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贵华：儒释道同进退 才可能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命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周贵华

非常感谢凤凰网邀请我来参加这样一个高峰国学论坛。对一个佛学研究者来说，参加这样的论坛还是挺新鲜的，至少我是第一次。在过去的印象中，国学研讨会似乎都是儒家、道家范畴的，佛教难以作为平等参与者进入，所以难免感慨。我这里接着刚才韩教授的话题谈一点看法。

我们在这里讨论国学，这一切其实都指向一个暗中设定的目标，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但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有前提的，首先要求中国文化的复兴，而这其中存在着一个一定要解决的根本性难题，即文化主体问题。这个文化主体无疑是指传统文化，也就是儒释道这样一个和合体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可叹的是，近现代以来，这个文化主体已经失落了。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能否复兴，还是决定于儒释道这个和合体，这个整体，是否能够复兴。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不讳言，有些残酷：整个儒释道的开展都极不乐观。在传统社会中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释道，由于在现今主流文化中基本已经退场，使我们的思考和讨论无法轻松下来。现今根本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个可落地的路径，重新找回我们传统文化这个失落的文化主体？

说实在话，我对传统文化的复兴没有多少信心，所以今天确实是比较感慨的。我们这些关注传统文化，试图为其尽一份力的人，一谈起传统文化都差不多变成了“愤青”，现今一般都是这个情况。前面的发言已经见证了大家多少都是“愤青”，包括毛教授、颜教授，还有韩教授。面对传统文化的没落，需要“愤青”，激愤能够激发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当然问题的解决根本还要看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有一点是明确的，得抓关键。

在我看来，关键是要有一个观念的转换，因为这个观念的确立代表一种战略格局，代表着重新找回传统文化主体的伟大愿景。但这个观念似乎已不新鲜，也就是面向未来的国学或者传统文化的主体一定是儒释道三者平等构成的和合体，一个使三者不仅命运相连而且命运相托的共同体。

事实上，现今中国文化走向未来的选项并不多，甚至可说除此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仍是这样一幅图像：谈起国学或者文化复兴，基本上仍不出儒家范畴，有时候带上道家，而佛教却很少涉及到，更不用说重视甚至视为平等战略伙伴了。这与最近两千年来的中国文化面目，以及现今现实无疑是相违的。佛教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性格的巨大意义早已有定论，无需我在这里多说，而且现实上佛教也是三家中体制化最完整的一个。如果在国学观念里面仍旧排斥佛教，还承袭古代儒家作为意识形态主体的辟佛态度，重新找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绝对不可能的。回顾一下，反思一下，近二三十年所谓国学复兴运动里面有没有离开过佛教？其实，儒家很多的落地推动都有佛教在其中起着作用，典型的如《弟子规》等经典的提倡。

所以，传统文化或者国学的复兴必须要求儒释道三家放弃传统陈见，和合共济，相互扶持。我们这些国学学者都有自己的坚守，都有自己的担当，但在文化上一定要明确底线，必须认识到儒释道的和合对复兴国学或者传统文化的基础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推动国学的复兴，关键是要儒释道和合体这个观念先行，没有这个观念的树立，中国文化传统的格局就没有打开，复兴难免落空。

在这个前提下，我想我们现在要做两个层面的工作。一个是落地层面，就是文化基层。在这个层面一定要坚持儒释道的和合，古代就是这样的，所谓三教合一。古代儒释道之所以能互补成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在文化基层即所谓草根层面，三者绝对是和合运转的。到现代，由于五四登场的全面西化，由于文化意识形态的整体转换，整个传统文化的草根基层遭到了彻底清除，这对传统文化的影响是灾难性的，直到现在我们仍在吞咽这个苦果。因此，在当前国家倡导中国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下，国学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重建传统文化基层。这个草根层面的建立一定是儒释道各显神通，但前提是和合共转。儒释道的文化典籍资源都很丰富、很完整，但各有各的文化特色。儒家直到近代一直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有其人伦教化、经世导俗的传统优势；道家道教以其飘逸逍遥、长生久视的仙道文化而具有特殊的文化魅力；佛教作为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信仰基础的文化传统，以其化俗向善、普度众生的悲悯情怀不可或缺，现今更是具有完整的社会建制，在三家中最具活力。三家取长补短，相互扶持，草根文化层面才有可能稳固重建。没有这个文化基层，无法抵御外教、外来文化大规模、突然的涌入，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将是纸上谈兵，我们很快将面临中国传统文化版图和文化性格全面丧失的危险。

另一个是导世层面，即思想层面，也就是传承和发扬儒释道自身的本位价值、基本精神的层面。就其本位来说，儒释道都是道学，是用来教化大众以提升其精神境界和生存状况之教。作为这样的道学，都有其自己不共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趣求。所以，作为儒家也好，道家道教也好，佛教也好，根本是要弘扬这个核心。

当然，弘扬还要面对席卷全球的“现代性”，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困境，目的是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确立自己的精神特质和文化脉络。按佛教的话说，是要契理契机地进行面向现状和未来的现代开展，比如就要强调和坚守其作为走向解脱和觉悟之教这个根本向度，这贯彻在学问层面就是开展佛教义学。佛教义学是基于佛教本位的学问，可称佛教自己的学问。显然，义学不同于学术。学术追求客观知识，方法论上强调客观、中立、公共性，结果在研究宗教和传统学问如儒释道时，就会消解研究对象的本位精神、不共价值，比如神圣性，这也就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祛魅”。学术方法的性质决定其对儒释道本位精神、独特价值的消解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儒家、道家道教也都应该建立现代义学，而不是象现今这样大多是学术。当然，学术有其自身的价值，与义学各有其学问空间，可以相互容受。但有儒释道情怀的人，不能混淆义学和学术，一定要走义学之路。没有义学层面的传承、维护和发扬，儒释道的基本精神就无法坚守，最终在草根层面也是不能恒久开展的。毕竟高度和广度要相称，就像一个金字塔，越高底座越宽，才能名副其实。文化是落地普化的层面，义学是保持本位高度的层面，这两个层面相互制约，也相互支撑。

在义学层面，更多是显示儒释道各自的差异，毕竟彼此都有各自的坚守，这就要和而不同，互相容受，互相尊重，不能互相排斥，唯我独尊。西方文化是以学术为口号进入中国的，以学术为公器，以公共知识为学问的唯一标准，这恰恰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本位意义构成极大的消解。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演变为一种文化战略。随之西方的种种宗教和文化思想蜂拥而入，开始反客为主。面对这样的时代困境，儒释道只有共同面对，共同进退，大力开展义学，才可能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命脉。如果儒释道能够在义学层面，在草根文化层面，共生互生，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那一天一定可以到来。

*以上为作者在凤凰国学主办的“重建斯文中国—亲近国学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