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传这团真火｜李中华：冯友兰与中国文化书院

【编者按】冯友兰先生（1895年12月4日-1990年11月26日）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集哲学家、哲学史家及教育家于一身的著名学院派学者，是中国文化书院名誉院长、创院导师。

2025年12月4日为冯友兰先生诞辰130周年纪念日。中国文化书院公号特别推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创院时期副院长、导师李中华在冯友兰先生去世四周年时撰写的纪念文章《冯友兰与中国文化书院》。让我们跟随作者的文字，再次回顾冯友兰先生与中国文化书院的动人故事，领略他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风采。

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学术文化事业也开始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各种文化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在沉寂多年的中国大地上发芽出土，成长壮大，有如百花盛开，争奇斗妍，共同迎接文化春天的到来。

中国文化书院即是在上述形势下产生的。它是由北京大学冯友兰、张岱年、朱伯昆、汤一介等一批著名学者，联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港、台和海外的数十名教授、学者一道，于1984年在北京创建的一个民间性学术文化团体。如今，中国文化书院已走过10年的艰苦历程。其中既饱含了创建者的艰辛，同时亦记录了如冯友兰、梁漱溟等老一辈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关切。

任何事物的成长都不是一风顺的，尤其对于民间性学术团体更是如此。在80年代文化热中，由于中国文化书院举办了一系列有关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比较的讲习班、研究班，出版了一系列有关传统文化的著作、丛书，再加上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大多是老一辈学者，故国内及海外一些报刊媒体把中国文化书院称为文化讨论中的“传统文化派”。当时有好事者曾就此议论纷纷，甚至在国内一些报刊上还看到一些批评中国文化书院的言论或文章。他们当中有些人，从全盘西化的立场出发，用当年“文革”的极“左”语言，讥讽文化书院的学者“是一批民初以来保守士大夫的徒子徒孙”，甚至以辱骂的口吻，指责文化书院的学者“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还有一些人，虽然也反对“全盘西化”，但对中国文化书院主张弘扬传统文化也看不顺眼，竞以“文革”中用惯的“阶级斗争理论”，把中国文化书院上纲为“坚持复古倒退的文化团伙”。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当时曾讨论过要不要回应。最后认为，对于这些无聊的把戏，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理睬，因为上述对文化书院及老一辈学者的攻击，不是学术讨论的态度，充其量不过是哗众取宠而已。不久，这种不学无术的喧嚣也就不攻自散了。

从此，我对中国文化书院中的老一辈学者如冯友兰、梁漱溟等先生则更加敬重，因为他们已经承受了自“五四”以来近70年的批评和指责，然而他们却总是怀抱着一颗赤子之心，关心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关心着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现在，虽然冯先生已经离开人世，但他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关怀和支持，他留在中国文化书院的音容笑貌，却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

冯先生是中国文化书院第一任名誉院长，也是中国文化书院最早聘请的导师之一。他作为文化书院的积极支持者和发起人，对文化书院的贡献是永远不能磨灭的。记得，我第一次与冯先生谈起文化书院是在1984年9月，当时正是书院成立的酝酿时期。因为在当时的中青年教师中，我与冯先生较熟，所以大家都让我把成立书院的设想转达给冯先生，以征求冯先生的意见和看法，同时向他请教有关中国历史上的书院及传统文化的问题。我每次访问都从冯先生那里得到启发与支持。首先是关于“书院”的名称，当时有各种意见。作为民间性学术团体，大家都很认同，但这个学术团体叫什么名称，却是几经周折。我记得，最早提出“书院”这一名称，是在1984年10月，可能是汤一介先生、鲁军先生、王守常先生及我四人在一次碰头会上确定的。因为在“书院”名称产生之前，我们已经产生了一个实体，叫“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这一名称当时还觉新鲜，但不久，各式各样的“中心”纷纷出现，似乎成了一个多中心的世界。因此越来越感到，“九州知识信息开发中心”的名称既俗且陋，它既不像一个学术团体的名称，又带有浓重的商业气氛。但改名叫“书院”，也有人反对，大概觉得它太陈旧。为此我曾征求过冯先生的意见。当时冯先生的原话我记不清了，大意是说，“书院”这一名称很好，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有名的书院，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场所，但那是过去的事情。今天，我们可以赋予“书院”以新的意义，即以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和方法，开展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既可体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又可体现其民间性，因为古代的书院多半是民间办的。有冯先生的支持和理解，我们便很快统一了思想，确定了中国文化书院的名称。后来我们还征求了梁漱溟先生的意见，梁先生也十分赞成这个名称。

1984年10月下旬，我再次去冯先生家访问，谈起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时，冯先生很高兴。他对我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不能丢的，这是我们中国值得骄傲的一点家底。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曾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但到近代衰败了有人甚至连这点家底也不要了，这是败家子。”以前的几次谈话，冯先生都没有说太多，这次谈话，冯先生格外专注。我想，大概是因为此次谈话谈到了点子上。这些点子，就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把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文化书院的宗旨之一，首先即得到冯先生的赞同与首肯，这是文化书院后来能得以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

那次谈话后不久，我又去看冯先生。谈起文化书院的筹备情况时，冯先生又强调说：“大家都说要振兴中华，拿什么去振兴？对于我们搞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人来说，首先就是要把思想、文化振兴起来。人有了精神才能积极做事。我们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人，要向中国女排学习。中国女排志气不小，她们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中国文化也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冯先生的这席话，給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和鼓舞，因为在当时，有许多人对中国文化抱有偏见，甚至有人重新提出“不看或少看中国书”、“把中国书扔到茅厕里去”等偏激主张。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梳理不清，故常常表现出思想上的混乱。先生曾针对我的思想做过多次谈话。有一次，冯先生风趣地说：“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除非黄皮肤变成白皮肤，黑眼珠变成蓝眼珠。胡适之先生早在二三十年代就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但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主张能实现。”他还说：“我历来主张中西文化的差别不是地域的差别，在二者关系上要求同存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总有一天，中西文化会在世界范围内融会贯通。这就是易传说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冯先生的启发与教诲下，中国文化书院办院宗旨的第二条，即写上了“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积极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这样的话。

1984年12月底，中国文化书院在北大勺园召开了正式筹备会议，冯先生被推举为中国文化书院第一任名誉院长。在会上，张岱年、周一良、阴法鲁、戴逸、丁守和、汤一介、朱伯昆等先生对如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如何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问题，纷纷发表意见。冯先生再次提出“要让中国文化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这一高瞻远瞩的思想，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从此，这一口号便为新闻媒体所接受，并很快响遍全国文化界。据我所知，这一口号正是冯先生第一个提出来并得到广泛传播的。

那时，人们受改革开放政策的鼓舞，各行各业都呈现出一派生机。人们的心气也很高，都想着如何使自己从事的工作迈出更大的步伐，以夺回10年“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所流失的宝贵时间。记得，也就是在那次筹备会上，当议论起经费问题时，大家虽然都感到困难很大，但却信心十足。冯先生鼓励大家，凡事要靠自己，不能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任继愈先生要大家发扬西南联大“草棚大学”精神，不要被困难吓倒。所有到会的老先生都表达了自己的意愿，决心支持文化书院的成立。那时，我们似乎都很傻，没有把经费问题看得太重，是先干起来再筹备一些必要的资金，而非如今日做事，必先筹备大笔资金而后动。再说，当时改革开放初起，不但不知道像今天那样向基金会、企业家、外商等集资、赞助，而且当时也几乎没有什么基金会或外商。工厂、企业都是计划经济，没人跟他们要钱，即使去要钱，人家也不会给，因为还没有这种先例。这样一来，筹备必要的资金，也就只好掏自己的腰包。每人出100元钱，十几个人凑起来就是一千多块。那时的一千多块还很可观，能干很多事。我们不坐出租车，不下饭馆，也不请客送礼，但许多事情办得却很顺利。

经费问题没有难住我们，但请各级领导批示、向有关部门申请登记、注册、挂靠等手续却一直困扰着我们。为了得到党和国家的支持，以便尽早地把书院成立起来，我们起草了《致耀邦总书记的一封信》，系统地申明了当时国际国内文化发展的趋势、改革开放与弘扬中国文化的关系、创办中国文化书院的意义等等。我们起草了这封信，并把草稿交冯先生审阅并定稿，最后这封信是以冯友兰先生的名义发出的。因为冯先生自20年代起，就致力于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研究，近一个世纪以来，他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民族文化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的哲学理论、哲学方法、哲学史学史、文化观及文化论著等已影响几代学人，甚至东披日本，西播欧美，成为世界哲学和文化论坛上所熟知的人物。因此，他最有资格代表文化书院申明我们的文化主张。当时由我与冯先生联系，虽值隆冬季节，但每次去先生家里，都感到温暖如春。他愉快地答应以他的名义给耀邦同志写信，但却反复琢磨信中的内容和用语，表现了他对弘扬传统文化的高度使命感和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最使我难忘的是，当时正值他的《三松堂自序》出版，他送我一本并题了笺，并嘱我先读此书的最后一章。我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翻开《三松堂自序》一书，像拆看锦囊妙计般地一ロ气读完最后一章，其中最使我回味无穷的是如下的话：

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虽然已经过去了，但它也是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来源，它不仅是过去的终点，也是将来的起点。将来中国的现代化成功，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古，又是最新的国家。……新旧相续，源远流长，使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放出新的光彩。

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真是如山如海，像一团真火。这团真火要靠无穷无尽的燃料继续添上去，才能继续传下来，我感觉到，历来的哲学家、诗人、文学家、学术家都是用他们的生命作为燃料以传这团真火。

一个时代的哲学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甚至几个世纪的时间，它是一个活的东西，活的东西的发展都是需要时间的。它的内容也是历史的产物，不是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随意确定的。马克思主义必定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也必定会生出许许多多的人才，以完成这种事业。“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冯先生生前经常引用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诗来表达他献身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美好愿望。为了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冯先生做了一生的努力。1985年3月，中国文化书院首次在北京举办“中国传统文化讲习班”，冯先生当时已90岁高龄。他不惧北京晚冬的寒冷，来到离北大十余华里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先生当时已是90岁的老人，但他坐在台上，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先生的精神使参加讲习班的二百余名学员无不为之惊叹。

冯先生非常关心文化书院的发展，我每次去见他，他都问起书院的情况。一直到他逝世前的几个月，他还关心着书院即将召开的“冯友兰哲学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那是1990年9月，我刚从国外回来，一周后去看冯先生，向他汇报会议的筹备情况。先生对这次会很关心，问我会议准备开几天，在哪里召开，有哪些人参加，有哪些外国学者等等。我一一向先生做了汇报。听完我的汇报，先生清瘦的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但万万没有想到，两个多月后，即1990年11月26日，先生带着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悬念，带着对中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及美好人生的执着追求，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冯先生逝世已经4年了，而中国文化书院则刚好走完了10年的路程。回忆起书院的前前后后，令人不能忘怀的即是冯先生对中国文化书院的关怀与期望。现在，冯先生的墓地上已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小草和野花，他可以安然地长眠于地下，但他未竟的事业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及其现代化﹣却有待于我们活着的人去思考、去奋进、去开拓！这也许是对冯先生的最好纪念。

在冯先生去世4周年，在中国文化书院建院10周年，在冯先生百年诞辰来临之际，让我们以冯先生“用生命作燃料以传中国文化这团真火”的伟言宏愿与天下达人俊士，同道师友共勉之！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书院”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