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吴晗四写《朱元璋传》：中国史学转型的鲜活标本

我的案头摆着三种版本的朱元璋传记，书名不一样，作者却都是著名学者吴晗。

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吴晗(1909—1969)的《朱元璋传》是一部极具特殊性的经典著作。从1944年的初版草创，到1965年的生前的终版，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也折射出一位史学家治学理念的转变。这部书写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却不止于帝王传记的叙事边界，它交织着史学方法的探索、学者的自我反思，更记录了一段特殊历史时期里，史学研究与时代思潮的相互激荡。今天，当我们重新翻开这部著作，不仅能读懂朱元璋这位充满争议的帝王，读懂吴晗这位命运多舛的史学家，更能读懂20世纪中国史学转型的艰辛与探索。

吴晗

浙东才子，酷爱文史

吴晗，原名吴春晗，浙江金华义乌人。父亲是晚清的一名秀才，重视子女的文史教育。家藏一本《御批资治通鉴》，就是父亲教育孩子的历史教科书。每天父亲都要求吴晗读几页（清朝皇帝御批有康熙的《御批通鉴纲目》、乾隆的《御批通鉴辑览》，后者又简称《御批通鉴》，此处吴晗所读当是《御批通鉴》）。十二岁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了这部上起伏羲下至明代的“中国通史”。少年时代的吴晗是一个读书入迷的“书呆子”。曾经攒下大人给的零花钱买下《史记》等书，作为“私藏”（吴浦月《吴晗的青少年时代》，见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4页）。

青年吴晗

《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

吴晗自幼天资聪颖，据说六岁时便能吟诵诗句：“桌上无菜市上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人人谓我读书好，吾谓耕者比我高”（《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书口）。骆宾王的《咏鹅》自有童趣，吴晗的六岁诗却像一个小大人。《吴晗传》说吴晗从小就崇拜宗泽（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页）。宗泽是南宋抗金名将，家乡也是义乌。可见，吴晗从小就受到了正面的爱国主义教育。大约有南宋灭亡的惨痛，浙江这个地方有着一种特别的家国情怀。最让我们忘记不了的陆游那首名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就是代表。

义乌吴晗故居

因为家境贫寒，吴晗中学毕业后在家乡担任小学教师。他一心想继续读书，后来在杭州之江大学、上海中国公学（从此认识校长胡适）上学。1931年以文学与英文100分的成绩（数学不佳）考上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二年级（当时叫史学系，1926年清华国学院改制，成立了史学系等）。上学之前，吴晗就写过《胡应麟年谱》《西汉经济状况》等文章，大学期间撰写了《胡惟庸党案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论文（有的文章刊于1935年），受到当时学界名流胡适、顾颉刚等的赏识。在校期间，他与巴金、朱自清办《文学季刊》，又与汤象龙等组织“史学研究会”，成员有夏鼐、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梁方仲等（夏鼐《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第29页）。1934年毕业后留系任教，专攻明史。据《清华大学校史稿》：“当时，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张荫麟的《清史》、吴晗的《明史》，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华书局，1981年，第174-175页）。因此，写作一部系统的朱元璋传记，既是他学术研究的自然延伸，也暗含着对战时社会现实的影射与反思。

写作契机与初次版本

吴晗写作《朱元璋传》的最初契机，离不开抗战时期的时代环境与个人治学的积累。抗战之后，吴晗在云南大学工作过几年，1940年，又回到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教授。此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吴晗家国情怀炽热，时刻关心着时局。1943年，在潘光旦等的介绍下，加入了民主同盟，开始接触到进步思想，后来还介绍闻一多等入盟。当时，民生凋敝，昆明作为大后方，虽有学术火种延续，却也面临着史料匮乏、生活困顿的困境。吴晗感到朱元璋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出身赤贫的开国皇帝，其人生轨迹与明初的政治格局，蕴含着中国古代社会权力变迁、阶级矛盾的底层逻辑，而当时学界对朱元璋的研究多停留在零散的考证，缺乏一部系统、全面的传记著作。于是，授课之余，他利用有限的史料，在动荡的生活中开始了初稿的撰写，篇幅约八万字，从1944年7月7日动笔到9月9日完稿，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这部著作的初版。

明太祖像

1944年，这部初稿以两个不同的书名、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第一个版本名为《明太祖》，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收入该社编纂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第一辑。这个版本篇幅相对精简，叙事侧重于朱元璋的人生轨迹，从濠州钟离的赤贫子弟、皇觉寺的游方和尚，到投奔红巾军、崛起于群雄之中，最终统一全国、建立明朝，整体脉络清晰，但史料引用较为简略，分析也偏于表面。第二个版本名为《由僧钵到皇权》，由重庆在创出版社于1944年6月出版，这个版本与《明太祖》内容基本一致，是同一初稿的不同版本呈现，篇幅稍长，补充了部分细节描写。书名《由僧钵到皇权》概括了朱元璋从社会底层到封建帝王的身份转变，也暗含着吴晗对其权力来源与统治本质的批判立场。

胜利出版社出版的《明太祖》书影

在创出版社出版的《由僧钵到皇权》书影

1944年的两个版本详略虽稍有不同，但是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成书仓促，史料有限。由于战时昆明的史料条件简陋，吴晗所能查阅的典籍多为常见的正史摘编与少量野史，缺乏系统性的史料考证，这也导致了部分史实的偏差。其二，史观偏向道德批判与个人视角。吴晗在这个版本中，主要以个人道德与统治手段为核心，批判朱元璋晚年的专制统治，包括大肆诛杀功臣的“胡惟庸案”“蓝玉案”、严苛的文字狱、特务统治（锦衣卫的设立）等，将朱元璋塑造成一个“猜忌多疑、残暴嗜杀”的帝王形象，缺乏对其统治背景、社会环境的深层分析，带有明显的“超阶级”史观倾向，即脱离阶级背景与社会现实，单纯以个人品性评价历史人物（吴晗《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春天集》，作家出版社，1961年）。其三，文风尖锐，带有现实影射色彩。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专制统治日益加剧，吴晗作为进步学者，深受民主思想影响，他在撰写朱元璋的专制统治时，有意无意地影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专制权力的批判与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这种现实关怀虽然赋予了著作鲜明的时代价值，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学叙事的客观性。其四，体例不完善，无自序与后记。无论是《明太祖》还是《由僧钵到皇权》，都没有单独的前言或后记，既没有说明写作初衷、史料来源，也没有交代写作过程中的思考与困惑，是一部“随笔式”的政治通俗读物，尚未形成完整的学术传记体例。

从后续发展来看，吴晗本人对1944年初版并不满意，因此一直筹备修订工作（《朱元璋传》1965年版序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1948年8月，他完成了对初版的大幅修订，次年4月，这部修订稿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和上海三联书店分别出版，正式定名为《朱元璋传》。相较于1944年的第一版，新版本首次增设后记，详细说明了写作原委。

1946年西南联大复校，吴晗回到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任教，史料搜集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他在后记中提及，从1947年暑假到1948年暑假，他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集中撰写书稿，内容较初版增加了一倍：“注明材料出处，又增加了五百多条小注，更重要的是，有许多看法，竟与初稿有很多不同”（《朱元璋传》1949年版后记，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9年）。由此可见，吴晗此次修订主要在史料与史观两个方面下了功夫。

1949年版《朱元璋传》书影

首先，吴晗利用新获取的史料，对初稿进行了全面补充与修正，扩充了篇幅，完善了叙事逻辑。尽管修订撰写仅用了一年多时间，但他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积累已达数十年。吴晗在后记中列举了自1932年大学生时期以来，他在《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天津益世报·史地周刊》等报刊发表的十多篇论文目录，并表示这部书稿是在数十年深入研究明初历史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五百多条注释，便是他为读者作出的严谨交代——时常为核对一条引文出处，他要翻阅数十上百种史料，耗费一两天时间。

其次，第二版在历史观点上也有显著更新。相较于初版单纯侧重朱元璋的个人轨迹，第二版增加了对明初社会背景的描写，将朱元璋的个人统治与明初社会现实相结合，使传记更显丰满、全面。例如，在叙述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的统治措施时，第二版不仅批判了其专制手段，还补充了他恢复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完善科举制度等举措，初步实现了对朱元璋的功过并述，摆脱了初版片面否定的倾向。

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吴晗在修订过程中刻意弱化了初版的现实影射色彩，减少了带有强烈情感倾向的批判话语，转而以更客观、理性的视角叙述历史。他开始尝试从社会结构、阶级矛盾的角度分析朱元璋的统治行为，比如将朱元璋诛杀功臣的行为，与明初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相结合，不再单纯将其归结为个人的猜忌与残暴，史学分析的深度得到显著提升。

总之，吴晗《朱元璋传》1949年版实现了从草创初稿到学术型传记的重要跨越，在体例、史料、叙事等方面均有显著完善，本次中华书局重印的版本，便是依据这一版本校订重印的。

毛泽东的“读后”与新版本

1948年11月，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辽沈战役刚刚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即将打响，西柏坡作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此时，已经担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的吴晗及夫人受中共中央邀请，从北平抵达西柏坡，参与解放区的文化工作，顺便他也将自己1948年刚刚封笔的《朱元璋传》修订稿（即后来1949年第二版的底本）呈送毛泽东，从这里可以看出，吴晗对于自己的这个修订本还是很得意的，否则他不会呈送给主席。

毛泽东素来重视历史研究，对明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十分欣赏吴晗的治学才华。在战事繁忙之余，他抽出时间仔细阅读了吴晗的修订稿，随后，与吴晗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面谈，谈自己的阅读感受，并在1948年11月24日写下一封亲笔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10页），书面记下了自己的“读后感”。根据吴晗后来的回忆，毛泽东的书信重点涉及三点：

一是彭莹玉的结局记载问题。《朱元璋传》第三章：“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业。”“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彭莹玉就像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了人民中间。”毛泽东在阅读文稿时，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他明确指出：“彭莹玉这样坚强的领导者，不应有回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彭莹玉是元末西系红巾军的杰出领袖，出身贫苦，早年以传教为名，秘密组织农民起义，是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重要组织者之一。毛泽东认为，彭莹玉作为一位长期坚持反元斗争的革命者，不可能在“革命成功”（此处指红巾军起义达到高潮）后选择隐退，这种“功成不居”的记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不符。吴晗后来反思说，因为缺乏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深入理解，带有“超阶级”的偏见，将农民起义领袖等同于封建时代的“隐士”，忽略了其革命本质（吴晗《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中国青年》第32期，1950年2月；1965年版《朱元璋传》自序）。

二是对朱元璋的历史定位与评价倾向。在1948年的修订稿中，吴晗虽然已经开始尝试功过并述，但依然侧重批判朱元璋的专制统治，对其历史功绩的肯定不够充分。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对朱元璋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客观评价，他提醒吴晗：朱元璋出身赤贫，亲身经历了元末的暴政与民生凋敝，他领导农民起义，推翻了腐朽的元朝统治，结束了元末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国；建立明朝后，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完善政治制度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功绩都值得肯定。同时，毛泽东也承认，朱元璋晚年确实存在猜忌多疑、诛杀功臣、实行专制统治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封建帝王的阶级局限性所致，不能因此否定其整体的历史功绩。

三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毛泽东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观察历史、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他鼓励吴晗，在史学研究中加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与运用，“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据罗尔纲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指示点校《资治通鉴》，指定吴晗负责（罗尔纲《怀吴晗》，收入《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第43页），这便是后来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的点校本，足见毛泽东对吴晗的信任。

这场对话，当时给了吴晗很大的压力。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吴晗的《朱元璋传》“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同时，鼓励吴晗加强唯物史观的学习与运用。毛泽东的意见促成了吴晗此后继续修订《朱元璋传》。

1965年版《朱元璋传》书影

1949年11月开始，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公务鞅掌。但是，仍然不忘对《朱元璋传》的修改。从1954年起开始修订，到1955年完成修改，油印了一百多本（算第三版），分送出去阅读，显然也送给了毛泽东。根据吴晗自己的回忆录，毛泽东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晚年）”（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讯》1981年第3期，转自王宏志、闻立树主编《怀念吴晗——百年诞辰纪念》，第596页）。毛泽东的这一评价对吴晗肯定是有触动的。于是吴晗考虑到主席的意见和其他各种意见，经过九年时间的继续打磨，1964年交稿（据《自序》），最终于1965年4月出版，也就是第四版的《朱元璋传》。

1965年版《朱元璋传》有了显著变化。吴晗通过重新考证《元史》《庚申外史》《明史》等可靠史料，明确纠正了彭莹玉的结局，将其描述为“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在杭州与元军激战，壮烈牺牲”（参见吴晗1965年版《朱元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我手头是1980年重印本］，第85页。彭莹玉在至正十二年（1352）死于战场，见吴晗《朱元璋传》第87—89页），从而符合了毛泽东的要求（客观地，毛泽东质疑彭和尚革命后隐居，这个意见很可能是正确的）。在对朱元璋的评价上，新版明确肯定了朱元璋的三大历史功绩：一是领导农民起义，推翻元朝统治，统一全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二是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恢复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兴修水利，促进了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三是完善政治制度，废除丞相制度，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封建官僚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一些细节上也体现了吴晗的修改心思。新版从过去的六章增加到八章。一是换标题，第一章《小流氓》换成《流浪青年》（这是1944年版的第一章标题），标题的不同显示人物评价的温差；第四章《大皇帝的统治术》换成《开国皇帝》，这是因为“统治术”的内容被切开，另为第五章《政治支柱》；增加第六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显示出唯物史观的内容；原来的第五章《恐怖政治》改成第七章《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原来的第六章变成了第八章，标题还是《家庭生活》，但是，小节标题变了，如第一节《马皇后》和第二节《皇子皇孙》合并成新的第一节《多妻多子孙》，第三节《教养和性格》变成第二节《思想和生活》，第四节《晚年的悲哀》变成第三节《辛劳的一生》。这个“辛劳的一生”相比原来“晚年的悲哀”，也算是积极评价，回应了毛泽东“应该写得好点”的意见。

从吴晗的修改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点，新版尽量贯彻唯物史观，不要有“超阶级”观点，要有阶级观点，所以，对于农民领袖彭莹玉安排了雄壮的结束，而且还有长篇考证的史料根据；对于明代的社会经济要有足够的关注，专门列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章，其实这一章的标题，与人物传记并不太相符；第二点，要把苦出身的朱元璋写好一点，包括晚年要写好一点。于是，吴晗在阶级观点的批评性与农民领袖的进步性之间走钢丝，并成为1965年版《朱元璋传》的修改基调。

更为重要的是，在新版《朱元璋传》的最后，吴晗增加了一段对于朱元璋的总评价，大约两千多字，列举了五条。第一条“首先”肯定朱元璋作为农民领袖的地位和作用，但指出他后来“背叛了农民革命，攫取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更严重的是后面四条都是批评：“其次，他（朱元璋）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第三，朱元璋“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方法，并不许改变”；第四，“他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进步的有害作用”；第五，“他自己虽然不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许多荒诞的神迹，欺骗毒害人民”（吴晗《朱元璋传》(1965年版），第300—301页）。苏双碧、王宏志的《吴晗传》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认为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年代”，这种写作是会引起严重误读的。吴晗的著作中，《朱元璋传》是代表作，也是高层重视的著作。“《朱元璋传》是一部敏感的著作，如果吴晗能从当时的政治斗争内涵来理解毛泽东的批评，他是不会匆匆忙忙地出版《朱元璋传》的”（苏双碧、王宏志《吴晗传》，第312—313页）。这个“旁观者清”的观察，应该是有道理的。

今天我们该怎么读《朱元璋传》

六、七十多年过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依然被奉为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被无数读者反复品读。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吴晗写作《朱元璋传》的时代早已截然不同，史学研究的方法、视角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更多关于朱元璋的研究著作与学术观点。那么，在今天，我们依然重读这部著作，究竟有什么意义？我们应该以怎样的视角，读懂这部历经四次修订、承载着时代印记与史学转型的经典？

事实上，今天重读《朱元璋传》，我们不能仅仅将其当作一部普通的帝王传记，更不能以今天的史学标准苛责其存在的局限，而应该将其放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语境中，结合其写作背景、修订历程与学术价值，多维度、多层次地解读，既要读懂其历史叙事，也要读懂其史学精神；既要吸收其学术成果，也要品味其背后的时代风潮。

首先，尽管《朱元璋传》的修订历经时代变迁，带有一定的时代印记，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依然是目前最系统、最全面的朱元璋传记之一，也是明史入门的绝佳范本。吴晗作为新中国明史研究的奠基人，史料功底扎实，叙事逻辑清晰，他以朱元璋的人生轨迹为线索，串联起了元末明初的整个历史脉络，从元末的暴政与农民大起义，到朱元璋崛起于群雄之中、统一全国，再到明初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阶级关系，都有着详细、深入的描写。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通过阅读《朱元璋传》，可以快速掌握明初历史的知识要点：了解元末农民大起义的背景、过程与影响，读懂朱元璋从社会底层崛起为封建帝王的人生轨迹，明晰明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如废除丞相、设立锦衣卫、完善科举制度等），理解明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措施（如休养生息、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等）。同时，吴晗对朱元璋统治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如胡惟庸案、蓝玉案、文字狱等）的解读，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结合史料，对这些事件的背景、过程、影响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帮助我们客观认识明初的政治生态。吴晗笔下的文字，如行云流水，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是大众历史读本的典范之作。

对于史学爱好者与研究者而言，《朱元璋传》的史料考证与叙事框架，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吴晗在写作过程中，注重史料的真实性与严谨性，尽管初版存在史料不足的问题，但在后续的修订中，他不断补充史料、修正错误，最终形成了史料扎实、论证充分的学术体系。他将人物传记与社会历史结合起来的叙事方法，打破了传统帝王传记“重个人、轻社会”的局限，为后来的历史人物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其次，《朱元璋传》的四次修订（1944年的初本，1949年的修订本，1955年的油印征求意见本，1965年的新版本），不仅是一部著作的成长历程，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转型的浓缩写照。从1944年第一版的“超阶级史观”“道德批判”，到1949年第二版的初步转向社会分析，再到1958—1965年间（第3—4版）揣摩着如何贯彻唯物史观的帝王传记，这部书的每一次修订，都折射出20世纪中国史学观念的变化与转型。

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这种转型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视角，更重塑了中国史学的学术体系。而《朱元璋传》，正是这种转型的鲜活标本——它清晰地展现了一位史学家，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治学理念变化的真实历史过程。吴晗从最初的通俗政治读本，到逐渐接受历史唯物主义，再到将其运用到具体的史学研究中，再到穿靴带帽、削足适履，甚至自己竟因“文”致祸的全过程，也是20世纪中国许多史学家共同的治学历程。

今天，我们重读《朱元璋传》，通过对比不同版本的差异，可以读懂20世纪中国史学转型的艰辛与探索，理解中国史学研究在20世纪的曲折历程，也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史学研究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始终与时代思潮、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始终在不断的反思与创新中发展进步。

彭真题词

廖沫沙纪念吴晗三首

最后，我想谈谈为什么学术界更肯定1949年版《朱元璋传》。其实，这里包含着人们对这个时代的反思。在吴晗修订最后一版（1965年版）《朱元璋传》的时代，也正是史学界“五朵金花”大行其道的时代，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另一方面史学家“以论代史”“穿靴戴帽”的教条主义做法也甚嚣尘上。《朱元璋传》（1965年版）也难免有这样的痕迹。反倒是1949年版的《朱元璋传》，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既不片面歌颂，也不单纯骂倒。因为，这个时候的吴晗已经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在科学上认同唯物史观，而不是在政治上套用唯物史观，不受政治运动的干扰，他反而能够坚持客观、辩证的视角，兼顾所论传主的历史功绩与阶级局限性。当前，我们已经处在第二个百年，处在从百年前的“破旧立新”到百年后的“返本开新”时代，在提倡第二个“结合”，提倡建设中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今天，反倒是洗尽铅华的1949年版《朱元璋传》更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趣味。这很像我阅读吕思勉《中国通史》的感受。甚至，我们今天再看看当年严复把穆勒《论自由》翻译成《群己权界论》更贴切，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对于中国传统怀有自然的温情与敬意。

今年是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建系100周年，吴晗是我目前任职的清华大学历史学系的校友与师长。每次在校园散步，都会看到工字厅后侧立着的那方“晗亭”，在诉说着什么。吴晗个人的命运，本身就足以写成一部跌宕起伏的传记——而这份波澜，从《朱元璋传》的反复修订中亦可窥见一斑。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它能够超越时代的局限，始终具有永恒的价值。吴晗的《朱元璋传》，便是这样一部经典——它历经岁月的沉淀，依然熠熠生辉，始终能为我们提供启示与力量，指引我们在读懂历史、传承历史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本文系作者为中华书局主编的“中华人物传记·帝王传记系列”之一《朱元璋传》写的前言）

文章转自“中华读书报”公号，作者张国刚（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授权凤凰网国学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