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蓓蓓|数智时代，人文能力如何在知识新场景中生长——来自岳麓书院教学探索的观察

数智技术进入人文教育，带来的并不只是课堂工具的更新。数据库和知识图谱改变了材料的组织方式，AI生成和智能检索重塑了信息获取与知识生成的路径，短视频、数字展陈和智能问答则丰富了人文知识的呈现形态。这些变化首先影响学生如何接触、理解和使用材料，也进一步改变了人文知识被组织、呈现和传播的方式。人文学生未来可能不只通过论文和课堂报告表达知识，也会更多进入公共传播、国际交流和数字文化实践之中。

这也意味着人文教育所面对的社会任务正在扩展。文化资源的整理、阐释与传播，越来越多地要在数字平台、公共文化空间和国际交流中完成。人文学生未来面对的不只是文本和史料，也包括知识进入平台、媒介和广泛受众之后产生的新问题。因此，数智赋能的目标不能停留在“会用”工具，学生还需要在信息重新组织与生成时，具备判断信息来源、概念边界、语境保留和表达责任的能力。

所谓“知识新场景”，是在数智技术作用下形成的新型学习与表达环境。从岳麓书院的相关教学探索看，人文能力的生长需要被具体地组织出来：让学生在数字材料中训练来源判断，在AI生成内容中训练核验能力，在公共表达中训练语境把握，在协作项目中训练问题说明和责任承担。

一、材料、表达与协作：知识新场景带来的能力增量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为材料组织方式的改变。今天学生面对的材料越来越多来自平台化资源和生成式工具。这些经过筛选和字段化处理的条目极易掩盖原始语境，甚至把未经核验的信息组织成流畅表达。这实际上将传统的人文训练推向了“数字史料学批判（Digital Source Criticism）”的新高度。人文教育需要训练的不只是检索能力，更是材料判断能力：资料从哪里来，经过怎样的整理，能否回到原始出处，哪些信息被突出或遗漏。

这种变化也体现为表达方式的改变。公共知识越来越多进入数字展陈、智能问答和多语传播等场景。此时的难点在于如何在新的媒介中保持准确性、复杂性和可理解性。当历史概念或文化符号进入不同媒介和语言环境时，都需要概念分析与语境判断的介入。数智时代的文化传播，不只是“把文化讲出去”，更包括让传播对象能够理解并在理解中形成真实回应。

此外，人文问题也越来越多进入项目化协作场景。当人文问题进入知识图谱或数据建模项目，学生未必成为技术人员，但需要能够清晰解释材料范围、分类依据、概念边界和成果目标。换言之，数智时代的人文能力，是在面对真实受众、真实平台和真实协作关系时的判断能力与表达责任。

二、从教学现场看课堂、共学与项目

从岳麓书院的相关教学探索看，课堂、共学和项目分别承担基础理解、主动推进和真实检验的功能。三者连在一起，形成了从概念训练到实践转化的连续路径。

在课堂中，数智训练首先落到具体的人文材料处理任务上。例如，在以历史官名术语为对象的数据库原型和术语智能体训练中，学生需要把官名、译名、出处和解释依据整理为可检索、可核验的数据结构，由此理解数据如何从史料中生成，智能体如何依赖术语边界和证据链管理。同时，AI协作说明也让工具使用回到核查、修正和责任意识之中。课堂的作用在于帮助学生理解计算思维、数据基础和语言智能的基本逻辑，理清复杂问题如何被拆解，材料如何转化为对象、字段和关系。只有理解这些过程，学生才更容易判断检索、生成和可视化结果的边界。

共学小组则把课堂中形成的基本意识带向更开放的学习场景。学生在共学过程中开始主动连接外部学习机会，例如自主承办“书院黑客松”，也参与平台传播与创意实践活动，在接触受众、内容与技术协作问题的过程中，把课堂中形成的数据意识、问题意识和表达训练带入公共传播场景。共学小组的意义在于激活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它要求学生设定共同任务，主动寻找材料、提出问题，并在协作中比较工具结果、解释阶段性判断为何成立。由此，学生逐渐从“知识接受者”转向“问题推进者”。

项目实践进一步把能力带入真实问题场景。一些持续推进的小型项目，往往同时面向学术研究和公共应用：从戏曲、仪式与情感表达的数字分析，到中国传统服饰知识整理与双语智能体应用，再到地方游记材料中的人文风景建构及其文旅转化，学生需要在不同任务中反复处理材料补充、版本修正、受众反馈和责任边界。与课堂练习和共学任务相比，项目往往具有更完整的对象、更复杂的材料和更明确的成果要求。当成果面向课堂同伴、普通公众或国际受众时，学生需要在材料准确、表达清楚和受众理解之间反复调整，这也让“语境判断”变成真实任务中的必要能力。

三、知识场景重构下的范式省思

在数智赋能人文教育的推进过程中，亦需秉持批判性视角，直面技术深入知识场景时，人文学科面临的深层挑战 ：

一是技术中介下历史语境的消解与复位。随着知识转化路径向数字文化展陈、智能问答等新场景延伸，学生面对的数字化材料（如清洗过的数据库条目或AI生成的平滑文本）往往切断了原始的断裂历史语境。由于技术极大地缩短了资料检索与初加工的过程，学生在未曾经历原典考据的辨析前，极易直接套用技术输出的标准化结论进入公共表达，进而消解了文化阐释的复杂性。因此，教学设计的核心在于通过“数字中介必核验、生成内容必溯源”的学理约束，将AI扭转为触发深度追问的认知鹰架。

二是跨学科产业协作中知识阐释权的让渡与重塑。在数字人文项目实践与现代文化产业的对接中，由于存在技术壁垒，人文学生在跨学科团队中极易将自身定位误降为纯粹的“材料供应商”或“前端文字校对员”，而将数据建模、知识关系建构等核心环节完全交由技术团队处理。然而，数据的分类、关键词的标签设置以及知识图谱的本体建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阐释。人文学生如果放弃了对数据结构的定义，实际上便是将人文知识应用的主导权让渡给了计算技术。因此，教学团队需在实践中反复提示方法边界：人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为数字文化产品设定符合学术共识的分类标准与语义关系的逻辑判定。

结论

数智时代为高等人文教育筑构了全新的知识场景，并在重塑知识地貌的同时，驱动着传统人文能力体系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增量”。传统的文本研读与考据阐释，不再是象牙塔内的个体闭环，而是必须与数字史料批判、AI内容核验、公共媒介表达以及跨学科语义协作等新型能力融通共生，从而在数智媒介的底层逻辑中实现人文学科的方法论跃迁。

岳麓书院“课堂—共学—项目”的教学实践，正是在这种空间拓扑中，为能力的“动态生长”开辟了渐进式的演进场域：课堂教学在人机协同中夯实数字材料处理的批判性基础，师生共学在去中心化空间中激活学生的主体意识与自主推进力，而真实项目则通过兼顾学术探索与社会实践的多元任务，推动综合增量能力在真实场景中得到深化与检验。这套模式的本质，不仅在于数智素养的补足，更在于引导学生穿透技术黑箱，在人机协同与跨学科协作中重塑人文学科的价值锚点，牢牢掌握知识阐释与文化定义的主导权。

总而言之，数智赋能人文教育的终极图景，是人文能力在回应场景巨变中的主体性“生长”。未来的文科教育，需持续扎根于面向社会、面向异质受众的真实应用场域，以能力增量抗拒算法对历史语境的消解，培养出既能深耕传统典籍、又能驾驭数字传播，且在数智生态中具备批判反思力的复合型人文人才。

文章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