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韦政通《中国思想史》新版导读

注：《中国思想史》(三卷本)，韦政通著，王立新、何卓恩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8月。

【编者按】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人文教育家韦政通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被誉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这部皇皇百万字的著作，自上世纪七十年代面世至今，在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多次印行，影响了几代学人和众多哲学爱好者，被不少大学采纳为哲学及相关专业的教材。2026年8月，新版三卷本《中国思想史》（韦政通著，王立新、何卓恩编）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度出版。

此书以散文诗式的语言，将思想史写成了连绵的群山、奔流的长河，将中国思想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以及思想家们的心跳脉动，精彩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学界常用“贯通性”“批判性”“通俗性”“现代性”等来概括其思想价值。谈到写作初衷，韦政通先生说：“本书志在写成一部开放的哲学发展史，不只令专业的哲学研究者受益，而且将思想的智慧开放给所有喜欢哲学、热爱智慧的人。”

2018年8月，韦政通先生辞世后，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和华中师范大学何卓恩教授承担起“韦政通文存”的主编工作。时隔八年，这部经典著述以素朴而精美的面貌再度在大陆刊行。那么，相比于其他学者的同名著作，韦政通先生的《中国思想史》究竟有何思想价值与文化魅力，如何从此书读懂韦先生的深沉关怀？王立新教授在本书开卷部分专门撰写了一篇导读文章，标题为《理性哲思启智，抒情妙笔悦心——韦政通《中国思想史》导读》。经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特全文刊载。

注：韦政通（1927年12月16日—2018年8月5日），当代极有活力的思想家、享誉全球的著名学者、现代化派知识分子、杰出的人文教育家、自学成才的典范。著有《传统的透视》《传统与现代化》《知识分子的责任》《中国文化概论》《中国的智慧》《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现代化与中国的适应》《巨变与传统》《儒家与现代中国》《传统的更新》《伦理思想的突破》《中国思想史》《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中国哲学辞典》《思想的探险》等30余部著作。与傅伟勋合作主编“世界哲学家丛书”150余种。对推动中国学术思想世界化，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理性哲思启智，抒情妙笔悦心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导读

思想是人类的高贵良知，作为自由的精灵，它是人类最有价值的精神养料，它与道德意义上的良知，有着明显的不同。

道德意义上的良知，虽被看做是天赋的，其实却是为了教养的需要而设定的。无论统治者为了维护等级秩序的安定，还是道德家为了维持尊卑次序的安稳，抑或普通民众为了确保生活常态的安宁，都不能不重视人的道德教养。道德的良知，其实主要来自人类教养的需要，并非完全出自本性。

但是思想的良知，却明显来自人类生命深处的自然欲求，在特定时期还会表现为强烈的热望，思想的良知，是人类内在的自我呼唤，不须强行召“致”求其呈现，也从不要求遵其旨意“知行合一”，不带任何现实功利目的，任何外在势力也无法在根本上辖制得住。它是自如的，也是自在的。

人类天性中的求知欲，并不限于了解原本不了解的事物与事务，还包括“知之所以为知”的理由，“知之所以能知”的根据，“所以为知”和“所以能知”的关系等等。仅凭感官的感知天能，是无法实现上述这些目标的。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仰赖思想。没有思想，人类的“所知”和有关这些所知的留存，就只能是记忆，如果仅靠这些简单的记忆，人类或许就真与一般性的动物，没有太大差别了。

生活于世界上的人们，或因受困于生存艰难，或因沉溺于生活的肥富，常常想不起要依据道德的良知行事，往往还会在面对危险和威胁时，放弃道义的坚守。但不论在何种状况下，人类却都希望了解原因、洞察趋势，在道德良心“放失”的时候，分析、判断之类的思想活动却从未停止，也不会真正停止。由此看来，道德良知有时会被丢弃，在人生的长途中表现为主动或被动地“缺席”，但思想的良知，却一直在闪烁着灵光，一刻也不曾与生命分离，与人一样，始终都是“在场”者。

人们总是希望了解更多的道理，包括生活所蕴含的，社会所表现的，以及自然所呈现的。这些“了解”愿望的达成，都不能离开思想，人类由此而需要思想，因此而无法脱离思想。思想既与人类的整体进程相推并进，又与每个个体的生命活动相伴携行。思想里既有解开人类社会运行奥妙的密码，也有打开人生智慧之门的钥匙。想要借助智慧之光照亮人生，就一刻也不能离开思想。

道德的良知尚需找寻，尚需扩充，思想的良知更待开发，更赖培养。思想作为人类天性中的欲求，同时也是人类生命里的潜能，只有通过不断地开发与培养，才会显现出来，成为现实的能力。

经验证明，学习思想史，是展现人类思想天性，开发人类思想潜能、成就人的现实思想能力的最有实效的途径之一，像样的思想史著作，可以为人们学习思想史，提供必要而有效的导引，使人们在阅读中，受到不期而遇和预想不到的启发和诱导，在学习思想的过程中，渐渐学会思想。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思想史》，是当代最具活力的思想家韦政通先生，为人们学习思想史精心撰就的一部上乘优秀作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初次出版，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没有任何官家机构帮助推广、没有任何官类媒体帮助宣传的情况下，全凭自身影响力，已经出版过二十四五次，每次出版的印刷次数也很惊人，多达十余次的就有很多回。即使在网络笼盖全球，电子书和手机阅读将要彻底取代手捧卷帙，纸板书越来越少人问津的今日情势下，仍有不少出版社费心谋求继续出版。该著广受欢迎的程度，已经不须再去寻找另外的证明。近五十年来，这部优秀的思想史著作，在不同年龄段、不同行当的思想爱好者中，早已有口皆碑。

而我获阅此著，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那时，该著已在世间流行近二十年了。自从得以捧阅，便就难于释手，二十年来已通读过数遍，其中的很多章节，阅读的次数更多。实因此著过于耐读，才占去了本文作者那么多、那么多的时间。

很多撰写思想史主题书籍的人，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将这类著述写成了哲学词典，写成了思想观念的资料库或者思想家的“遗物陈列馆”。尽管摆放得规整又有条理，但思想的灵性和思想家生命的活性，却多半没能得到体现，因而未能引发更多读者对于思想的兴趣，使思想史类的著作本应具有的诱发思想的功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

历史上的思想家们，或被他们生存的时代所激发，或被历史的传统所诱发，或受到自然、社会情势的启发，或由个体生命的灵性所显发，从而有了自己的思想，表达为人与自然、人与时代、人与传统、人与族群和同类、人与他者及自身的关系的思考。不同思想者之间的互相取纳与交锋，呈现出群山各自耸立的雄峻与秀美，不同时代思想者们的前承后继或者改弦更张，激荡成波翻浪卷、奔流不息的浩藐长河。

思想史既是思想的历史，同时也是思想家们为思想而奋斗的历史，是思想家们用他们的生命去与时代和历史碰撞与沟通的历史，是他们借助这种碰撞和沟通，表达自己的思想、展现自己生命的历史。思想史是活的风景，既像连绵的群山，又像奔流的长河。但能像韦政通先生这样，将思想史写活，真正写出群山的巍峨之姿，写出长河的奔流之势的作者，实在太过罕见。

思想史的作者，除了需要客观的态度、冷静的分析、丰厚的积累、系统的梳理、清晰的判断、精审的取舍以外，还必须具备跟历史上不同时代、不同类型思想家们进行“沟通”与“交流”的能力。思想史的作者，必须能够穿越古今，深入到被书写的思想家们的心灵世界里去，经由恰切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达成对他们的“相应”的了解和“对路”的理解。同时，还要能跳出场外，以一个纯粹观察者的心态和眼光，面对书写对象，认清他们的价值和意义，发现他们的局限和缺陷，对他们做出客观、理性的裁审和评判。如若不然，便无法将思想史，真正写成“思想”的“历史”。

韦政通先生视野宽阔，思想多元，积累丰厚，体会超凡，理性清明，态度客观，加以理智与激情相携互助的优异文笔，所以才能将这部百万言的《中国思想史》，写成传世的名作。

择其要者而约略言之，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具有以下明显特点：

一、哲学特征鲜明，却不单为哲学专业立言，开发思想，通过传播思想启迪智慧的特点，异常显著。

韦政通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虽然以哲学思想的发展为主线，理论性很强，但却并不单纯朝向哲学观念发展和哲学逻辑演绎的目标书写，突破了很多哲学史类著述只为专业人士撰述的局限，将哲学思想开放给更广大的读者群众。所以才连带社会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生活情境，一道书写，历史上哲学家们的处境和遭遇、性格与理想、人生道路选择及其所历奋斗过程，甚至就连他们的悲伤与欣喜，都能在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里，得到足够充分的展现。覆盖范围相当宽阔，内涵信息充量丰足。

写哲学，却能突破哲学本身的限制，从而能使哲学在更广大的空间里得到显扬和传布，既能使哲学专业人士获得必要的启发，产生深入研究的热情；非哲学专业人士，非教育界、非研究机构的不同行当人士，也能在阅读中，产生对哲学的浓厚兴趣，受到思想的感染和激励。

二、将哲学思想，朝向人生化方向阐释，以近于生活化的通俗易懂表述，化解了哲学本身的玄奥与艰涩，既无匠人陋鄙的俗气，又无书生酸朽的腐气，从而能够唤起读者广泛的阅读兴趣。这是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一直拥有那么大市场需求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部百万言的著述中，读者很少能够见到“既存有又活动”、“即当下即超越”之类碍人眼目的专业哲学术语。很多非专业的哲学和思想的爱好者，确实因为一些哲学史、思想史类的著作，太惯于使用所谓“专业”术语，从而对这类著述心生烦倦，产生望而却步的情绪。近年来的一些学者，更是动辄将文章标题冠以“在……视域下的研究”、“以……为中心的考察”之类，故意摆出“学术化”和“规范化”的架势，实际上是已经先将自己装在套子里。这类形式化到近于格式化的僵化表述，怎能调动阅读的兴趣？徒增厌恶情绪而已。

韦政通的思想史写作，总是有话直说，不设框子，不作模子，不兜圈子，不绕弯子，非但不故弄玄虚，拿腔作调，还要尽量努力，洗净涂抹在哲学容颜上的玄学胭脂，让哲学显露本有的清亮之姿，将哲学的思想智慧，开放给所有爱智的人士。无论是否受过专业哲学训练，来者不拒，谁愿阅读谁来阅读，谁来阅读谁能受益。

绝大部分专业学者不是没有这种愿望，而是缺乏这种能力。但也确有部分学者，因为长期“专”在哲学的“业”里，染了一身“业气”，木鱼游不出寺院，蜗牛脱不掉重壳，妨碍了他们与“业外”的思想爱好者的交流，除了同染“业气”的“业内人士”之外，没人会对他们“业化”的书写感兴趣。以“业化”方式写出来的东西，不可能引起更多读者的留意。

哲学是智慧，所有人都离不开智慧，也没人不希望获得智慧，哲学工作者有责任也有义务，打开哲学智慧的大门，将哲学的智慧之光释放出来，而不宜将哲学智慧当成宝玩据为己有，据为“业内人士”小圈子的专利。摆脱掉哲学专业的束缚，将思想的智慧，从哲学“专业”的捆绑下解放出来，传布到给更广大的人群中去。韦政通为此所做的努力和收获的效果，相当出色而不凡，令人仰慕，值得效法。

三、价值立场不偏不倚，既不被各种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伦理崇尚所束缚，也不为任何一家、一派专门立言，不带成见，不怀私情，目光远大，胸襟豁达，以独立不倚的精神，驱策自由的思想。与很多站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意识形态度立场，站在儒家、道家、佛家等宗教立场、站在“心性之学”与“事功之学”“考据之学”等学派立场上看对待思想和思想史的同类著述，形成鲜明对比。韦政通客观而诚恳地对待历史上任何一个思想流派和任何一位思想家，由此做出符合实际的描述，做出合于理性而近乎公允的评判，既发掘并彰显出了各自思想的优异，也指出了各自的时代与个人的局限。

四、全书在对古代思想家们“同情”了解的基础上，基本达成了对古代思想家们“相应”的理解。同时，又近乎完美地成功扮演了读者与古代思想家的中介与桥梁的角色，能使读者透过作者，实现与古代思想家及其思想相当程度的共鸣，出人意料地建构了古代思想家、作者和读者相互联通的“同情”网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输出”了大量的情感，读者在阅读中，因此受到感动，进而产生与古代思想家们的“感情”呼应，达成了“共情”的效果。

就人类的相互了解和相互理解而言，“同情”和“相应”，既是两个十分重要的指标，也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和功能。两个环节相互衬照，两种功能互相推动。从根本上讲，认知主体与认识对象，如果不能“同情”，就无法达成“相应”的了解和理解，“同情”程度越深密，了解和理解的效果越“相应”。同样，如果了解和理解不能“相应”，发生错位或者对不上号，那么认知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也不能进入真正的“同情”之境。同时还需懂得，“同情”与“相应”，既不是一次性所能完成，也不是一时间趋近便告终结。两个环节在任何时刻上与任何情境下，都需要不断地同频共振，两种功能也须不分先后内外地相互作用，互相促进。只有这样，认知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才会无遮无隔，始终互相融通。真正的了解和理解，即人与人之间的深度交流，才会完满达成。这当然只是理想，理论的推想虽能成立，事实上却只能趋近，不可能天衣无缝的完满实现。

“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既与古代的各类思想家，相当趋近地达成了“同情了解与相应理解”的理想目标，同时也能使读者通过他这位作者，间接地与古代思想家，走得越来越近。阅读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几乎可以听到古代思想家们的心跳和呼吸。

注：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的部分版本。

如此难得的佳效，显然需要很多因素协同作用，但在韦政通，至少有三点，特别引人瞩目，一是他的真诚。二是他的耐心，三是他的灵性。

韦政通在该著的《自序》中，自道写作用心时说：“我一直相信，唯有真诚才能换取真诚。”真诚，是人类互相了解尤其是相互理解的出发点，也是整个了解、理解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纽带。缺少真诚，交流的过程不仅不能通畅，就连是否可能，恐怕都成问题。对于远隔千年万载的古代思想家们，如果不能用“真诚”对待，更是无法与他们“同情”，从而也就无从达成对他们真正“相应”的理解。

真诚作为态度，在理解中虽然必不可少，但理解是过程，过程不是一刻所能完结，因此必须有“耐心”，始终作为陪伴。

“当我写到与自己的气质以及知识背景距离较远的思想家时，总尽量付出更大的耐心，也许我还是不能充分了解他的意义和价值，但绝对避免以一己的偏见去故意曲解。”

韦政通为撰写《中国思想史》，确实付出了巨大的耐心。这份耐心，不仅表现在实施撰写的两年之中，也不只表现在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写作工作里，他为撰写这部著作，准备了不止二十年。储备材料，订正真伪，考辨来源和可靠性，分人甚至分篇，解析思想家们的思想。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已开始了这项工作，到写成这部百万言的巨著，中间对很多思想家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甚至重大的变化，没有足够的耐心，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真诚和耐心虽然必须，但另外一点，似乎更加重要，那就是灵性。思想是人类的灵知，理解思想需要灵性，没有灵性理解不了思想。

能够把历史上不同知识背景、处在不同时代氛围中，性格和兴趣各不相同的思想家们，都写得那般近乎实际而又深入传神，只有真诚和耐心是达不到的。韦政通能够跨越时空，进到众多历史上的思想家们的内心中去，实现古今心灵的沟通交流，与他们“同情”，并达成了对他们的“相应”理解，从而做出对各自“相应”的评价，没有足够的灵性，是根本做不到的。

当然，我们也不必故意把这种灵性，导向神秘的方向。灵性，其实就是出色的理解力和领悟力。这种出色的理解力和领悟力，主要是长期沉浸其中，通过长期不懈地努力自我锤炼出来的。为什么很多人长期沉浸其中，也长期不懈，却没能练就这种出色的领悟力和理解力？很简单，他们走错了方向，对自己究竟需要“锤炼”什么，缺乏必要的自觉，也没能真正懂得何为“锤炼”，所以才未能将自己锤炼出来。以为长期不懈地沉浸在某种事情之中，就能深通这件事情，这是一种错觉。天天搬运木石，日日捡拾砖瓦，未必就能营造出舒适、优雅的殿宇、花园。搜罗、梳理、辨析、阅读过数不清的思想史资料，并不意味着就了解和理解了思想家及其思想，并不意味着就能描绘出他们各自的生命状貌，传递出他们的心声，展现他们的精神风采。

韦政通神似地展现了思想家们各自的性格特质、生命活性、创造能力和思想业绩，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各自难以避免的局限。每一位思想家，都被他写得栩栩如在眼前，仿佛坐在对面与他深入交谈一般。与那些只见文字不见其人，只见其形不见其神的同类著作书写，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比。

注：韦政通先生旧照。

五、个性鲜明，是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的又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自由是思想的灵魂，个性是思想的生命。没有自由便不能思想，也不会有思想。个性是最能展现自由精神的生命特质，思想总是由少数极具个性的人们率先领悟到，并通过自己的个性表现出来，思想的生命，常常并且首先都是个性化的。历史上的思想家，其实都是些个性异常鲜明的人，理解他们的思想离不开了解他们的个性，没有个性的人不能了解个性，也不会意识到个性的价值，从而无法欣赏个性。思想史的写作，既在发掘思想家们的思想，同时也在了解、体察并欣赏他们的个性。思想史的作者，作为那些个性鲜明的思想家们的对话人，也必须首先是个性十分鲜明的思想家。韦政通就是这样一位，因此能与古代那些不同个性的思想家们，在生命里产生天然的共振，从而才能达成共情，进而实现了对他们的“相应”理解。

中国的传统，是强调整体性的传统。在强调整体性原则的目标导引下，“统一”成为要求并且不断加剧，无论思想、行为，甚至服装、动作，个性不断遭受冷遇，遭到排挤，遭至打压甚至扼杀，人们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趋同，包括言说和写作的方式。众多有关中国思想和中国文化类书籍，所以不过大同小异，甚至千篇一律，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国族对于“整体性”的统一趋同的要求所造至。

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与那些写得平庸无奇、干瘪乏力，缺乏生气的书籍最严重的一点不同，就是个性异常鲜明。韦政通像一匹不受驯服也驯服不了的骐骥，一生奔驰在个性写作的原野上，驰骋着自己的想象和文笔。这一点无论从写作的目标、立意，写作的过程和方式，还是在对于思想的表达与对思想家生命历程的描述中，表现得都相当充分。只要进入阅读过程，这些特点很快便能一一呈现于面前。

六、散文诗化的哲学性表达，消解了阅读中的疲劳，从而使获得思想的滋养，变成一种高雅的审美享受。

理性化的激情表达，显然是韦政通《中国思想史》更加亮丽的特点之一，这种表达方式，为该著增添了出奇的魅力。能将哲学理性，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加以表述，这在同类著述中尤难得见，因而更加珍贵。

在通常的情况下，理性和激情在人们的心目中，就算不构成完全对立，也并不是一对天然和顺的谐美伉俪，往往属于那种经常吵架拌嘴的夫妻。

举例看一下韦政通理性而严谨的表达，比如对于孟子和荀子。

由于孟子倡导性善，而荀子却指认人性本恶，后世学者遂将孟荀对立起来，将孟子树为儒家正统的同时，轻易将荀子当成了儒家的“异端”，使孟、荀成为正负不能相容的两股力量。韦政通却能详细分辨两人的异同，同时认定两者都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韦政通指出，孟子是道德主义，荀子是理智主义。道德主义者设定先验的性善，强调天人合一，主张“尽心，知性，知天”；理智主义指认经验的性恶，主张天人相分，强调“明分使群”，重视“化性起伪”。

两人虽然各执一端，但在将孔子理想化、竭力发扬孔子学说等目标上，却是完全相同的。只因出发点不同，所行路径故而相异。一个以心性为基点，指向道德的自我成就即内圣的方向；一个则从礼治的基点上出发，朝向外王的方向行进。两人发展孔子学说的成效，同样不可低估，因此不宜厚此薄彼，故意张大两者的对立。孟子和荀子，“各有价值和重要性，就儒家内部的发展看，实为合之则两美，分之则两伤。”

用散文诗化的语言展现思想，最典型也最精彩的，当属韦政通对老子的书写：

“他不能适应他的环境和时代，身为隐士却有一团火热的心肠……他痛恨当时知识分子的趋炎附势，但他代表的不是无畏的道德力量，而是利欲滚滚的浊世里一股清澈的智慧。……他的声音来自旷野，他的精神游离于历史之外……自从他的声音在历史上响起，每一个时代都有反响和回应……”这不是散文诗吗？这就是散文诗呀。怎么可以用这种语言书写思想史？怎么就不可以用这种语言书写思想史！很多读者不是因为阅读这样的文字，受到强烈震撼，又因受了这种文字的刺激，产生对于思想的热爱和渴望了吗？

用散文诗化的语言书写思想，需要勇气，更需要能力。勇气是能力的展现，能力是勇气的底气。没有能力做后盾，是不敢做这种冒险的。相对于韦政通敢于用散文诗一般的语言，表达思想家及其思想，一般作者却多半只是平平庸庸地排布、枯燥呆板地陈述。

一些“专业人士”可能据此认为，韦政通违背了思想史的写作模式。但从根本上讲，任何类型文字的书写，其实本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应该设定任何所谓规范化的书写模式。一旦被规范成模式，书写本身也就失去了活性，就不再具有感染力。写文字是要感染人的，无论何种体裁，越能感染人的文字，越是好文字。能把文字写到感染人的程度，是文字书写者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内在强大实力的表现。从根本上说，文字不仅可以用来表达生命，他自己本身也有生命，是生命就有力量，是生命就有显现活性的欲望。如果总是被庸庸碌碌、没精打采、软弱乏力、寡淡无味地书写，莫说激发不了读者的阅读热情，就连文字自己，恐怕都会失去落在纸上的兴趣。

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将原本冷峻的理性，写得温暖如握、亲切如晤。把思想史写得鲜活而跳荡，时而慷慨苍凉，时而豪迈激荡。阅读此著，如同作者就在眼前，一会儿优雅地踱步沉思，一会儿又兴奋地纵笔飞驰。书写情绪热烈奔放，如同演讲，文字书写，行云流水，无遮无障。阅读此著，如在现场听其演讲。因此赢得读者们的由衷喜爱，不断重新出版，仍然供不应求。既满足了人们对思想家及其思想了解的欲求，也唤醒了潜伏在读者心中的思想意识，激发了他们对思想的热情与渴望，从而跟随下去，学习并学懂思想，用思想的智慧，去理解社会与人生，用思想的光芒，将生活和生命点亮。

无论对于中国思想史的写作本身，还是对发掘与传布思想，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都是一份少见其匹而又成效卓著的杰出奉献，其难能可贵与可敬可佩，也就由此可以得见一斑了。

与相同或者相类著述相比，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还有很多明显的特点，当然也包括一些不足。因为难以尽述，所以就不在这里过多举列，以便把时间留给读者朋友们，去直接阅读先生的原著，做出自己的判断。

2024年12月王立新于南海之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