些制度规定，这就相当于是按照官署安排的办公经费。上县十顷，就是一千亩地出租，租入为县司的公务费用。下县就只有六顷，公务经费就比上县少了 40%。中县八顷，较之上县、下县相差二顷。总之，由于农村地区商品经济不太发达，放贷款取利息难以施行，改为租种土地收租，比较可行，这一点与职分田相似。

据《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屯田郎中》：凡在京文武职事官有职分田，在京诸司有公廨田（内容与数字同于《通典》的记载）。而《唐六典》有注文云：“其有管署、局、子府，各准官品、人数均配。”也就是说，公廨田按照官府分配，各个官署还得往下按照其所管二级机构中的官品和人数进一步分配。公廨田的收入是要落实到人头上的。“皆视其品命，而审其分给”。

唐太宗时期，在官员俸禄提升上有了改进。贞观二年（627）二月，诏官人得上考，给一季禄。六月制，官人出使，皆廪食妻子。十二月下诏：“外官新到任，多有匮乏，准品计日给粮。”次年正月诏，官人得上下考，给一年禄。较之上年二月，得上考业绩激励标准提高了。墓志里也能见到外官得禄或者计日受俸的记载。

但是，根据贞观八年中书舍人高季辅的上表，当时的官员待遇仍然普遍很低：

仕以应务，亦以代耕。外官卑品，犹未得禄。既离乡井，理必贫煎。但妻子之恋，贤达其犹累怀，饥寒之加，夷惠罕全其行。为政之道，期于易从。若不恤其匮乏，难欲俾其清俭。几在末品，中庸者多。正恐巡察岁，出轩继轨，不能肃其侵渔，何以求其政术。

所有这些言辞，都是说百官无禄俸不可要求其勤政且清廉。“今户口渐殷，仓廪已实，斟量给禄，使得养亲。然后督以严科，责其报效，则庶官毕力，物议斯免。”提出财政情况好转，要“斟量给禄”，使其能养家糊口。高季辅的这条建议只是所上五条封事之一，还没有形成朝廷的政策。我的猜测，《册府元龟》记载的唐初官禄等制度，可能就是这个时期颁布的法令。因为，贞观十年（636）就有诏书说：“有司收内外职田，除公廨田园外，并官收，先给逃还贫下户及欠丁田户。其职田以正仓粟，亩率二升给之。”也就是说，在贞观年间没有颁布新的职分田、公廨田制度的情况下，贞观十年却进行了一些改革，显然是针对武德时期的公廨田、职田制度而言。

贞观十年的改革内容是收回内外官职田，改以正仓粟（即国家税收）支付，职田则还给无地或者少地的百姓。其粟则是从民户每亩纳税二升中开支。但是，公廨田却没有收回，依然是官府出租民户耕种获取收益。

改革职分田的初衷，次年三月的敕书说了出来：“内外官职田，恐侵百姓。先令官收，虑其禄薄家贫，所以别给地子。去岁缘有水旱，遂令总停。”三句话说了三件事：担心官员的职田侵害百姓；故改用地子（民田每亩二升）补贴官员禄薄家贫；却因为去年水旱之灾，把补贴地子的制度停止了。也就是等于取消了职田却并没有补贴地子。于是，“如闻卑官颇难支济，事须优恤，使得自资，宜准元敕，给其地子”。至此才把地子补贴制度推出。

又过了一年，十二年（638）三月，谏议大夫褚遂良“以武德已后，国家仓库犹属虚，应京官料钱并给公廨本，令当司令史、番官，兴易给利，计官员多少分给”的旧制，乃上疏皇上提出改革。其略曰：“陛下近许诸司令史捉公廨本钱，诸司取此色人号为捉钱令史，不简性识，宁论书艺！但令身能估贩，家足赀财，录牒吏部，即依补拟。大率人捉五十贯已下、四十贯已上，任居市肆，恣其贩易。每月纳利四千一百，年凡输五万。送利不违，年满受职。”所谓行署、番官、令史，能够被委任“捉公廨本钱”，名之为捉钱令史，关键看“身能估贩，家足赀财”，素质方面则“不简性识，宁论书艺”！经吏部录取之后，“大率人捉五十贯已下、四十贯已上，任居市肆，恣其贩易。每月纳利四千一百，年凡输五万”。也就是说实行定额管理，大约年利率是 100% 作用。如果考虑到捉钱令史本人的获利，年利率必须超过100%，否则就会破产。

这样的捉钱令史究竟多少人呢？“在今七十余司，大率司引九人，更一二载后，年别即有六百余人，输利受职。”褚遂良谈的是官员队伍几年后将增加 600多人。所以透露出的数字是 70余官府，每个官署 9人，共有 600多名捉钱令史从事放贷。考虑到贞观年间重要品官曾裁减到 640人的情况，捉钱令史几乎与之同样多。

唐太宗采纳了褚遂良的建议。“是月，敕并停，改署胥士七千人，以诸州上户充，准防阁例，输课二年一替，计官员多少分给。”唐太宗的改进措施，不仅是停止武德年间就实行的捉钱令史盈利充公廨钱的制度，而是改变了办公经费的解决途径，以诸州上户7000人，出任胥士，所谓“准防阁例，输课二年一替”，是说胥士也像防阁那样纳课，用课钱充公廨钱，纳钱胥士（诸州上户充）人家二年一换。

综上所述，贞观年间，取消职分田改由地子（百姓亩税二升正仓粟充），取消公廨本钱改由胥士纳课。但是，十八年三月出了新规：“复京官职田，以京兆及岐同华朔万等州空闲地，及陂泽堪佃食者充之。”二十一年二月又改了：“令在京诸司依旧置公廨，给钱充本，置令史、胥士等令回易纳利，以充官人俸。”一切回到了原点，只是捉钱令史增加胥士等人。但是，尽管如此，官员们不同的待遇项目：禄米、俸料、公廨田、职分田，均已齐备。

三、从永徽到开元的变化

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唐高宗即位，九月敕文，“诸王并宜食一千户封”。这是为了表示新皇帝的友悌之情。真正的改革出现在一年之后。永徽元年（650）四月，“废京官诸司捉钱胥士，其官人俸料以诸州租脚充”。这是第三次改变俸料钱的来源，不是从职分田、不是从公廨本钱，而是改“其官人俸料以诸州租脚充”。于是，官员的俸禄包含了四种形式：土地（职分田、公廨田）、放贷本钱（捉钱）、职役纳课（捉钱胥士）、租脚钱。变换了四种来源或途径。

值得提出的是，官员所获的力役补助，防阁、庶仆之外，还有其他名目，如仗身，麟德二年（665）八月诏，“文官五品已上同武职班给仗身，以掌闲、幕士充之”。所谓掌闲、幕士也是官府中的杂任。根据《唐六典》相关内容，唐代在殿中省尚乘局置掌闲五千人，掌治六闲之马所需乘具鞍辔。太子仆寺厩牧署亦有掌闲六百人。此外，唐代殿中省尚舍局有幕士八十人，卫尉寺守宫署有一千六百人，鸿胪寺司仪署有幕士六十人，太子典设局有幕士二百四十五人。幕士掌铺设帐幕之事。这些杂任都是作为力役，征调有一些专业技能之人充任，或者纳课以代役。仅仅上面列举的数字就有七八千掌闲、幕士，他们的职任已经闲置，将其转拨给文官五品以上充仗身，可以看出是这一笔“经费”（纳课即成钱物）改换了用途。解决文官的待遇问题。只是这次规定中的文官仗身，咸亨元年（670）四月十二日停给。真正的大变革是乾封元年（666）。乾封元年八月诏：

京文武官应给防阁、庶仆俸料，始依职事品，其课及赐各依本品。凡京文武正官，每岁供给俸食等钱，总十五万二千七百二十贯。员外官不在此数。外官则以公廨田收及息钱等，常食、公用之外充月料。先以长官定数，其州县少尹长史司马及丞各减长之半，大都督府长史副都督别驾及判司准上佐，以职田数为加减。其参军及博士判试判司主簿县尉丞，各三分之一。诸内外员同正员者，禄料、赐会、食料，一事以上并同正员。其不以同正员者，禄赐、食料亦同正员，余各给半，职田并不给。自乾元之后，以常赋不给内外官俸禄，各减其半矣。

乾封元年改革内容分下面几点加以分析。

首先，力役类官员待遇（即俸料）包括防阁、庶仆所产生的俸料，“始依职事品”，就是按照官员的职事官品级发放。但是，力役产生的俸料之外的官员待遇——“其课及赐，各依本品”，就是按照散官官品计算。这等于是统一规范了几种不同的俸禄的分配方法。力役类待遇按照职事品分配是合理的，因为这是涉及职务职掌的待遇。课及赐（赐会，即宴会之赐）涉及官员的资历、劳绩，当然按照本品计算比较合理。

其次，是俸食钱的总额，“凡京文武正官，每岁供给俸食等钱，总十五万二千七百二十贯”。员外官不在此数。

此外是外官的待遇：“外官则以公廨田收及息钱等，常食、公用之外充月料。”这一句话很重要，公廨田收入和息钱收入充作常食、公用经费，“常食、公用之外充月料”，常食、公用之外的剩余部分才充官员的月料。当然，这个“公用之外”并不是泛指所有公用开支，在这里应该特指“食”或者主要指公厨食料。公厨之外的收入充月料（月薪）。

这个月料怎么分配呢？办法是：

先以长官定数，其州县少尹、长史、司马及丞各减长之半，大都督府长史、副都督、别驾及判司准上佐，以职田数为加减。其参军及博士、判试判司、主簿、县尉、丞，各三分之一。诸内外员同正员者，禄料、赐会、食料，一事以上，并同正员。其不以同正员者，禄赐、食料亦同正员，余各给半，职田并不给。

解读一下这一段的意思。它明确地给出了州县长官及其他僚佐之间的月俸分配比例。至于同正员和非同正员，也有相应的安排。这里把月俸的内容确定出来了，禄料、赐会、食料之外，还有其“余”，还有“职田”。这个其余的“余”是什么呢？下文有揭示：“内供俸及里行不带本官者，禄俸、食料、防阁、庶仆一事，以上并同正官。带官者听从多处给。若带外官者依京官给，诸简校及判试知试等官，不带内外者，料度一事以上，准员外官同正员例给。若简校及判试之处，正官见阙者，兼给杂用，其职田不应入正官者，亦给。其侍御史、殿中及监察御史知试并同供奉、里行例。”这一段内容很多。重点是内供奉及里行的待遇问题，他们的待遇与正官同：“内供俸（奉）及里行不带本官者，禄俸、食料、防阁、庶仆一事，以上并同正官。”其次，“带官者听从多处给”。身兼数职，多处获得。其三，“若带外官者依京官给；诸简校及判试知试等官，不带内外者，料度一事以上，准员外官同正员例给”。内供奉、里行“带外官者，依京官给”，很清楚，就是依正员官给。“诸简校及判、试、知试等官，不带内外者”，其待遇“料度一事以上，准员外官同正员例给（即给一半之意）”。那么，“若简校及判试之处，正官见阙者”怎么办呢？由于正官缺员，事务肯定比较多，那么待遇也提高了：“兼给杂用”。甚至“其职田不应入正官者，亦给”。最后一点就是补充：“其侍御史、殿中及监察御史知试并同供奉、里行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禄俸、食料、防阁、庶仆”之外，属于“余”的内容，应该就是“杂给”。

仪凤三年（678）八月诏，“廪食为费,同资于上农。岁俸所颁，并课于编户。因地出赋，则沃瘠未均。据丁收物，则劳逸不等。俾之富教，其可得乎！永念于斯，裁怀创如。闻文武内外官应给俸料、课钱及公廨料度、封户租调等，远近不均，贵贱有异，输纳简选，事甚艰难，运送脚钱，损费实广，公廨出举，回易典吏，因此侵渔，抚字之方，岂合如此”。此处提到的“文武内外官应给俸料、课钱及公廨料度、封户租调等”，分属四个方面：俸料应该是力役纳课这一块；课钱；公廨料度；封户租调。

于是作出如下规定：

宜令王公已下、百姓已上，率口出钱，以充防阁、庶仆、邑士、白直、折冲府仗身，并封户内官人俸食等料。既依户次，贫富有殊，载详职务，繁简不类，率钱给用，须有等差，宜具条例，并各逐便。

“率口出钱”包括王公以下、百姓以上的全体人口；这些人头钱充用防阁、庶仆、邑士、白直、折冲府仗身，这些内容都属于力役型待遇；还有封户内官人俸食等料，这是一群特殊官员的俸料和食料。

四、盛唐的俸禄制度

唐玄宗开元天宝时代是唐代治理的盛世。开元六年（718）七月秘书少监崔涵在《议州县官月料钱状》中又提出了老问题，就是停止放高利贷利息作为百官俸料的制度，改用正式国家赋税收入。道理与八十多年前的褚遂良几乎一样：

养贤之禄，国用尤先，取之齐人，未为剥下，何用立本息利、法商求资。皇运之初，务革其弊，托本收利，以绳富家，固乃一切权宜，谅非经通彝典，顷以州县典吏，并捉官钱，收利数多，破产者众。散诸编户，本少利轻，人用不休，时以为便。付本收利，患及于人。

崔涵披露的捉钱利率是“五十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兼算劳费，不啻五千”。唐初与盛唐不同的不是利率，而是如此沉重的负担，平民不堪负荷：“在于平人，已为重赋，富户既免其徭，贫户则受其弊。伤人刻下，俱在其中。”这一点与唐初富人通过捉钱令史途径入仕的担忧完全不同，现在是担忧民户破产。所以，他提出：“未若大率群臣，通计众户，据官定料，均户出资，常年发赋之时，每丁量加升尺，以近及远，损有兼无，合而筹之，所增盖少，时则不扰，简而易从。庶乎！流亡渐归，仓库稍实，则当咸出正赋，罢所新加，天下坦然，什一而税，上下各足，不其远矣。”

崔涵的建议似乎没有下文，倒是在开元十年（722）连续的改革中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回应性措施。首先是正月癸亥（二十一日）敕：“内外官职田，除公廨田、园外，并官收。又令有司收天下公廨钱，其官人料以万户税钱充，每月准旧分利数给。”公廨田、公廨园仍然由各官府经营，职田则要收回（据《通鉴》），职田所产生的用于官员俸料的收益则改为“以万户税钱充”，也就是以百姓的户税充，给付标准不变，仍然是“每月准旧分利数给”。次日，进一步公布：“是月甲子（二十二日），又敕王公已下视品国官及京官五品已下，每月别给仗身悉停”，代之以防阁、庶仆、白直、邑士与士力：

凡京司文武职事官五品已上给防阁，一品（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以下给庶仆：六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公主邑士（八十人）、郡主（六十人）、县主（四十人）、特封县主（二十四人）。京官任两职者从多给。

凡州县官皆有白直：二品（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四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六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凡诸亲王府属并给士力，数如白直。

仗身，是北朝以来就有的随身卫士。《北齐书·平阳靖翼王高淹传》：“皇建初，为太傅，与彭城、河间王并给仗身、羽林百人。”防阁是在京文武职事官五品以上配备的人力资源，庶仆是六品以下官配备的人力资源。公主（包括郡主、县主）则给邑士。地方州县官按照品级给白直。亲王府属官配给士力，人数如同白直。

以上这些杂任色役，并不上番，只是纳课：“其防阁、庶仆、白直、士力纳课者，每年不过二千五百，执衣元不过一千文。防阁、庶仆，旧制季分；月俸、食料、杂用即月分，诸官应月给。”纳课的意思是当事人并不需要去当差服役，而是缴纳一笔代役钱，此钱谓之课。纳课的当事人，要么是因为你有此服役义务，要么是你由此可以获得做官的资格。

乙丑（二十三日），给出了细节之二：“命有司收内外官职田，以给逃还贫下户。其职田以正仓粟，亩二升给之。”也就是说此年正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朝廷连续三天推出了官员俸禄的改革措施。目标是用普遍的纳课和正税地子来支付官员俸料钱。

到了六月份，职田地子也取消了：“初置职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事有变通，应须删改。其内外官所给职田子，从今年九月已后，并宜停给。”

开元十年这次改革之后，玄宗在剩下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以开元二十四年（736）李林甫制定“长行旨”为界，对于官员的俸禄待遇与公务经费，作了如下的几项改革。

其一，开元二十四年之前的几项规定。

开元十六年（728）十一月敕，“文武百官俸料钱，所给物，宜依时价给”。这是很有优惠的，也就是说钱物都按照实在的市场价格给付。停止了八年的职田地子又恢复了，开元十八年（730）三月敕，“京官职田，将令准令给受”。同年九月，捉钱收利业恢复了，御史大夫李朝隐奏，“请薄税一年税钱充本，依旧令高户及典正捉，随月收，供官人料钱”。捉钱的本钱是薄税一年获得。说明捉钱取利以供料钱，至少要一年后才能施行。次年四月的措施果然只涉及职田问题，十九年四月敕：“天下诸州县并府镇戍官等职田，四至、顷亩，造帐申省，仍依元租价对定，六斗已下者依旧定，以上者不得过六斗。”限定了职田出租的最高租额，亩不过六斗。

其二，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推行“长行旨”简化了全国缴纳赋税的手续与标准，在俸禄方面，最主要的内容是合并各种收入为一个品种“月俸”。

开元二十四年六月敕：“百官料钱宜令为一色，都以月俸为名。各据本官，随月给付。其贮米宜令入禄数同申，应合减折及申请时限，并依常式。”下面列出的数目是官员收入总数，比如说，一品总收入是 31千，其中分为四项：月俸 8千、食料 1.8千，防阁 20千，杂用 1.2千，总数恰好是 31千，这就是料钱。可见，所谓料钱包括四项：月俸、食料、力役（防阁）、杂用。

一品三十一千（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防阁二十千、杂用一千二百文）

二品二十四千（月俸六千、食料一千五百、防阁一十五千五百、杂用一千文）

三品十七千（月俸五千、食料一千一百、防阁一十千、杂用九百文）

四品一十一千八百六十七文（月俸四千五百、食料七百文、防阁六千六十七文、杂用六百文）

五品九千二百（月俸三千、食料六百、防阁五千、杂用六百文）

六品五千三百（月俸二千三百、食料四百、庶仆二千二百、杂用四百文）

七品四千五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三百五十、庶仆一千六百、杂用三百五十文）

八品二千四百七十五（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庶仆六百二十五、杂用二百五十文）

九品一千九百一十七（月俸一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庶仆四百一十七、杂用二百文）。

从上面的诸项数字中，可以看出，防阁的费用占了大头，超过了月俸和其他费用的总和。但是，六品到九品的庶仆则不同，其费用普遍低于月俸，占比较小。此外，百官的待遇“料钱”被分为四项：月俸、食料、防阁（或庶仆）、杂用。食料应该是在公厨的伙食费标准，未必发放给本人。防阁（或庶仆）应该是人力勤务费用，是用来雇佣人员服务的费用。杂用是否包括纸笔办公费用，可以再讨论。但是，只有月俸是属于官员的个人收入，其他三项只能算按照官员职位标准发放的办公费用。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月俸标准，相差以千计，食料标准则以百计。从食料总数看，少则数百文，多则一贯多，只能用于公厨补贴。

其三，开元二十四年之后的改革。

“长行旨”施行之后，有关俸禄制度方面也进行了若干修补，涉及以下内容。

首先是职分田方面。开元二十九年（741）二月敕，“外官职田，委所司准例仓中受纳，纳毕，一时分付，县官亦准此”。所谓“仓中收纳”，是指地方官府可以代替受纳职田地子于官仓。“纳毕，一时分付”，是说官仓收到后立即就分配给应得地子的官员。

同年三月敕，“京畿地狭，人户殷繁，计丁给田，尚犹不足，兼充百官苗子，固难周济。其诸司官，令分在都者，宜令所司，具作定额，计应受职田，并于都畿给付。其应退地，委采访使与本州长官给贫下百姓。其应给职田，亦委采访使与所繇长官勘会同给，仍永为常式。”这条措施是要求在京畿长安的官员，若在东都洛阳任职，请退出在西京的职田份额，改为在东都洛阳按照同样标准领取。毕竟皇帝都需要就食东都，在东都的官员不占用西京的职田与地子，是最自然的了。但是，东都官员也许有家小仍在长安的，在东都收纳职田地子之后，自然也有运输问题。

天宝年间仍然继承开元末的职分田政策并进行修补。天宝元年（742）六月敕：“如闻河东河北官人职田，既纳地租，仍收桑课。田树兼税，人何以堪！自今已后，官人及公廨职田有桑，一切不得更征丝课。”官人职田可以理解，公廨职田当就是公廨田。

这条规定要求职田收入只限缴纳地租，不得征收桑田的课税：“田树兼税，人何以堪！”即使职田上有桑树也不得征税：“自今已后，官人及公廨职田有桑，一切不得更征丝课。”可以设想，职田、公廨田都属于公务费用，按照既定租率交地子。土地上的桑树很可能是租种者自行栽种的，另外收取桑田课税，就是逾制了。

其次，涉及两个职务的官员俸料钱收取规范。天宝二年（743）十一月敕，“京官兼太守等官俸料两给者，停其外官。太守兼京官，除准式亲王带京官任外官副大将军者、副使知军及政事京官兼内外官知政事，据文合兼给者，余并从一处给,任逐稳便”。京官带外官的俸料钱只能取一处。但是，有例外，就是“据文合兼给者”可以兼领双份俸料，这就是京官兼任的使职、京官知政事。还有一条涉及代替外官料钱的输送问题。天宝三载（744）三月敕，“郡县阙职钱送纳大府寺。自今已后纳当郡，充员外官料钱。不足即收正官料钱分。若无员外官，当郡分”。太府寺是长官国家财政的中央机构，国库就归其管辖。“百官之俸秩”的出纳节制，亦其分内之事。

再一点就是公廨钱问题。天宝五载（746）三月敕，“郡县官人及公廨白直，天下约计一载破十万丁已上，一丁每月戍钱二百八文，每至月初，当处征纳送县，来往数日功程，在于百姓尤是重役。其郡县白直，计数多少，请用料钱加税充用。其应差丁充白直望请并停。一免百姓艰辛，二省国家丁壮”。

我们前面提到，开元十年（722）曾敕王公已下、视品国官及京官五品已下官，每月配给的仗身力役全部停止，代之以防阁、庶仆、白直、邑士与士力。现在是取消地方上的官员和官署，即郡县官和公廨的白直，总数十万丁以上，每丁每月二百八文，一年就是二千五百文。与京官所给防阁、庶仆等纳课额相当。现在也加以减除，代之以“料钱加税充用”。郡县官人及官署（公廨），都有很多当差的事，这些都作为丁役分配给民丁，很可能是比较富裕的民丁，全国达到十万丁。他们通过纳课而免于服役。每到月初要上交二百零八文给县司，往来需要数日时间，扰民过甚。敕文要求停止白丁充白直，好处是“一免百姓艰辛，二省国家丁壮”。是不是免掉百姓艰辛不好说，因为这并不是免役，而是改变他们的役使用途。“二省国家丁壮”则是实在话，因为这些丁壮可以用作他处。

最后是员外官收入正规化的问题。

员外官一直是唐代行政中的特殊问题。政府给各级官署的正员官名额有限，官署事务却需要更多的人手才够，于是，各地就设置了若干员外官。这种临时的官员，没有编制，但是不能没有待遇，于是，朝廷需要对此作出规范。员外和员外同正员，这两者在俸禄上是有区别的：“其加同正员者，唯不给职田耳，其禄、俸、赐与正员同。单言员外者，则俸禄减正官之半。”“诸内外员外官同正员者，禄、俸、赐会、食料一事以上并同正员；其不以同正员者，禄、赐、食料亦同正员，余各给半。职田并不给。”“开元二十四年六月，乃撮而同之，通谓之月俸……员外官带同正者，不减正员官食料钱，不带同正者减半。”天宝十一载（752）十二月敕，“诸郡员外官无阙职处，均取正官料给。钱数不定，颇为劳烦。自今已后，阙料官收，员外官依式取官钱准给”。过去员外官取正员官料给，可是“无阙职”则正员官料给就会“钱数不定”，或有或无，或多或少，“颇为劳烦”。这次朝廷变大方了：“依式”取官钱准给。实际上是收支两条线：阙官料钱收归官府，员外官的料钱则从官府经费中支给。

开元初年，曾下诏给致仕官员送温暖。天宝十二载（753），已经细致到职田地子的运送问题了，据说是杨国忠的主意。这年十月敕：“两京百官职田承前佃人自送，道路或远，劳费颇多。自今已后，其职田去城五十里内者，依旧令佃人自送入城。自余并限十月内，便于所管县并脚价贮纳，其脚价五十里外，每（？亩）各征二文，一百里外不得过三文，并令百官差本司人请受。”杨国忠当时初代李林甫主政不久，急于邀誉讨好。

在安禄山叛乱的前几个月，天宝十四载（755）八月，朝廷给在京百官加薪：“敕，在京文武九品以上正员官，既亲于职务，可谓勤心。自今以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为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永为例程。”正员官月俸即“俸食、杂用、防阁、庶仆”，加20%，同正员加10%。同时还做了释囚、减免百姓庸调等善事，“降死罪，流以下原之。免今载租、庸半。赐侍老米”。显然，官员加薪也是全部善政的一部分。

五、小结

唐承隋制，在俸禄制度方面有继承，也有发展。总体而言，隋及唐前期俸禄制度的变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隋及唐初时期、高宗武后时期、盛唐开天时期。

隋文帝时期俸禄钱的四个方面都陆续出台了措施，永业田作为权益限度姑且不论（因为并不实授其田），职分田、公廨田（钱）、禄米、禄力（手力课）的措施依次推出。唐朝前期逐一继承并且加以改进（例如，隋代九品官无禄，唐初正九品四十石、从九品三十石；又如，隋代禄米数额比较高，唐代比较低）。高宗武后时期，是俸禄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这种变化不完全表现为项目的增减，而是俸料钱来源的变化，如“其官人俸料以诸州租脚充”，不是从田亩出租中获取。当然，最重要的变化是乾封元年对于力役待遇及俸料钱的总体规范。开元天宝时期的俸禄改革随着李林甫开元二十四年“长行旨”的推行而进入一个总结性阶段。

几乎所有官员唐代俸禄的论述，都没有清晰地解释唐代官员俸禄的两重用处，用于官员的薪资和用于官署的公费是不同的内容，尽管它们在食料、杂给之类开支中常常以官员的名义计算。自从开元二十四年把官员的月俸、食料、防阁（或庶仆）、杂用合并为了俸料一项，总钱额也有确定，但是，这些项目仍然存在，并且分项计费。只是把总名目统一了一下，叫“俸料”。安史之乱前一年给官员们涨薪20%或10%，也还是依这几个名目分别计算的。这是我们研究唐代俸料钱的时候要特别予以关注的。

（本文承诸生吴姚函、张恩泽、唐瑾帮忙校阅，并纠正错误。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