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历史结构与内在张力 比较文化学视野下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

深研中华文化 阐扬传统专学

探究学术真知 重视人文关怀

学人寄语

任剑涛

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将中西印文化安顿在调和持中、向前索取与向后反观的定位上，成为援引甚广的、关于中国文化自我定位与比较文明辨异的论断。

梁先生的分析可谓独到，自有可成之理。这是在一个十分宏大的比较文化框架中得出的比较结论。在方法上受类型学驱遣。比较文化研究的类型学方法，与结构学方法形似而实异。前者注重不同文化的分类和归纳，后者强调一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关系。梁先生就前者做出的论断，在后者就可能受到挑战。这是因为中西印三大文化体系内部都存在类型学差异性断言之外的、结构要素上的趋同性。

中国文化不仅有儒家的调和持中，也有道家的避世隐逸，还有法家的积极进取与佛家的不真即空。换言之，中国文化结构中整合了宗教与世俗、进取与退守、调和与极端的理念，并因此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极大丰富与内在张力。同理，西方文化也不只是一味索取，基督教的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兀自对立，世俗社会的信念与经验的明显差异，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相对应，也都表现出西方文化的多向性与歧义性。至于印度文化，当然也不止向后反观的宗教一途，《利论》对世俗权力的欲求，种姓制度对既定社会等级的维护，也都体现出印度文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在进入世界体系之际，中国文化为了准确地自我理解，需要梁先生那样的文化类型学结论。但身处世界体系既久，便需要文化结构学的视野来矫正文化类型学的宏大结论之误。原因无他，宏大的比较文化结论常常是以忽略一文化内部的精妙结构为限的。今日中国文化的自我理解，需要深入系统地透入它的历史结构、现实处境与未来发展的不同向度，非如此不足以有效回答中国文化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百年大难题。

【任剑涛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本文原刊《中国文化》2025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