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南北朝竞争就是文化士族PK军功贵族
2016年06月08日 10:01
来源:凤凰网综合
作者:阎步克
十六国北朝的政治结构,与魏晋江左有很大不同。它们大多存在着民族统治和异族皇权。“异族皇权”指代表某个少数族统治多数异族人民的皇权,它得到了国人武装和军功贵族的支持。北朝也有汉族士族,不过因其处在不同政治结构之下,其社会地位、政治功能和文化风貌,就与江左髙门有了很大不同。我们不能只看南北士族的共同点,而对其不同结构性地位视而不见。这种差别深刻影响了南北朝的政治发展,决定着双方的不同命运。
十六国北朝的政治结构,与魏晋江左有很大不同。它们大多存在着民族统治和异族皇权。“异族皇权”指代表某个少数族统治多数异族人民的皇权,它得到了国人武装和军功贵族的支持。北朝也有汉族士族,不过因其处在不同政治结构之下,其社会地位、政治功能和文化风貌,就与江左髙门有了很大不同。我们不能只看南北士族的共同点,而对其不同结构性地位视而不见。这种差别深刻影响了南北朝的政治发展,决定着双方的不同命运。
五胡十六国示意图
比较东晋与十六国皇权,一个相反的趋势立刻映入眼帘:一方皇权趋弱而另一方皇权趋强。东晋皇权落到了与门阀“共天下”的地步,而北方就不同了,十六国君主,大抵开初就拥有强大的军事专制权威。后赵皇帝石虎立法禁止私论朝政,鼓励下属检举长官、奴仆检举主人,弄得公卿以下相顾以目、不敢交谈。胡三省评论说:“石虎之法,虽周厉王之监谤,秦始皇之禁语,不如是之甚也!”石虎所为,跟秦之“禁私议”、“告奸”确实也相去不远。石虎太子石宣的围猎,竟有这样的排场:“列人为长围,四面各百里。驱禽兽,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皆跪立,重行围守,炬火如昼”。不妨拿这“文武皆跪立”场面,与晋元帝生拉硬拽着王导同登御座相比较。对比真够鲜明的。后赵皇帝作威作福的消息,传入了成汉之主李寿的耳朵里,有使者向他“盛称邺中繁庶,宫殿壮丽,且言赵王虎以刑杀御下,故能控制境内”。李寿马上如法炮制,大修宫殿,“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在寻求专制上,当君主的总是不甘人后。在江左皇权进入低谷之时,北方的异族皇权却一举扭转颓势。
外戚、宦官是依附于皇权而拨云弄雨的政治势力。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专权,政治舞台上外戚、宦官的身影,就黯淡下去了。而十六国却出现了后妃、宦官“权倾内外”的情况。北魏的冯太后、胡太后,皆大权在握、威福由己。北魏的宦官更为活跃,他们封爵拜相,其名号之崇髙为历代所无,弄权擅政,竟至“杀帝害王”、“废后戮相”。以致有学者说,北魏是历史上宦官最猖獗的时期之一。陵墓规模,有时也是皇权强弱的一个投影。曹魏皇权低落,皇陵就没有封土。而前赵刘曜为自己建寿陵,周回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为其父其妻建陵,“下锢三泉,上崇百尺”,费用以亿计,用了六百万个劳动日。北魏帝后陵,重现秦汉侈靡浩大的雄风,冯太后永固陵髙达23米,结构宏大而建筑精美。十六国的君权也有粗糙不稳定的方面,如皇储制度不怎么周密,皇子们争权夺位、彼此厮杀,经常招致动乱。统治者也探讨解决之道。北魏有太子监国之制、辅政大臣之制,还有“子贵母死”之制,皇位的稳定交接得到较好保障。所谓“子贵母死”,就是哪位后妃的儿子被定为太子,则其母賜死,以此堵死后族干政之途。
无论如何,存在着强大的皇权这一事实,对北朝政治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皇权是官僚组织的权威来源和运作保障。北朝政府能完成很多南朝望洋兴叹的任务,就在皇权较为强大,进而是官僚组织较髙效率。比如北魏有能力实行均田制、三长制,王仲荦先生认为,其原因就是“拓跋氏王权十分强化的结果”。
异族皇权的强化,与北族部落组织、部落精神直接有关。骑马部落的酋长和部众间,存在着一种“主奴”关系,从而与华夏政权中皇帝与士人的关系,颇为不同。华夏士人的行为模式,包含寻求政治理想、寻求个性自由的方面,比如“从道不从君”、比如蔑视权势富贵等等,这对专制集权有一种抵消或限制作用,而酋长部众间的“主奴”关系,却是一种无条件的依附和无条件的忠诚。“五胡”在“汉化”中、在采用汉式皇帝制度时,也用部落传统中的“主奴”观念,强化了皇帝制度的专制性质。所谓“专制”,本来就是把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处理为“主奴”关系的一种制度。
王仲荦先生又认为,拓跋王权强大的原因在于自由民的存在;王权保障自由民,而自由民支持王权。按,所谓自由民支持王权,很大程度上在于部族纽带的维系。在民族冲突和民族压迫的社会漩涡中,同族成员无论尊卑,只能抱成一团死地求生。由此形成“国人武装”体制。按,在周朝,本部族的成员称“国人”,土著居民和被征服者称“野人”。十六国北朝袭用了“国人”之名,用以称呼本族同胞。石赵就把本族羯胡称为“国人”,而把汉人称为“赵人”或“晋人”。鲜卑秃发氏的南凉,以晋人事农桑,以国人习战射;打仗时晋人守外城,国人守内城。北魏“国人”指称的是“与拓跋氏同出北荒之子孙”,丁零、匈奴、氐、羌及汉人都不是“国人”。“国人”往往组成世兵,成为政权的军事支柱,甚至组成为最精锐的禁军,由此获得仕进机会。前赵的中军宿卫、亲御郎,后赵的龙腾中郎,北魏的羽林、虎贲等,都是这种禁军。同族纽带的强大凝聚力,保证了国人武装的强大战斗力。南朝也有世兵,然而地位低下、形同贱隶,出征时得有时给他们加上锁镣以防逃亡。而“五胡”兵力强劲,不仅仅来自他们的尚武和骑射传统,也因为他们是在为本族、甚至为自己而战。而在这时候,强大的国人武装也就支持了一个军事专制的皇权。
北朝骑马武士俑
国人支持皇权,皇权也保护国人利益。与中国之君不同,北魏皇帝经常率兵亲征,并在战胜之余对掠夺物予以普遍班赐,人人有份儿。这显然是游牧族的传统:部众只崇拜勇猛的主子,而掠夺物被认为具有“共有”的性质。在北魏,还能看到君主频繁巡行,宴耆老、问疾苦、赐贫人妻、赐医药、赈灾民,这都很像是在履行父家长或氏族首领的原始义务。孝文帝的巡行赈恤之举,曾拯救了数十百万的饥民。北魏的均田制,源于对国人的“计口受田”,学者认为,它与部落的原始平等精神和村社传统相关,保证了每位国人都有一块土地。迁至平城的新附者也被“计口授田”,既然归附了本族,那么就给予类似国人的“同胞”待遇。看似原始的部族风习,其实也蕴含着文明阶级社会业已丧失的某些东西。拓跋族入塞最晚,“鲜卑野俗”最为浓厚,然而那也使部族的原始平等之泉,得以给华北大地以较多、较长久的滋润。当然,拓跋政权中已存在着等级和压迫了,“氏族平等”、“村社互助”等只是一种残留因素;然而在错综分力中加入了某种新的分力,就可能使事物进入新的平衡态。从“国人”始,自由民组成为政权社会的基石,劳动者地位得以提髙,由此展示出了有异江左的社会前景。
从周代井田公社制到战国授田制,留下了一种传统,即公社之上的君权的“父家长”式的干预与支配。战国《田律》之类文献显示,国家对耕作的管理非常细密。汉代自由小农已大量出现了,但因历史的惯性,国家还经常以父家长对待村社的姿态君临编户,管理细密而无微不至。例如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之类律文,就表现了对社会生活的强势干预。魏拓跋族入主中原后,部族传统导致了类似的君民关系。北魏的均田制,该种多少桑田、多少麻田、多少菜田,都一一规定之。正如战国授田制,构成了秦汉编户齐民体制的前身、构成了早期专制皇权的基础一样,北魏的强大国家通过均田制和三长制,重建了编户齐民体制。
国人武装之外,军功贵族是异族皇权的又一坚强支持者,也是政权中的最大权势者。军功贵族的核心成分,则是皇亲国戚。匈奴的汉赵政权就是一个例子。周伟洲先生曾提供了这样一份统计:在263名官员中,刘渊一族占到了44人,刘氏宗族占30人,其他匈奴族40人,以上共计114人,汉族131人,其他少数族18人。汉族士人做官的虽不算少,但大权在匈奴手中,不太好说胡汉共治。前秦的汉族士人王猛协助苻坚改革,政绩卓著;不过从统治成员比例看,在面对氐族权贵的时候,王猛几乎是孤家寡人。
南北朝形势图(南齐北魏时期)
北魏初年,因部落大人制度的残余影响,异姓王公的权势一度是比较大的。皇权随即抑异姓而崇宗王。魏孝文帝降低了异姓王公的爵号,废除了他们的世袭军号之制,而让自己的兄弟“献文六王”出踞显位、占据要津。西晋和南朝也出现过宗王政治,那是皇权衰落时自我维护的“权宜之计”,不无“饮鸩止渴”味道。北魏的情况却相当不同,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在这里“宗王权重,便意味着皇权的伸张”。北魏的宗王很少觊觎皇位、生事作乱,他们“枝叶扶疏”的家族,构成了环卫皇权的髙大防波堤。孝文帝改革后,汉族髙官数量大增;然而统计又告诉人们,孝文帝和宣武帝两朝,诸公、尚书令仆、侍中及领军、护军几种要职中,鲜卑贵族分别占68%和67%,其中宗室比例为36%和56%。“防波堤”矗立依旧。封爵是北魏贵族的身份尺度。孝文帝时,公侯万数。宣武帝颁布了“五等诸侯选式”,确定拥有封爵者的起家资格:封公爵的,同姓宗室自正六品下起家,异族贵族自从七品上起家,汉族士族自从八品下起家;封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的,三种等而下之。那么从选官特权之差,鲜卑同姓权贵、异姓权贵和汉族士族三者的政治地位之差,就昭然若揭了。
十六国政权大都尽力吸纳汉族士人,承认北方士族的门第特权,有的还沿用了九品中正制。孝文帝汉化改制时,也把士族制度视作“汉制”的固有部分加以采用了,大规模地“分定士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陇西李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诸族,居汉族士族之首;同时鲜卑权贵,也各自被授予了崇高的门第。为了区分门第髙下,朝廷还制订了膏粱、华腴及甲姓、乙姓、丙姓、丁姓之类等级,各郡中正据此编制一种叫作“方司格”的文件,作为选官的依据。然而考察也显示,北魏的士族髙下,更多是由皇权确定的、以当朝官爵为准的,传统门第只起次要作用。陇西李冲、中山王叡都不是魏晋旧门,但他们得到文明冯太后的宠幸,便被不次拔擢,由此逐渐成了盛门,又赵郡的李奕、李敷兄弟,也有类似的际遇。身为大族却以“内宠”、以床笫之幸而得显贵,陈爽先生称之为“令人尴尬的非常途径"。北魏“姓族”系由皇帝“分定”,这与江左的“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情况很不相同。
即令北方汉族士族以门第自诩,他们仍是被征服者:面对鲜卑皇权的生杀予夺,他们无从抗拒。北魏政权的主干,是异族皇权、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汉族士族只是附着其上的砖瓦椽木。他们在统治层中的数量增加,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北朝的政治主调是军功贵族政治,而不是士族门阀政治。北方士族既无江左髙门的那种尊贵雅望,也没有多少坐享天禄、悠游放诞的社会空间。异族皇权的强大压力,迫使北方士族髙度“官僚化”了。他们勤奋敬业,为北朝的政教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甚至兼资文武,呈现出了类似军功贵族的风貌,从而与江左名士的精神贵族形象,分道扬镳了。北方政权的开放性是很大的,还在不断地吸收地方豪族,他们构成了军功新贵的又一来源。这在西魏北周更为明显。这就进一步拉大了北方“世家”与江左文化士族的距离。
南朝石辟邪
简单说来,江左的最大权势者是文化士族,而北朝的最大权势者则是军功贵族。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进一步观察,则十六国北朝的政治结构,与南朝相当不同。由于民族矛盾,北朝的政治结构之中,存在着江左政权所没有的强大张力。作为征服者,君主得以对民众施加更严厉的管制——压迫异族人,总比压迫同族人容易得多;统治部族也保持着髙度警惧,夙兴夜寐、紧密团结,以应付被征服民族可能的叛变,被征服者在别无指望的情况下,就只能兢兢业业地邀宠于新主了。在这样一种政治结构下,政权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被激发出了政治活力。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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