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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承雍:唐代西域儒学教育一点不比中原落后


来源:凤凰国学

吐鲁番历来是西域重镇,西汉以来一直中原王朝与西域政权争夺的重点。从麴氏高昌到回鹘高昌的几百余年中,在这里政权变幻、游牧攻略、民族迁徙,因而这里出土的儒家童蒙读本无疑是令人值得深思的。

5月19日,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在北京故宫启动。启动仪式后,举行了围绕国学普及的使命、挑战及策略的主题沙龙。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葛承雍在沙龙上从考古文物的角度讲述了一千多年前儒家文化在西域吐鲁番地区的流行情况,以下为葛承雍先生发言实录: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文物出版社总编辑葛承雍在“斯文安在:国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与使命”国学主题沙龙上发言。

吐鲁番历来是西域重镇,西汉以来一直中原王朝与西域政权争夺的重点。从麴氏高昌到回鹘高昌的几百余年中,在这里政权变幻、游牧攻略、民族迁徙,因而这里出土的儒家童蒙读本无疑是令人值得深思的。

1967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中363号唐墓所出文书中,有唐代景龙四年(710)卜天寿抄郑氏注《论语》和卜天寿抄《十二月新三台词》及诸五言诗[1],当时初步整理出来后立即引起轰动,因为1972年初郭沫若先生在《考古》(1972年第1期)和《文物》1972年第3期这两本杂志上发表了《卜天寿<论语>抄本后的诗词杂录》,以后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出土文物二三事》单行本,在那个文化偏执、学术冷清的“文革”时代,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五年后不仅始为人知,而且做为反帝反修保卫边疆的史证,在一千多年后“读书无用论”猖獗的时候,出来这个事例让人吃惊。由此可见,唐代西域学童启蒙教育一点也不比中原地区落后,因而迅速传遍海内外。

这个唐墓中还有卜天寿的前辈“卜老师”的文书,分别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卜老师”的举银钱契约等,时间从唐麟德二年(665)到仪凤二年(677),正是唐高宗山东封禅祭祀孔子的时候。说明卜氏家族在这里居住了几代,而且非常重视教育。在所抄《论语》后有题记“景龙四年三月一日私学生卜天寿抄”,《千字文》后题署“西州高昌县宁昌乡淳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可见初、盛唐之际,被称为私学、义学的私塾已经在遥远的吐鲁番继续开办。十二岁的卜天寿从一个读诵课本的“学童”变为能抄写诗歌的“学郎”,本身就说明了当时教育普及从娃娃抓起的基本功。

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本,可知当时西域有《诗经》(毛诗)、《孝经》、《礼记》、《尚书》、《论语》(郑注)、《急就章》、《千字文》、《开蒙要训》、《书仪》、《典言》、《晋阳秋》、《诗文赋》(残篇)等。近年《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又补充发现有《诗经》《易·杂占》《古诗习字》等[2]。散落收藏在欧美国家的吐鲁番文书读本中,亦有《韵书》、《九九歌诀》、《太公家教》、《春秋左传正义》、《经典释文》、《庄子》、《文选白文本》、《魏晋杂诗》、《史记》、《切韵》、《尔雅音义》等等[3]

从这些学童读本可以看出,当时儒家教育中既有传统的识字教学(形音义),又有诗歌教学(读写作),符合中国汉字文化的教学规律。《切韵》教孩子作诗合韵和押脚韵技巧,《典言》叫小孩说话用语文雅,儒家经典让学童知道仁义礼智信。如果我们将吐鲁番出土的卜天寿抄本放在7——9世纪唐代儒家文化兴盛的大背景下来观察,就可以明瞭唐诗繁荣与文化发展的原因,这就是学童教育基础很广泛、很扎实、很成功。这对我们今天“重建斯文、靠近国学、普及经典”很有借鉴意义。

值得指出的是,过去我们误以为古人不学外语,只学汉语。实际上,吐鲁番文书和敦煌文书都有许多“胡语”写本和“胡汉双语”写本,我们现在知道就有藏文、梵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等数种[4],古代汉字书写是从右到左竖写,而梵文、古藏文等是从左向右横写,这种书写与阅读都不一样的学习,对学童双语训练无疑是很难的,但是我们从吐鲁番和敦煌的多种语言文献上的对照读本、习字残卷中,例如汉字、回鹘文杂写,回鹘语千字文,回鹘文粟特语词汇对照表,回鹘语佛教诗歌,回鹘语《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五台山赞》等,可以看见他们“正写汉字、侧写胡语”所留下的笔迹,着实令人感叹学习不易。

高昌是与突厥世代联姻并接受官号的西域大国,但是《北史·西域传》记载隋代麴氏高昌城内:“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周书·高昌传》曰:“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吐鲁番出土文书发现“胡”类词语甚多,出土文献与史书记载相比较,可知真实不谬,高昌儒学教育兴旺发达,在波斯文摩尼教《赞美诗》中将高昌称为“秦城/中国城”,大批胡人东渐迁徙中原融入主体社会,实际上从小就受到华夏文化西传的浸染,哥舒翰其父是突骑施首领,其母是于阗尉迟氏,但他好读《左氏春秋传》和《汉书》就是一个典型事例[5],这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最基础的史实。

我认为,随着唐帝国版图的扩展,远至中亚的碎叶,近至新疆的龟兹、于阗等都有儒家文化因素的渗入,荣新江先生做了很好的收集与研究,既有《尚想黄绮帖》《兰亭序》等识字、习字文本,也有汉文佛典的传习[6],中原儒家文化对推动西域文明的融合有着积极作用,只不过是需要考古文物不断的发现证明而已。

注释:

[1]《吐鲁番文书》第七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见图文本卷三。

[2]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华书局,2008年。

[3]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柴剑虹《吐鲁番的学童读本与“侧书”》,新疆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吐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4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5]《旧唐书》卷一〇四《哥舒翰传》。

[6]荣新江《接受与排斥——唐朝时期汉籍的西域流布》,收入《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精彩专题: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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