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魏晋南北朝时期士风的演变和精神归宿

魏晋的玄远任达狂诞之风，一直持续到南北朝尚有风流余绪存焉。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未尝不是此一风气的一个归结点。

《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1]其中关于南朝宋初的“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一语，指的就是此种风气转变情形。所以陈寅恪先生认为，陶渊明的思想是“承袭魏晋清谈演变之结果”^[2]。但陶的思想属性，寅老以为是“外儒而内道”^[3]，而与佛教学说没有多少关联。

陶渊明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已经从名教与自然的撕裂纠缠中走了出来，既不必像山涛那样在“宫阙”和“竹林”之间两厢和悦，也无须如向秀一般始离而後附。阮籍似的一面竭力冲破名教的网罗，一面得到“大将军”暗中保护的尴尬，也不必了。他回归到了可以使自己安身立命的“田园”。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由“魏阙”到“竹林”再到“田园”的精神寻巡游路向的转变，不仅是生活道路的转变，也是个体生命的归宿和精神理想栖居之所的转变。如同寅恪先生所说，渊明的“非名教之意仅限于不与当时政治势力合作，而不似阮籍、刘伶辈之佯狂任诞”^[4]。

当时的士人其实还有另外的精神栖居点和归宿，这就是佛教和道教。

南北朝是佛教大行其道的时期，此一新信仰同样可以让士人得到哪怕是瞬间的安宁。南朝由东晋而宋而齐而梁而陈，二百七十二年的时间，五易朝纲，对浮屠的笃信始终未尝有变。粱朝之武帝萧衍甚至宣布佛教为国教，自己则三舎其身，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北朝虽然出现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的武帝两次毁佛的举动，但为时甚暂，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佛教在北朝的发展。只不过呈现的方式和归宗的旨趣，南北殊有别耳。

汤用彤先生说“南方偏尚玄学义理，上承魏晋以来之系统，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下接隋唐以后之宗派”^[5]，将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分为“南统”和“北统”，诚为不刊之论。而且北方当佛教受阻的时候，道教有了长足的发展。道士寇谦之被北魏宰相崔浩尊之为师，魏太武帝为表示尊崇道教，亲自为寇氏起道场，并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当然佛道相较，则即使经历了毁佛事件的北朝，也还是释迦的势力更占上风。

因此南北朝时期的士人精神之旅，在“宫阙”、“竹林”、“田园”之外，还有“禅林”和“道场”可以安顿自己。当然各种精神栖居之所，往往是互相交错的，而不是彼此无与，截然分离。东晋的清谈，特点之一就是儒道结合和玄佛结合，只不过玄风占有明显优势，所以王导才能够无所顾忌地调笑僧渊：“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6]

待到南朝的齐梁之后，玄风渐呈被佛理吞没的趋势。儒道、儒佛、佛道之间尽管在宗趣和义理上经常有撞击，但总的来说相处的很好，“三教合一”的种子，在彼此初相遇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悄悄地埋下了。治史者或谓此一时期之玄远任诞傲狂之风，继之以佛道神仙的超世间力量的坐大其间，社会的惯常秩序被颠倒瓦解，难免有失敬不德的乱世之目。然细按史乘，此一时代实为吾国精神成果结晶最丰硕的时期，多少影响当时后世的风流卓绝之士和艺文学理的重要发明，都雨后春笋般涌现于此一时期。

哲学思辨因探求玄远而登上最高楼，文学众星灿烂不可一世，佛道义学大师云集，史学著述层出不穷，书法绘画肇始登峰。《世说新语》、《文选》、《文心雕龙》、《水经注》、《颜氏家训》、《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等经典奇书，都在此时创生。北方世家大族的永嘉南渡，改变了中古文化生态，那是很壮观的。还有北方拓跋氏的汉化。都在证实魏晋南北朝同时是吾国文化大融合的时期。

当然这也是一个政治变乱多故的时代，《晋书·阮籍传》写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7]但有残酷，有杀戮，也有热情，有声音。嵇康临刑，还能抚奏广陵散呢。他们礼赞人才，尊重对手。

南朝佛教鼎盛，反佛的声音也能表达，辟佛勇士范缜出现了。粱武帝带头和范缜辩论，亲撰《敕答臣下<神灭论>》，写道：“欲谈无佛，应设宾主，标其宗旨，辨其短长，来就佛理，以屈佛理，则有佛之义既踬，神灭之论自行。”^[8]，有模有样不失风度的据理力辩。虽然此《敕答》经释法云转达给王公大臣会览，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长沙王萧渊业，豫章王行事萧昂以及沈约等六十余人群起难范，可以想见对范缜的压力是很大的，但范缜毫无退缩，不可谓不勇敢。而所以之故，也和梁武帝能够守持思想辩论的规则，不以政治权力剿灭异端有关。诚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缜洵大勇，倘亦有有恃粱武之大度而无所恐欤？皆难能可贵者矣。”^[9]

六朝多故，但斯文未减，很多六朝人物都带有贵族气象。由此可知，魏晋南北朝为隋唐统一和大唐帝国的盛绩伟业准备下了怎样和煦畅达的精神气候和丰厚肥沃的的土壤。

注释：

[1]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周振甫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2]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8页。

[3]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9页。

[4]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8页。

[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全集》第一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8页。

[6]《世说新语·排调》，余嘉锡撰《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9页。

[7]《晋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中华书局校点本，第五册，第1360页。

[8]梁武帝萧衍：《敕答臣下<神灭论>》，《全梁文》卷五，《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七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9]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216页。

（全文经《读书》杂志2010年第3、4、5期连载，此为其中的一节）

文章转自“中国文化杂志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