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汉字起源浅论

汉字起源浅论

余世存

一

对汉字的起源研究，传统的说法极多，如“结绳记事”说，“仓颉造字”说，“八卦起源”说，“河图洛书”说，等等。现代以来，学者们受科学实证的影响，对传统的说法以为无实证而归之为传说而已。如张舜徽先生说，“过去封建学者们谈到我国文字的起源，有的人推本八卦，并且肯定是伏羲氏画的；有的人认为是由‘结绳’演变而来的，并且肯定神农氏曾经结绳而治；甚至还有人溯源于所谓‘河图洛书’这一类神话式的推论，荒远无稽，难可征信。”

以对中国文化了解著称的汉学家顾立雅的说法有代表性，“中文书写的起源必将永远是个谜。从这一话题的本质上来说，我们无法找到任何文本能够告诉我们第一个人在一开始是如何恰巧以最基本的方式开始记录自己思想的。”汉字如何起源因此成为一个悬搁起来的谜。人民史观则含糊其辞地肯定汉字起源的人民性，如张舜徽先生说，“我们今天，只能根据科学的论断肯定，中国文字是我们劳动人民的祖先，在劳动生产的过程中集体创造出来的。”

对汉字起源的存而不论带来了对汉字的诸多误解，顾立雅为此感慨，“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中，最不被欣赏甚至说遭到最多诋毁的，当属她的书写系统。”“一些语言学家认为，中文仍然是一种原始形式的象形文字语言，一如其他语言在发展出语音文字之前的形态。”顾氏还引用一个作者的话说，“尽管中国的书写系统在20世纪仍在使用，但实际上它是半原始的。”对汉字的这种误解使汉字使用者都不够自信，以为汉字原始落后，跟现代人追求的自由、效率一类有冲突，人们为此对汉字世界发动了诸多“革命”运动，如于右任先生订立“标准草书”，如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简化汉字”，如汉字拉丁化、汉字抖音化运动，等等。

当代学者则抛弃了对语言文字的价值判断，注重文字起源的共同性，如周有光先生认为，人类创造的古文字中有三种达到高水平，它们是:１.美索不达米亚的“丁头字”，２.埃及的“圣书字”，３.中国的“汉字”。周有光先生在比较这三种古文字时发现，最有意义的是“汉字”的“六书”原理同样适用于“丁头字” 和“圣书字”。“六书”不是汉字所专有的造字和用字的原则了。同样的事实是，这三种古文字本身都是“表意”为主、“表音”为辅的“意音文字”，可是传播到不同民族的不同语言以后，发展了表音功能和表音设计。

人们对文字的表音和表意的价值判断也告一段落，即使“字母”不是“文字的母亲”而是“文字的子孙”，这也不意味着字母后来居上，比文字更先进更现代。圣书字和丁头字消失在历史中了，汉字还在继续演变。周有光先生承认，汉字在文字类型学上是一种“语词—音节/ 图符—字符/ 意音” 文字，这个类型的文字具有一定的超时代性和超语言性。就是说，汉字既是古文字，又是现代文字。

余世存著、老树绘《时间之书：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2年版

二

对古文字的研究还有一些线索值得注意，比如古文字的关键部件，古文字跟生产生活的关联性要素。通过对这些线索的梳理，或许能让我们发现汉字的独特性。

古埃及圣书字（又称圣书体）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古埃及第一王朝时期创造的成熟文字系统，主要用于宗教、祭祀和记录重大事件。由于古埃及人将文字视为神圣之物，因此称其为“圣书”。“圣书字”符号中大量出现与尼罗河、动植物相关的象形图案，如水波纹代表河流，鸟兽图案象征自然界中的动物，以至于“圣书字”被称为象形文字、图画文字；其实“圣书字”并不缺少表音符号。总体说来，“圣书字”更接近图象，每个符号通常直接描绘自然物体或具体事物，如太阳、鸟、蛇等。这种象形性使圣书字在视觉上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艺术性，一如现代人所谓的“简笔画”。“圣书字”多用于神庙墙壁、祭祀器物和坟墓石碑，记录宗教仪式和神灵崇拜的内容；其次用于记录税收、人口和粮食分配等行政事务，反映了古埃及社会的组织形式。圣书字的书写从左到右，也可以从右到左，甚至从上到下。具体方向取决于符号的朝向，例如人物或动物符号的头部朝向通常指示阅读方向。

古巴比伦丁头字（又称楔形文字）起源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代表性文字。因笔画形状像钉头或箭头而得名，多刻写在泥版和石头上。对这种字符的形成和传播，周有光先生有过解释，即，书写丁头字以小棍儿(近似中国吃饭用的筷子)为“笔”，以泥板为“纸”，压刻成文，不加墨汁。离手的一头压得深，近手的一头压得浅，成为“丁头形”。书写圣书字以羽管为“笔”，以纸草为“纸”，纸草少而贵，无法大量生产，其他如羊皮丝绸之类更是不可多得，泥板随处都有，晒烤以后，容易保存。因此笨重的“泥板纸张”流行中东三千年，“丁头字泥板文化圈”西自地中海东部，东至波斯湾，是古代传播最广的国际文化圈。

“丁头字”最早用于记录粮食收成、牲畜数量和商品交易，反映了两河流域农业经济的繁荣。后来被广泛用于法律条文（如《汉谟拉比法典》）和行政文书的书写，体现了古巴比伦社会的法治和管理体系。“丁头字”也记录宗教神话和文学作品，如《吉尔伽美什史诗》。

至于后起的希腊罗马字母，则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腓尼基字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圣书字，是腓尼基人为适应商业需求而创造的辅音字母系统。周有光先生解释说，古文字原来都孕育着“表音基因”，在本民族的惯性制约下，没有脱颖而出，进入没有惯性的新环境中，“表音基因”就开始孵化。

由此可见，无论“圣书字”还是“丁头字”，都跟先民的生产生活相关。“圣书字”繁复的象形字、“丁头字”书写带来的深浅笔画，至今仍可想象，这类古文字内在结构当然跟汉字“六书”相通，但它们更多是比照世界的形象而来，或是因材制宜而呈现自己的特征。

余世存《大民小国：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三

古埃及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两河流域的便利众所周知。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为沿岸地区带来丰富的泥沙和水分，形成了肥沃的土壤。这种天然灌溉系统使古埃及人能够发展出高效的农业，种植小麦、大麦等作物，为人口增长和文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两河流域（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拥有丰富的水资源，为农业灌溉提供了天然条件，也为沿岸居民提供了饮用水和生活用水，支持了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

老子有过观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如果借用老子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说，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的生活及其记录符号“圣书字”、“丁头字”只需要法地就可。但在大陆中国，两河流域（黄河、长江）的地貌地形要复杂得多，至于“治水”的故事、“迁徙”的故事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史实。治水、渔猎、农耕等生产生活的艰难带来了先民对时空测量的要求，换句话说，大陆中国的先民在法地之外，必须法天。

古埃及人看天，简单得只看天狼星即可；古巴比伦人看天，因河流泛滥而看月亮也可；古代中国人看天，要复杂得多，他们既观察太阳，北极，也看月亮。在这样的观察中，太阳周期至为重要，古中国人用了一个最简单、最笨拙也最经验科学的办法，就是立竿测影。这个方法的工具简单易行，就是男子的身体、随处可用的竹木。

在盘古氏的传说中，先民以巨人的姿态顶天立地，立于天地之间而分判乾坤。这一神话无意中揭示了一个悲壮、笨拙而又感人的真相：早期人类以自身为尺度丈量天地。“丈字，从又(手)持 十。十尺也。”汉语中“丈夫”一词，不仅指成年男子，更暗含“丈量天地”的文化隐喻。《说文解字》释“夫”为“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既指男子成年加冠之礼，也象征其肩负丈量宇宙的使命。

这种以身为尺的丈量行为，在历史文献中屡见不鲜。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详细记载了上古帝王对四方的丈量：

黄帝“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颛顼“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

这些记载不仅反映地理探索，更体现先民对空间秩序的认知。值得注意的是，“丈量”行为在早期文明中具有普遍性：埃及人以“法老前臂”定义腕尺，罗马人以“千步”定义里，而中国人则以“丈夫”之身定义尺度。这种跨文明的共性表明，以身为尺是人类认知空间的原初方式。

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丈夫”一词的语义演变体现了“身体隐喻”（Body Metaphor）的认知机制。人类通过身体经验理解抽象概念，如“上下”“左右”“中心”等空间概念，均源于身体定位。汉字“丈”字本身即象形手持工具测量之形，进一步印证了身体与丈量的深层关联。

随着社会发展，先民需要更稳定、更精确的测量工具，于是“建木”应运而生。建木不仅是神话意象，更是实际使用的天文测量工具。考古发现表明，立竿测影的实践早于文字记载：

陶寺遗址（山西，约公元前2300年）：发现大型观测台，中心立柱与周边夯土遗迹构成完整的测影系统，可精确测定冬至、夏至等节气。

良渚文化（浙江，约公元前3300年）：祭坛遗址中发现立杆遗迹，与《山海经》中建木“日中无影”的描述高度吻合。

大地湾遗址（甘肃，约公元前5800年）：出土陶器上的“|”符号，被认为是立竿测影的早期记录，占全部符号的三分之一。

文献记载中的建木特征，则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

《山海经·海内南经》：“建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蓲。”描述建木高大挺拔，树皮如蛇，果实似栾树。郭璞注：“建木，青叶，紫茎，黑华，黄实，其下声无响，立无影也。”强调其“天地之中”的特性。

《淮南子·墬形训》：“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明确其作为宇宙轴心的功能。

余世存《家世：百年中国家族兴衰》，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2013年版

四

从技术史角度看，建木的发明标志着人类从“被动适应自然”到“主动改造自然”的转变。立竿测影不仅用于确定方位、节气，更催生了历法、数学等知识体系，成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想的物质载体。

建木的功能类似于人类学中的“世界轴”（Axis Mundi）概念，即连接天地的神圣中心。北欧神话中的世界树（Yggdrasil）、印度神话中的须弥山、基督教中的生命树，都是这一概念的体现。然而，建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工具性与理性色彩，它的工具性在于，建木不仅是神话意象，更是实际使用的测量工具。与纯粹宗教性的世界树不同，建木服务于天文观测、历法制定等实用目的。它的理性化在于，建木的“日中无影”特性，体现了先民对宇宙中心的理性认知，而非单纯的宗教想象。更重要的，建木作为测量基准，推动了度量衡的统一，为后来的“同律度量衡”思想奠定基础。

从现代科学视角看，建木的“建模”功能尤为值得关注。今天的“建模”（Modeling）是指“通过抽象化手段，将现实世界转化为可分析、预测的模型”。建木正是先民的“建模工具”：通过立竿测影，将复杂的天文现象简化为可测量的日影长度，进而抽象为数字符号（如“|”），最终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人类今天的智慧和理性实践，先民们早在上古时代就已经示范了。正如建模具有共识一样，先民们建木成为生存的基础，建木是信心，也是中心。

我们可以想象先民立木为信的惊喜。立竿见影而知道测影需要漫长的历史，但一旦知道立竿测影，先民们的工作就变得理性而富有意义。用现在的话来说，上古先民在茹毛饮血、采集渔猎、刀耕火种的生活中，发现了寻求知识的意义。这种“认知的革命”带来了知识的大爆炸。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认为，宇宙大爆炸后形成了“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乃至“历史学”，人类的“认知革命”使智人能够创造虚构故事、建立大规模协作，而中国先民的建木也是一种“认知革命”，立竿测影测出了日影的长长短短，在观星的基础上，“天文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在漫长的测量中，先民们知道从最短的影线到下一次最短的影线，意味着天气的炎热是一个循环；从最长的影线到下一次最长的影线，意味着天气的寒冷是一个循环。寒来暑往的意识、“气象学”、“农业学”的知识就此得以发展。最短线的轮回，跟最长的影线到下一次最长的影线轮回一样，如以一画叠加计数，大概有365画之多，数目字乃至“数学”开始诞生。

不仅如此，文字符号有了起点，那就是从丈夫、竹竿演变而来的“|”字符号，一画开天。“文字符号”由此诞生。考古发现，在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大地湾仰韶文化早期符号里，这个“|”符号就出现在陶钵上，清晰而美观。据统计，“|”符号，在同时期全部符号之中，数量居首，占全部符号的三分之一。这是早期先民刻画符号数量最多的一个符号。在总数60个的史前刻画符号中，与“|”形组合的符号近40个。

距今65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大墓里，有着古老的星象图，其中布有蚌壳青龙、蚌壳白虎、北斗星象，而用人的腿骨代表北斗七星斗柄。腿骨即髀，《周髀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文献之一，即说明上古先民是如何以自身为尺度，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先民对时空的测量绝不是后世误解的巫性思维，而是实实在在的计算活动。《周髀算经》明确：“日中立杆测影，此一者天道之数。”可见立杆的“|”是中国文化的起始符号，又是关键符号。

有人为此感慨，“人类早期陶器刻画符号中的这个竖刻的|画，似乎划开了汉字起源的万古混沌，开启了汉字垂直结体、纵向结构的先河，万千汉字由此而生。”这一符号不仅是最早的文字雏形，更是先民从具象到抽象、从感知到认知的思维跃迁的标志。

余世存《自省之书：中国原典的当代精神》，岳麓书社2022年版

五

“一画开天”不仅创生了文字符号，更开启了先民丈量世界、命名世界的认知革命。这个工作古人也意识到了。《庄子-天地》云：“夫天地者，画一也。”《易经-系辞传》亦言：“天地之动，贞夫一者也。”《说文解字》中说，“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种以“一”为本的宇宙观，通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方法论，构建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认知体系。用一画凿开了天地混沌，这就是文，“经天纬地曰文。”宋代诗人陆游写诗说，“无端凿破乾坤秘，祸始羲皇一画时。”

一画开天凿开了混沌，跟度量衡的标准确立相比，我们在测定世界中发现的符号意义更大。就是说，一画开天本身就给文字符号打下了基础，使其在“|”字符的分裂之后又灵动地圆融起来，如人、大丈夫最初就是白描实录，人侧立的样子就是“人”字符，人正面站立的样子就是“大”字符，在人正面站立的头顶上加上一个空心或实体就是“天”字符，人站在大地上就是一个“立”字符（立字旁的汉字共有50个，作部首时多表示与站立有关的事物），人的手上加上一个测量的十字工具就是“丈”字符（演变为“支”字符）。

在立竿测影的过程中，天地之间有一个贯通的木杆是一个“工”字符，这是规矩，新旧石器之外的工具。当太阳光穿过竹竿、木杆，是一个字符“卜”，卜居等追问适宜的意义由此诞生。测量光影的土块是一个字符，即土圭尺的“圭”。在一个高地、高台上立竿测影更神圣、更精准，这是一个字符“占”，占据、占卜的意义由此诞生。把这个日渐神圣的杆木上加上彩旗、加上表示太阳影线的横木就是一个字符“中”字，如果只加表示太阳影线的横木就是一个字符“表”字，华表、表征的意义由此诞生。把测量的阴影长短记下来挂出来观看思考，是一个字符“卦”、“掛”，把太阳长长短短的卦号放在一起，就是字符“暦”，它们就是最早的“掛暦”。

由此可见，“一画开天”在我们文化源头的分量之重。这个看似简单的“一”字符，最早可能以竖写“丨”的形式出现，后来演变为横写“一”。在先民的语汇中，它或许发音近似于今日民间仍在使用的“横”、“棍”、“杠”、“杆”等字音。古人早已洞察到这个基本符号所蕴含的巨大能量。郑樵在其著述中便详尽分析：“衡为一、从为丨、邪丨为丿，反丿为ㄟ，至ㄟ而穷。折一为┐、反┐为┌、转┐为└、反└为┘，至┘而穷。折一为┐者侧也。有侧有正，正折为Λ、转Λ为V、侧V为ㄑ、反ㄑ为〉，至〉而穷。一再折为ㄇ、转ㄇ为ㄩ、侧ㄩ为ㄈ、反ㄈ为，至而穷。引而绕合之，方则为□、圆则为〇，至圆则环转无异势，一之道尽矣。” 郑樵通过拆解、组合”|“、“一”这个基本笔画，展示了汉字构造的无限可能性和逻辑根源。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汉字的起源并不是一个未知之谜，而是我们可以同情了解的时空测量活动。跟“圣书字”的宗教祭祀需要不同，跟“丁头字”的生产记录需要不同，“汉字”的起源于时空测量的消息。这一起源不仅是人法地，而且跟天时天道相联，用后人的话，这是直取无上正法，因此，它不会随着一时一地的变迁而中断，不会因沧海桑田而消失。

我们的文化因此追求天人相印，天人合一，其原因也在于此。老子对天的观察不用说了，孔子眼里的天同样是头等大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在孔子眼里，一切都可以跟天道相联，“为政以德，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而《阴符经》开篇即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

【余世存 文史学者】

本文转自“中国文化杂志社”，原文已刊发在《中国文化》2025年秋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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