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传统何以返璞归真？——周志文《论语讲析》品读

《论语》作为承载中华文化基因的经典，其解读始终与诠释者的时代语境缠绕共生。不同时代的人基于自身需求，不断为这部典籍附加新的意义，久而久之，孔子的本真形象与《论语》的原初精神难免被层层遮蔽。周志文在《论语讲析》（中华书局出版）中，以数十年的沉潜思考与考据积累，试图剥离这些历史积垢，让经典回归其本来面目。在《论语讲析》中，周志文指出：“对当今中国的忧虑不是传统消亡，而是扭曲。扭曲有时是无意的，有时是有意的。扭曲的祸害，比一点不剩的消亡更甚。完全消亡了传统的人成了另一种人，也可以简单地活着，而扭曲的人就成了不断自毁自残的人，结局可能就更为可惧了。”在周志文看来，文化传统扭曲的危害，远甚于文化传统的消亡。作者进一步指出这是其“写这本书的最大的动机”。《论语讲析》以对传统扭曲的深刻反思为出发点，以注释、语译、讲析的有机统一为主要内容，为我们探寻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返璞归真之路提供了清晰的向度。

与历史上通常为论语做注解的学者不同，青年时期的周志文外骛于翻译自英法俄的西方文学巨作，此外亦沉迷于对胡适文本的阅读中，深深被他反传统的思想主张所吸引。彼时，周志文脑中的中国是“被吸鸦片的男人、裹小脚的女人所充满，又是个被吃人的礼教所严控的扭曲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中国没人身的自由，更缺乏人性的尊严，中国的道德虚假、历史充满了迷信”。因此，在周志文看来那时的他读《论语》的条件还没形成，但随着阅历的增长与思考的深入，周志文逐渐开始以更平等的视角审视中西方文化。他发现：“古史往往是跟神话杂糅在一起的，这是一个由神权过渡到君权的时代必然产物。”就像《史记》中记载的殷的始祖契是其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周的始祖后稷是其母姜原践巨人足迹而孕，秦的先祖母亲也有类似吞卵而生的传说一样，西方《圣经》中也记载耶稣的母亲是未经一般人受孕的方式，借“圣灵”而怀上耶稣。周志文进一步指出：“我们如‘尊重’西方人说他们的教主非人所生，为什么不能‘容忍’中国人说我们帝王的母亲是践巨人之迹或吞玄鸟之卵而生的呢？……西方人用‘三位一体’（Trinitas）的理论，来解释他们神人同栖的方式，为何中国人用了同样方式就不可以？”

此外，谈及“吃人的礼教”，五四时期人们所憧憬的西方，其实也存在类似的“礼教”。西方的礼教不像中国由缙绅之士主导，而是由更具权柄的教会带头，其残暴和专制程度更甚，就连科学家的主张与《圣经》所载有所不同，也会备受制裁，天文学家哥白尼与数学家伽利略都是著名的受害者。这表明，西方礼教“吃人”的程度，甚至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对自身青年时期的观点作了深刻省思后，周志文得以平心静气地品读《论语》，并视其为开启智慧和心胸的著作，《论语》逐渐成为周志文居家旅行的必备之书。

周志文的个人经历展现了其对中华传统文化态度的演进轨迹：从早期的轻视疏离，到历经怀疑、反省后的逐渐憬悟，最终走向珍视与认同。周志文的转变并非孤立的个体经验，换而言之，这种对于传统文化态度层面的转变是肇始于五四运动的中西文化论争及其衍生的文化效应，在国民文化心态层面的某种普遍具象化呈现。周志文将“对传统扭曲的忧虑”作为“写这本书的最大的动机”，此正是起源于其青年时期的切身体验，而这份源于作者生命实践的感悟，也为读者通过品读《论语讲析》，体察中华传统文化从被扭曲到逐步复归、并最终融入个体生命体验的历程，提供了宝贵的参照。

中华文化传统在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扭曲现象，其最为显著的表现与核心特征便是吃人的礼教，而吃人的礼教又以儒学乃至孔子个人的极端权威化为基础。在本书的代前言中，周志文就批判了西汉今文经学盛行之际被刻意拔高的孔子形象。彼时，孔子不仅是世人称颂的“圣人”，更被塑造成为天下建立价值与法则的“素王”，其相关著作与教材被尊为“经”。对此，周志文解释说：“经是直线的意思，代表一切价值之所归，又有规范、法式与标准的含义”，作为“不容置疑的最高典范”，任何对六经的怀疑都被视作“亵渎与不敬”，甚至被定性为“大逆不道”的行为。然而，在周志文看来，这种将孔子神化为政治最高领导者、将六经当作治国法典的解读，严重扭曲了孔子与六经的本真价值。孔子在其所处的时代，只是一个小国家（鲁国）里的一个“士”，他虽有过为官经历，但“时间并不久，在政治上的影响并不大”。即便如汉儒所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成《春秋》”且这些说法都属实，他手订或著作六经的核心目的，也更多是出于知识传承与道德教化，“也许与政治有些关系，但绝不等于就是政治”。因而我们现代人理应摆脱古人的局限，理性看待孔子，不应再以“素王”的标准去苛求；对待《论语》，也不能将其视为治国的宝典，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实则是低估了《论语》的价值。因此，唯有卸下孔子头上的“素王”冠冕，才能跳出汉儒构建的政治化诠释框架，触及历史上那个真实的孔子。在解读“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等句时，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刚健自信、充满血性的孔子；在解读“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等句时作者为我们展现了孔子时而低沉、沮丧的另一面；在解读“子入大庙，每事问”时，作者更是另辟蹊径，将其作为孔子较年轻时充满好奇心的独特表征。

在祛“素王”之魅后，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便是“破礼教之缚”。在解读《论语·子张》中“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一句时周志文承认，儒家后来越来越走向克制自我，羞以表达真情，只有在丧亲时才允许表露，这种“自我克制”甚至于逐渐演变为僵化的礼教，而此种礼教与人性的脱轨正是文化传统扭曲的主要体现，即使这种扭曲并不符合孔子的原意，却是实实在在地藉孔子之名。在解读《论语·述而》中“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一句时，周志文为我们揭示了孔子对礼教与人性关系的通透理解。对于这一章，并没有礼法硬性规定在丧家吃饭不能吃饱，也没有规定吊丧过后不得唱歌。朱子在“未尝饱”下注曰：“临丧哀，不能甘也。”周志文阐释道：“朱熹说‘不能’，不是规定不能，而是指当人太过悲伤，则口已无法辨味之意。”并进一步指出孔子的“未尝饱”，并非源于他人的规定；“不歌”同样也是自然而然的一种状态。因此，在周志文看来孔子充分尊重人直觉层面的情感，孔子所倡导的道德，“绝大部分来自内心的自觉，而非他律”。

周志文认为当今的中国相比于犹太和阿拉伯民族已经挣脱了“相当程度的生存压力”，而相比于埃及和印度，中国承继了祖先的语言和文字，其文化价值亦始终存续于国人的生命体验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根”的民族。周志文希望通过《论语讲析》让有心的中国人找出更多历史的真相，让人们重新认识既有的传统。也唯有当被扭曲的传统复归其本真面貌，我们方能重构真正的文化自信。

本文作者：刘天瑜（南京财经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王敏光（哲学博士，南京财经大学特聘教授）

【延伸阅读】

周志文，原籍浙江天台，1942年生于湖南辰溪。台湾大学文学博士，淡江大学、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捷克查理大学汉学讲座教授，荷兰莱顿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现已退休。学术著作有《晚明学术与知识分子论丛》《汲泉室论学集》《孟子讲析》《阳明学十讲》《一本与万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