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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艰难气若虹:罗锦堂忆恩师台静农(图)


来源:凤凰国学

台先生曾是鲁迅的得意门生,两人交往甚密。台先生因左翼思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三进三出。这些都使得他来台后,仍受到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迫于时局的压力,他从此不提鲁迅两个字,更不提及自己创作的小说。

台静农

台静农为学生磨印刻章

久闻罗锦堂先生精心珍藏了两枚印章,一枚是著名书法篆刻家王壮为(曾任陈诚的机要秘书)的作品,另一枚则是恩师台静农先生的作品。我留意到,罗老平素馈赠墨宝所用的名章,大多为国父孙中山之孙女孙穗芳请清华大学教授代刻并赠与他的,但从未见他启用过台先生的章,甚是好奇,闲聊中忍不住探问,罗老无比自豪地说,我把它当文物锁进保险箱了。

提及台先生的印章,总勾起罗老对恩师绵绵不绝的回忆。自小研习工笔画的锦堂先生,为表达对恩师台先生的敬意,进入台大研究所学习期间,精心绘了一幅蝴蝶图,并盖上一枚请人新刻的名章,兴冲冲来到台先生府上。台先生魁梧略微龙钟的身子从书桌后的旧藤椅上起身,将手中的烟斗放在书籍、画册旁的烟灰缸里,双手接过画小心展开,越过架在鼻梁上的老花眼镜,认真地欣赏画中蝴蝶优美的体态和斑斓的色彩,不时点头称赞蝶翅之栩栩如生,有欲脱纸飞出之感。后生见状,内心掩饰不住激动和欣喜。但台先生目光移至落款名章处,脸色骤变: “这章子怎么可以用啊?!刻得太糟糕了,磨平!磨平!把它磨平!”怎么磨平啊?后生一脸窘迫和不知所措。要知道,一个无力承担研究生学费的穷书生,虽好墨戏蝴蝶,无奈囊中羞涩,对文房四宝的追慕只能是高山仰止,讲究不起。好不容易得到一枚小巧精致的象牙章,如获至宝,请人刻了个名章,不料被台先生一句话给否定了,而精工细作的画,也为劣印所毁。心疼章子、懊惜画作的神情溢于颜表。“用砂纸磨。”台先生全然没有顾及学生的感受,语气中毫无商量之余地。“什么砂纸?到哪里去找砂纸啊?”“唉”,台先生叹了口气,右手摘下鼻梁上的老花眼镜,看了看自己的得意门生,改口温和地说,“你拿来,我给你磨”。

一个星期后,锦堂先生从老师手中接过一个信封,取出一看,令他十分惊喜,同一枚印章,印底面目一新,台先生磨掉拙印,重新为他刻上“罗锦堂”三个字,古朴浑厚,隽秀精美;印身刻着“云林弟属静农”。罗锦堂感激而又敬佩地反复欣赏着新印章,几十年来都不舍得用它,将恩师的佳作和这份情意一并珍藏起来。

罗锦堂咏蝶入台门

“我是因一场车祸将我投至台先生的门下的”,谈到与台先生结缘,罗老感叹道。1948年,欢天喜地被保送至复旦大学的錦堂先生,被人偷梁换柱改送到隔着大海的台湾大学医学院。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他偏偏在开学之前横遭车祸,病床苦捱半年多方出院,只好弃医从文。当时台大中文系主任是刚上任的台静农先生。台先生问他会不会作诗,他立即写出在中学时所作的《裴将军画蝶歌》。台先生看后十分称赞,又说此诗虽好却是旧作,能不能就以蝴蝶为题,再作一首。锦堂先生沉思片刻,写出七言绝句《咏蝶》:好餐白露性孤高,不逐落花四处飘。莫笑此君筋骨小,也能展翅上青霄。一诗足见其文采,更见其诗品。台先生点头称赞,嘉许再三,欣然将其收入门下。  

自大陆到台湾,由复旦至台大,从医学院转入中文系,几十年来离乡背井与亲人生离死别,有如无法愈合的伤痛,伴随罗老一生。但在台湾大学能心无旁骛地求学七年,有幸得到傅斯年、台静农、郑骞、毛子水、戴君仁、伍俶、沈伯刚、苏芗雨等名师学者的培养和指导,却可谓终生受用不尽。

台静农的学风

台先生教授中国文学史和读书指导等课程,讲课有自己独到的方法,不照本宣科,重在启发而不是填鸭式的教育,着重文学风格和作者的人品。台大有几位老师上课从不拿教材,尤其是台大图书馆馆长苏芗雨,授心理学课仅带两根粉笔,除了写几个专业名词或人名外也不动手,作学生的耳听手写,一年笔记写下来就是一本书。台先生讲课的特点是抄黑板,便于大家做笔记,也是对自己的书法自信。学生在聆听老师精辟见解同时也欣赏了书法,一举两得,妙不可言。

其时台先生接任台大中文系主任可谓临危受命。介绍他来台大的首任系主任许寿裳惨遭“小偷”杀害,继任系主任乔大壮因忧国伤时而投湖自尽。面对高压政局,台先生毅然接受这个被认为不吉利的位子,需要很大的勇气。中文系从无到有,台先生称得上是白手起家。当时系里聘来了一批伍俶这样的名师,如果学术地位不够坚固,根本站不住脚也压不住台。台先生能够安稳手下的文龙哲虎,让每位教师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充分体现了他本身的学术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以及用人的智慧。在罗老看来,是台先生的人品高,不偏不倚。有些教师升级想请他吃饭,都被谢绝。台先生无欲无求,甘愿清贫,安于学问的研究,常在《大陆杂志》上发表学术文章。主持系务长达二十年,为台大中文系奠定了学术传统,有人誉他为台大中文系的大家长。

“歇脚盦”的回忆

清贫如水的学生生活中,记忆最深的,即是上老师家串门,那是罗锦堂的台大校园生活追忆中最灿烂的镜头。台大教师宿舍大多散布在学校附近的温州街,出校门即到老师家,师生关系很密切,如同父子,老师多无外务,不以著作为主,而是以课堂培养学生为己任。无需电话预约,锦堂先生常常独自或与三两个同学相约,直径去按老师家的门铃,双方都不觉得唐突。有时从东家出来即往西家,一晚上可以拜访三四个老师家。

台先生的“歇脚盦”坐落在温州街十八巷六号。台先生显然视这里为暂时歇脚之处,和许多战后来台的人心思一样,他以为返乡之日近在眼前,与亲人团聚指日可待。那漂浮不定的心迹,可从他的“丹心白发萧条甚,板屋盈书未是家”的诗句中察觉到。然而,这一歇就是大半辈子,长到连他自己都觉得“歇脚盦”有些名不符其实。内心终究是不甘,仍痴痴地期盼回大陆,一直盼到八十岁方断了这份念头,不得已将“歇脚盦”改为“龙坡丈室”,请张大千写一小匾挂起来,终老他乡,台先生未能踏上故土。

“歇脚盦”是罗先生步子迈得最勤的去处之一。课堂上学的东西毕竟有限,在老师家里聊天时,想到什么就问什么,增长的知识反而很多。老师的知识渊博,又没架子,有问必答,毫无隐瞒。一位才华纵横,文心豁达的师长对学生来说是座宝山,可以不断地挖掘。这点我深有体会。荣休后的罗先生在家里给我们讲课时,总是鼓励我们多问。“你要问”,他说,“我讲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你们有问题尽管问”。一旦问题提出,罗先生会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从春秋到明清各朝代的评论,正史加野史津津有味地娓娓道来,让你心驰四野,神游八方,常常是两三个小时逝去,仍意犹未尽。

借书画印寄托内心愤懑

有一个极敏感的问题,罗锦堂全然不知。台先生曾是鲁迅的得意门生,两人交往甚密。鲁迅对台先生描写底层百姓的疾苦、抨击黑暗现实的乡土气息很浓的小说集《地之子》颇为欣赏。台先生因左翼思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三进三出。这些都使得他来台后,仍受到台湾当局的严密监控。迫于时局的压力,他从此不提鲁迅两个字,更不提及自己创作的小说。有次台湾委派教授出访日本,作文化交流,台先生被选为代表成员之一。出发前有人告发说他与鲁迅的关系,他的名字立即消失在访问名单中。至此,除学术著作外,台先生不再写小说和散文,潜心投身教育,常常说自己是个安静的农夫。事实上,他并非麻木,只是换一个方式抒发。“在教学读书之余,每感郁结,意不能静,惟时弄笔墨以自排遣,但不愿人知”。他作画,只喜冰肌玉骨、凌寒留香的梅花;其书法广取各家墨意,行草有顿挫,苍茫之笔势,与他的生命情境合而为一;其“身处艰难气若虹”的印章又何曾不是在借艺抒怀,道出身处艰难困苦中的傲骨。虽在白色恐怖笼罩下藏匿锋芒,而内心的愤懑借由书、画、印艺术表达出来。这使我想起来同样写乡村题材的沈从文,两人在海峡两岸先后放下了尖锐的笔锋,一个转入古代服饰之研究,填补了中国物质文化史上一页空白。另一个则寄托于书艺。从此,二十世纪的书法艺术领域里,孕育出一朵独一无二的奇葩。

国画《墨梅》,1981年作于台北龙坡里

李敖曾经用很刻薄的语言来责备曾经为他排难解困的台静农,李敖之词偏颇,台先生的沉默并不是妥协。当时,因《自由中国》杂志遭查封而受牵连的作家聂华苓,在别人对她敬而远之身陷困境时,却得到台先生伸出的援手,邀请她到台大教授现代文学。可见,面对政治干扰,台先生并没胆小,更不会妥协。我以为,包羞忍辱也是男儿,以自己的才华孕育几代学子,何曾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匹夫之责。文化需要传承,台先生深谙此道理,他有如涓涓细流,日日夜夜浇灌着许多幼苗,直至多年后,幼苗长成了一片森林,向周围蔓延,渗透。这片森林在台湾支撑了中华文化的血脉。如今桃李遍天下,不正是因为台先生选择了“留得青山在”的后路,让他的理念、风骨与气节在学生身上得到薪传么?

请学生吃“花酒”

逢年过节,只身渡海来台的罗锦堂只能面对空旷清冷的校园独自伤怀。家人信断音绝,生死未卜,无尽的乡愁蚕食着青年人的灵魂。此时,老师家的炉火汤沸有如雪中送炭,温暖了游子冻伤的心。在老师家吃便饭的情形时有发生。有次春节,锦堂先生空手到台先生家拜年,老师在屋檐下割了一块自家熏的腊肉交给台师母留他吃饭。台先生善饮,拿出一瓶高粱酒来,说请他吃“花酒”,学生听了一愣,教授请学生吃花酒?尚未反应过来,台先生哈哈大笑,风趣地说,这里的花酒指花生米和酒。罗先生不善酒,为了助兴,也陪老师喝一点。在热腾腾的饭菜和与老师的谈笑风生中,罗锦堂得到了家的温暖。

其实,台先生的家境并不宽松,膝下有二子二女,一个家全靠他撑起,很不容易。他爱抽烟喝酒,抽的都是劣质便宜的香烟。虽然他的名气大,书、画、篆刻堪称二十世纪名家之一,但他一生清贫却从不办书画展,更不卖字画。

台静农与张大千的感人交谊

台先生与张大千的交情极深,亲如兄弟。张大千喜爱收藏古代画家的真迹,平素总是随身携带,且从不出示于他人。有次去日本访问,他决定将这些稀世珍宝存放于台先生家里,而不送银行保管,这份信任使得台先生深感荣幸之余,也觉得责任重大,张大千一回到台湾便悉数交还。张大千的许多印章都出自台先生之手,张大千也常赠自己的画给台先生,因家里四周是低矮的玻璃窗,无处可挂,台先生就随手将一幅山水画挂在书桌边沿,罗锦堂对此印象颇深。有次罗先生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一幅张大千的画,上面有一段较长的题跋,写得极好。他跟台先生说,以前只知道张大千的画了不起,没想到他的文笔也极佳。“你如何得知?”台先生问。罗先生复述报上看到的内容,老师长长地吐出一口烟,笑着说,“那是我写的”。 1978年,时逢张大千八秩大寿,台先生为老友撰写了一篇八百字的寿序,简直就是一个缩写的传记,如不是与张大千知心知己,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还有一件鲜为人知且令人感动的事。在张大千的极力说服下,应台北历史博物馆之邀,进入晚年的台先生终于开了先例,于1982年在台北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个人书法展。展览当天,名流贤达纷来道贺。以台先生的为人和艺术成就,这情形是在情理之中的。出人意料的是,展出的一百多件作品全被卖光。惊喜莫名的台先生哪里知道,那些作品统统是由张大千收去了,让从不以书法自居的他一时名声陡增。当罗先生讲到这,我感动得浑身汗毛倒竖。什么是君子之交?以与台先生的交情,张大千不可能不知道好友的家境,如何帮助像台先生这样有风骨的文人,须讲究技巧。在不伤友人自尊的情况下,劝其办展览,力助朋友一把。这样的情和义,憾魂动魄,荡气回肠。

那可以说是台先生平生唯一一次办展览“卖作品”,此前,他为人题词写序作画这样的酬酢极少,但逢到合适的人声气相投,往往欣然下笔。罗先生犹忆起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他由夏威夷去台北开会,在岳父岳母家歇留数日。台先生闻讯,风尘仆仆来访,手中谨慎地捧着送给学生的一幅梅花图。画中虬枝墨干,伸屈横逸,红梅数朵,或点或染,画面黛墨朱红,清简雅丽。罗先生极为珍视,一直将它挂在客厅里,朝夕相对。一位友人来访看上,不由分说就取走了,让罗先生恍惚、心疼了好久。台先生心里有拿捏,在他看来,自己的书画是以艺会友,只送给识得其中意之人。若供人家作装饰甚至作广告用,无异于放在挂于空中的笼子里,那会让他难过。

为台先生做秘密信使、编改讲义

罗先生一直没有忘记老师的恩情,心里惦记着两袖清风的老师,后来在香港大学教书期间,港大需请外校教授来为博士、硕士毕业论文作评定,罗先生马上想到恩师,推荐他为香港大学校外考试委员。锦堂先生的善意,台先生欣然接受,后来他总算是用这笔额外收入为自己添置了两套质地较好点的西装。 

恰恰是因罗先生执教于香港大学,他有幸成了台先生与在大陆的父亲通信的秘密信使。能为台先生搭桥,哪怕冒着危险他也不惜代价,尽管他自己寄往甘肃老家的信,无数次被丢失。细心的他将台先生每次写给父亲的信另外套个信封,写上自己在香港的通信地址,寄去大陆,一对父子的情感维系,完完全全靠隐秘的书信方式, 获得片言只语的慰籍。

罗先生有天接到台先生的来信,提及他在有生之年,欲将中国文学史讲稿整理出版,寄望罗先生替他编辑修改。这封信让罗先生忐忑不安,学生怎能修改老师的讲义呢?如不承应,老师年岁已高,其呕心沥血撰写的教本无人帮助整理,将被埋没在岁月的尘土里,那更会辜负恩师的期望。权衡利弊之后,罗先生接受了这份重任。老师将用蝇头小楷书写的中国文学史稿,写好一章寄来,罗先生改好寄回去,老师再寄第二章。罗先生移帐夏威夷大学后,仍在继续这项工作。只是台先生因疾病折磨,无法继续写下去。

伤逝,宗风不绝

暮秋的一天,罗先生接到好友许倬云从匹兹堡大学打来的长途电话,说台先生病重在台大医院,赶紧去电问候一下,迟了就来不及了。电话拨通时,他轻轻呼唤了几声“台先生”,期待恩师那爽朗的笑声传过来。然而电话那头却是静默。想到老师曾经魁梧的身躯,如今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令他悲哀不已,伤逝之情旋转在心头,对即将离去的恩师,除了万分不舍只爱莫能助地哽咽。最让罗先生抱憾的是,老师终究未能完成他的夙愿,那蝇头小楷的遗稿没能转变成铅字流传于世。

坐在靠窗的红木桌旁,我静静地望着对面的罗先生,他双手交叉,头略微低着,仍沉浸于对老师的回忆中。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前浓密的细叶照进来,恍恍惚惚。想要超然地看待罗先生与恩师的这份情谊,却终究禁不住眼角温热湿润起来。这样可敬可爱的长辈如今已不多见。其实,我很幸运,能常常向博学谦和的罗老请教,在他身上,我还能看到台先生的影子。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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