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财贵：读经是多元教育 以全盘“化西”为标准

王财贵

【提要】

◆希望这些反对与质疑，如晴天的浮云一般，早日飘忽过去，让教育思想早日回归本位，让教育制度早日合理化。

◆我二十几年来的期待也是希望读经完成体制化，最终进入国民教育体系。

◆当前读经界内确有观点与实践方式不一的情况，我亦常劝勉大家要相互观摩相互体谅。但不一定都听我劝，故依然呶呶不已，且日甚一日，吾甚忧之。

◆所谓“教主”“宗教化”“造神”“超越了的教育的界限”云云，彼实不识宗教之意义而任意贴标签也。

◆故问读经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则答：读经教育以全盘化西（不是全盘西化）为标准。

◆只有少数（约十分之二、三）私塾实施真正的老实大量读经，至于标榜“纯读经”者，全国或许不到十家。

◆不可混淆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混淆基础教育与成熟教育，用比喻的方式说：不可混淆了画龙与点睛的阶段。

◆“阿猫阿狗也可以当教师”，不是一种积极的正面主张，而是一种消极的遮拨之语。

◆我不敢说“王财贵读经法”就是完美的。

◆如果有一种教育理论比读经更好，更高明，更整全，请告诉我，我当天开始即不讲读经，而讲他的。

◆学问是多元的，人才是多元的，教育也需多元。读经正是多元的教育。

文礼书院门前 图/新京报

一、二十几年来，你不遗余力推广读经，成果显著。最近，因媒体对民间读经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报道，引发各界关注和热议，而您这是这场争议的焦点。媒体报道所反应的问题和情况，您了解吗？

王财贵：呵呵，不只现在了解，我从五十年前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时，就了解了。何况二十余年来，争议不断，但都是那些问题的重覆，几乎不必看，就了解了。

因为人间就只是几件事，那几件事里，就总有那几个问题，你要做事，就要承受。

以下借用2006年10月和2010年1月写的两段话，以代对此题的回答。便可知世间事不过如此，从来如此，如果人类不长进，将来还是如此，可叹：

2006.10，对“反对读经者”之总回应《读经通讯第四十七期第一、二版》：  

上海教育界在本年七八月间，发生了「孟母堂」事件。「孟母堂」是上海一个「读经在家自学学园」，遭受到教育局教育委员会的「下令停办」，引来全国性的关切和讨论。

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上说：「这一閙剧，从长远看显然是好事。相信这一事件，将成为一个阶段性的历史标志。」

我推广读经多年来，媒体采访记者，最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是：「你做这样不合时宜的事，一路走来，一定很艰辛，有没有遭受什么挫折？」我总是回答：「一帆风顺，势如破竹，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满心喜悦，毫无挫折。」若再问理由，理由有二：「第一，本来无有的事，能有一个人读经，就是一个成功，能有两个人读经，就是两个成功。所以这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事，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因为不可能失败，再失败也是回归到零而已。第二，因为读经这件事，是基于人性的事，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天下人的事，不是一时造作的事，也不是我一人的事。所以，读经一时能推展开来，不因我的功劳；而若一时推展不开，也不是我的无能，更不代表将来不能忽有进展。所以，所有挫折，都是一时的，都是虚妄的。只有人性是永久的，是真实的。因此，如果现实上真有什么『挫折』，我一向都没有『挫折感』」。

从刚一开始推广读经，我就明透了这种道理，抱定了这种态度。也因为有许多识与不识的朋友，都有这样的心情，读经教育才能普及开来。菜根谭有句云：「士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方有万变不穷之妙用。」正可形容在这教育问题日渐严重，中华民族起死回生之际，这批芸芸众生中默默的有志之士的奋斗精神。

家庭读经，到社区读经班，到学校课外读经，一关一关的打开，每一关，都是如此：先有许多人全面反对，后来觉得并不需要如此反对，变成了部份质疑；后来，又觉得质疑得也没什么大道理，于是变成观望；然后久而久之，或许了解了，转为赞成；或许还不了解，但见读经之成效斐然，有益于儿童，有益于家长，有益于社会国家民族，虽然想要反对，想要质疑，也就消其声而匿其迹了。

最近几年的「读经在家自学」，或称「私塾读经」，算是最为「不合时宜」的阶段了，也是在读经教育正式进入「体制」之前，最后的阶段了。（当然，将来如果真的体制内都读经了，这种私塾教育还是有其特殊功能，有其存在的意义，「读经私塾」将是千秋万世，必定存在，而且永远是一种对国家民族产生重大影响的教学方式。）因为世人总是媚俗乡愿，「以多自证」，而「读经私塾」又是明显的「违逆体制」，所以质疑与反对的人最多，声浪也最大，恐怕其反覆颠跛的持续力也将最久。「读经在家自学」的推动，会遇到这样大的困难，乃是自早意料中之事；而反对声势之日渐消声匿迹，「读经在家自学」风气之日渐广播顺利，也是自早即已意料中的事。相信若干年后，再回头反顾今日之齗齗争论不休，当会令人哑然失笑。

我曾把反对与质疑者用几个层次加以分类，并建议吾人处之之道，希望这些反对与质疑，如晴天的浮云一般，早日飘忽过去，让教育思想早日回归本位，让教育制度早日合理化。

首先，按反对者的身份地位来分，则可分为有地位和无地位两类。所谓无地位，就是一般普罗百姓，一般百姓中，当然有读经的支持者，亦有读经的反对者。但这些反对者之反对，往往是不明不白的，没有理论基础的，他们只是出于社会的生活习惯，追寻眼前可见的利益；或是只知跟着体制走，以为「人多的地方就安全」，认为唯有遵循体制，才能维持孩子的现实功利。面对这种芸芸大众，想要改变其思想观念，是很简单的，不过很辛苦，要身体力行的投入。我们所应采取的办法是：只要多倡导，倡导再倡导；或者静静的等他几年。等他知道了，知道读经不仅不违背社会与时代，乃是社会与时代的先进思想；知道读经不仅不妨碍他孩子的应试，乃是有效的应试手段。要成绩，这里有最高的成绩；要功利，这是最大的功利！他就会转反对为质疑，转质疑为观望，等到观望出效果，便会积极的参与和支持了。

至于所谓有身份地位的反对者，又分为官员与学者两类。学者，是有学问，有主张，能发言，能散播思想以影响群众的人。官员，则是有政治或社会势力，能有力干涉群众生活的人，如政府教育部门，以及学校校长，主任，教师等。

反对读经的学者，又可按其心态来分，有真诚不真诚两类。真诚的反对者，是他真的关心教育关心文化关心民族关心人类，他是怕读经破坏教育，妨碍文化，削弱民族，祸害人类，故而反对。这种反对者，是有良心，有诚意，有理性的人。不管他反对的理由深不深，都是我们应当尊敬的。这种人，是可以商量讨论的。所以也是只要多加倡导，让他好好了解读经的理念与效能，当他意识到原来读经教育正是他日夜所祈望的真正的教育，就会从反对转为支持者。

但不真诚的反对者，是为反对而反对，是閙情绪的，尤其是许多名高望重的「教育学者」，如唯西洋是崇的所谓海归派学者，往往以他所学所知的一偏之见，对凡是与他想法不同者，就直觉的要反对。所以他们虽身居「学术界」，但其讨论问题，是很不「学术」的，他往往在未能了解对方之前，即以自己所以为的「对方」，拿来没头没脑的攻击。这在学术界称为「打稻草人现象」，即自己结了一个稻草人，心里设想：「这就是我的敌人」，于是认真打将起来，结果，三两下子，很容易就把稻草人打倒了，便沾沾自喜以为胜利了。有这种习性的学者，是不会虚心听别人的解释的，他本来就是没什么学术良心的，本来就是理性不健全的人。但往往这种人脾气特别大，讲话带有杀伤力，而且很带劲，会跟你纠纒不清。这种人是不值得尊敬的，但这种人是可怕的。

这样的人，我们有两种面对的方式：第一种是，暂避其锋头，以待其无趣而消退。因为他们的意见，本是无根的，像海浪，来势汹汹，你越理它，它越带劲，但不理它，则将很快自己退潮。因为他们的用心，本来就不是真诚的要为学问真理而思考，本来就没有意识要为国家民族为人类寻出路，所以并没有挺身奋斗的持续力，只是一时的情绪发作发作，发作过，也就索然平息了。此即老子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孟子所谓「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可立而待也」之故。吾人只以一坦然的心承受之，默默的眼睛观看之，便见它的势头之自涨自消了。故老子又云：「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曾见有一首疯颠和尚之诗云：「有人来骂我，老衲只说好；有人当面唾，随他自干了；有人要打我，老衲自睡倒；我也省力气，他也没烦恼。」我也常说：「他的孩子不要读经，听他话的家长的孩子也不要读经，但我们的孩子却要读经。他不读是他的不读，我要读是我的读。谁是谁非，反正现在辩也辩不出结果，十年二十年之后，咱们再瞧瞧吧！」所以，在自由的时代里，「不理它」，是最省事最方便的策略。

但群众往往是无知的，盲目的，而这种人往往有些名气，有相当可信度，会在社会上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纵使知道这种人本身心灵已经关闭，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吾人也应趁机向大众讲解读经之道，以尽我心之诚。所以面对这类人物的第二种方式是：逐一的反驳。但这是相当累人的，因为他们所提的问题，其实都是「稻草人」问题，或者已经很老旧过时的，或者是自己幻想出来的，或者是把天地间本来就必然存在的、他自己也不能避免的教育问题，全部拿来当作攻击读经的武器。都过了八十几年了，他们还跳不出五四的窠臼，躲在框框里，还自以为是「先进」。所以他们所提的那些问题，往往都是很粗浅的，老早就说明过了，解决过了。不仅是这几年来，我们以理论和实践回答了，解决了。甚至在几十年前，就已经问过了，回答过了。（熊十力、牟宗三、徐复观诸先生，皆曾对鲁迅胡适等人的教育思想给予深刻的讨论和回应，读经人应多加参究）。一直说过的话，现在还要再说一次，岂不累人？但为了文化的关怀，为了学术的真诚，我们宁愿「口角流沬右手胝」，一说再说，一写再写。但我们的态度应是不急不徐，不卑不亢，而非要与他争闲气，较长短。我常说：「中华民族苦了一百年了，学生苦了一百年了，不要再争下去了。」（以上略）

2010年1月6日在网上的回复：（问题略）

以上那些疑惑，都是很基本的，很初步的，也可以说是很幼稚的。

七八年前，有一次在北京“教育杂志社”与十几个“海归”人士谈论读经，他们问，我答，几十回合，花了两三个小时，还没完。

最后我不耐烦了，说：各位，以我看来，你们的问题都是教育上很幼儿园的问题，也就是稍微会思考的人都会想到的问题，或是现时社会中人常会发生的疑问，如果连这些问题我都没想过，我都犯了你们所担心的毛病，那我还敢大声疾呼吗？而且天下的家长都是愚弱白痴吗？我还能在社会上走动吗？——为什么不对人多一点尊重之心？——包括对我的尊重和对天下家长老师的尊重。为什么不多读些读经的理论——从1994年读起，一直到最近的——不要只读了看了听了些风声，就以自己的所思所想来质疑，来反对。

所有可能的质疑，我都曾想过了，都曾预先自己设问并且解答过了。到现在为止，我真还没有遇到我没想到过的问题。

因为提问的人是人，我也是人，我当然可以预先思考到他的思考，而如果我是先行者，我不必一定要比他聪明，只要不比他笨太多，他的思考基本上不会超出我的思考之外。

当然，他也可以这样想：我是人，他也是人，他当然可以不用读我的理论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我那样想一定会出现什么样毛病，于是他可以凭空指出我的毛病。不过那必须他比我聪明十倍百倍才行，因为我数十年来，念兹在兹都在思考这些问题，我从年轻（二十岁）时起，就要求自己要以「前后左右上下内外」的模式进行思考——我称之为立体的思考，整体的思考，灵动的思考。而批评我的人，却未见得比我用心，而且他的年岁往往比我年轻很多，所以他的思考常常只是片面的，浅层的，而且他所疑问的答案老早就已摆设在那里，他不知道而已。

纵使没有完全符合其疑问而作答，只要稍微推一推，真的是“思之可解”。——因为我常以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我所说的，其实只是个立本知止的方向，其它是各人自由的。如果不揣其本而欲齐其末，胶柱鼓瑟，刻舟求剑，那要辩是辩不完的。

所以古人劝人「以不辩为高」，不是不敢辩，是不必辩也。

请诸友以后千万不可再与人辩了，更不可带意气而辩。

本来，谁带意气，就代表谁先自输了。

我们只原原本本诚诚恳恳的提出我们认为已经思考过的，是自觉合理的，让人自行取抉而已。我们既没有强迫人的能力与意图，就无大过了。

当然，如果对方所说，是有理的，吾人必遵从之，感念之。即使对方是带着意气而说的，吾人只要过滤掉其无聊的意气部份，其有益者，亦须遵奉之感念之也。

孔子云：巽与之言，能无悦乎？法与之言，能无从乎？虚己受人，悦而怿，从而改，乃为读经之徒也。

文礼书院的“教室”。8月中旬学生放假，一位教师在留守。图/新京报

二、陈明先生认为您“发起读经，先知先觉的贡献是值得载入历史的”，但同时指出，“读经运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各种形势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从读经表层和深层的原因诉求出发，对这一运动进行总结反思，我认为是十分重要和非常必要的。”

王财贵：陈明先生以博文高见著称，吾素所敬仰。说我发起读经，或可，但说将载入史册，则恐推之太过，一介书生，何德何能？又说读经推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则可，但把读经推广说成“读经运动”，则其名号甚恶甚恶，非吾所愿也。

又说各种形势和条件都发生了变化，在我看来，则天地之间，亘古如斯，并无多少变化，即使有变化，吾人亦不管形势如何，唯孜孜从良知而行尔。至于说总结反思之重要，此是当然。教育在一家庭乃百年大计，在一民族则家国大事，不论何时何地何人，皆应随时反思总结，寻求最合理最恰当而为之，不待任何形势也。

顷见任重先生曰：“现时代儒家应顺势而为躬身实践，从民间读经运动中总结经验教训，引导读经走上正轨，使其完成体制化，最终进入国民教育体系，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有效途径，这是民间读经的最终归宿，也是儒家的美好期待。”

说得好！这也我二十几年来的期待。我在台北曾七次进总统府晋见过三任总统，每次都对他们说：我最大的愿望是将读经推广的成绩奉献给国家，让国家接着做，毕竟这是国家大事，非我私人之责也，我只尽一知识分子良知。

杨巨源有诗云：“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三、柯小刚先生让我们把这段话转发给您：

“文礼高层应速自查，与低素质的狂热拥护者切割，以免被这些人败坏声誉，使文礼读经事业最终毁在他们的狂热拥护中（所谓‘一粉胜十黑’），也防止文礼被一些投机的学堂绑架、捧杀。很多时候，批评你的人是帮你的，捧你的人反而是杀你的。读左传、汉书、新旧唐书，不难明白此理。拙文《当代社会的儒学教育：以读经运动为反思案例》早讲过：‘我更担心的是，如果读经教育结果令人失望，那些曾经的狂热支持者有可能会被激怒，转而过度批评读经运动，甚至否认读经的意义，加上蓄意攻击传统文化的大众媒体推波助澜，有可能出现崩盘效应，给整个传统文化复兴事业带来负面影响。我已经见到一些读经家长开始对读经运动的结果表示焦虑。宗教化的发展模式总是难免信徒信心的变化问题。儒学教育下学而上达，发蒙而疏通知远，本来就不应该建立在这种宗教化的宣传和‘启蒙-启示’之上。这种宗教化形式的蓬勃发展必然只是传统文化复兴初期的现象，未来一定会复归平正，气象正大。’孔子不走宗教发展道路，所以杰出于人类诸教文明之上。王先生当知之，万勿自迷。”

对柯小刚先生的建议，您怎么看？

王财贵：呵呵，柯教授学贯中西，淑世功深，是令人倾慕之名家。然此番评论，实是言重了，有点政治意味。我从没有把世间的问题看得如此严重。所谓文化文化，乃是人文教化，是自然的父传子师授徒之事，悠然为之，做多做少，或行或止，皆无不可。此中并无必成之念，故亦无必败之忧。

我常在演讲一开头，即交待：教育是人生重大事务，不要随便听信任何理论，要多思考，要明白道理。我所说者是我思考下的理论，是否听从，大家也要思考明白才好，而且不只明白道理，还要照顾到每个家庭每个人的特殊状况，然后决定要不要实践，且要如何实践。

只要经过各人思考明白了，照各人思考明白的去做，就值得尊重。天下没有必然对的事，也没有最对的事，每人只能自己从开始到终了，随时多思考多明白多改善，使其日臻完善，即对得起天地了，正不必人人所为皆同一模式也。

世间人或许不是没有思考能力，但总缺少思考习惯。我常说我最主要的不是推广读经，而是介绍教育之道，甚至不是介绍教育之道，而是激励思考习惯。

天下之事本不必争辩，皆因思考不明，且各自执着，故相互障蔽相互指责。若思考通达者，知理有多途，事有多方，则双方皆心思清明而大方能容，争端何起？

有部份人接受读经理念较深，行之较力；有人接受理念采保留态度，有其自我的调整。我认为都有其道理，也都有其成效，我都尊重之。

理念保留者，一时照顾的方面比较多，比较博得社会的同情；理念较深，行之较力者，在此时代中，确是异类，但他自有其思考与实践的自由，也有受益的家长支持，外人不一定就要以“狂热”视之。

当前读经界内确有观点与实践方式不一的情况，我亦常劝勉大家要相互观摩相互体谅。但不一定都听我劝，故依然呶呶不已，且日甚一日，吾甚忧之。不过，大体是非纯读经者攻击纯读经者，我已屡次教纯读经者尽量不要回应，各自做好自己即可，相信他日纯读经者的回应会渐减少，但纯读经的教育不会断絶。凡合乎人性者，必不断絶，不是因为有谁用大力来维持，天不变，地不变，道不变，人性不变，则合乎人性者，必不断絶。当然，如果不合人性，则不论谁用多大力来维持，必将烟消云散。世事聚散如此，吾人唯问心安理得否，是非成败转头空，人为操控实无补于事，无需太用心于一时之起伏也。

柯先生说“我更担心的是，如果读经教育结果令人失望，那些曾经的狂热支持者有可能会被激怒，转而过度批评读经运动，甚至否认读经的意义，加上蓄意攻击传统文化的大众媒体推波助澜，有可能出现崩盘效应，给整个传统文化复兴事业带来负面影响。”我认为这种担忧可以不必有，因为“读经结果”不会“令人失望”。即使“已经见到一些读经家长开始对读经运动的结果表示焦虑”，那是天地间永远免除不了的遗憾。俗语云：“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要做事，必难免遗憾，要无遗憾，就只好站着不动。科学技术都难免出例外了，生命之事，更形奥祕复杂，教育既然是生命之事，哪种教育不会有令人“失望”的情况发生呢？要看比例多少罢了。柯先生在此说“看到一些”云云，已经是很客气的态度了，不过，所谓“一些”，在逻辑命题上，百分之一也是一些，百分之九十九也是一些，这里就有许大的想象空间，质疑者总喜欢把“少部份”看成“大部份”，甚至把原来的“偏称命题”用“全称”的方式说，说成“所有”他所见到的案例，或者一切案例，所以给外行的人造成“草木皆兵”的印象。

算起来，我对读经界的了解应该是比较全面的，我都不急了，其他人只听闻几个例子，急什么呢？但我说不急，是真不急吗？我是内在里真的急，不是表面上虚的急。以我对社会，对国家民族，对世界的用心，我会视而不见吗？我每听到有任何案例，都立即关切，且直接找到堂主、老师，甚至学生家长关切之，想办法协助之。我说不急，只是在大方向不急。我看许多人在大方向并无心思，但抓着几个案例，动了恻隐之情，一时义愤填膺，表达无限的关心，此仁者胸怀，确值敬佩。但若不因此去思考根本的解决之道，苍生众民，又交给谁呢？真所谓“惠而不知为政”也。

我视读经圈内所有教师家长皆为朋友，彼既非我学生，亦非我职员，我只能劝，不能记他的过，革他旳职。由于时代风气所扇，国民克伐怨欲，好勇斗狠，既已成习，刚强难化。吾唯再劝，再劝不听，吾独且奈何哉？亦委诸天命而已。但愿柯先生所说“这种宗教化形式的蓬勃发展必然只是传统文化复兴初期的现象，未来一定会复归平正，气象正大”早日实现。

若有能帮我劝者，吾将感念之。若有能劝得动者，吾更敬佩之。但劝架者，请放开心量，尊重所有人的思考和选择，不要选边站，参与一方以打击另一方，让情况更加搅和难理也。

孟子教人不要“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世界上的人往往放着自己的田不耕，偏喜欢去耕别人的田，或者放着自己的田不耕，喜欢跑到别人的田边，指手画脚，教人耕田，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其实，如果每人先不去管别人的田，先回到自家，把自己的田耕好，天下会比较太平。

何况如果真有本事，把自己的田耕好了，名声在外，别人听说了，必会来请教。

少陵有诗云：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大道既废，兴之为难，在此初现根苗之际，愿与天下仁人志士各尽本份，共扶大道也。

四、《新京报》此次报道对您有“读经教主”之称，民间亦有声音认为“老实大量纯读经”的实践做法已有宗教化的趋势，故有人指出，您的追随者也如宗教徒般狂热偏执，围绕着您“造神”，似乎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的界限，您对此作何回应？

王财贵：人各有志，人各有见，嘴巴长在人脸上，故人各有言，是天底下必然之事，无足怪也。彼呼之为牛，则应之为牛，彼呼之为马，则应之为马，他若高兴我当教主而呼我为教主，我即应之为教主，以让他高兴，他若不高兴我当教主而还心不甘情不愿地呼我为教主，他要如此自我虐待自讨苦吃，我难道有力去纠他的心，有权去堵他的嘴？

至于有人认为“老实大量读经”有宗教化的趋势，又指出我的“追随者”如宗教徒般狂热偏执，围绕着我“造神”，“超越了的教育的界限”云云，彼实不识宗教之意义而任意贴标签也。

所谓“宗教”，必建立一最高不可触者，从那最高不可触者而下，信徒只能起信皈依，不能质疑，且常用神通奇迹以满足信众的好奇心。

如上文所说，教育乃人生日常之大事，我定义教育为“开发人性的工程”，我推广读经，每教人要从人性之根源及教育之本质思考问题。若以为读经合乎教育之本质，则行之，若以为不合，则违之。皆各自取之，此间并无不可触者，亦无神道以设教，亦不拜师，亦无规范，若用我的理论，则自在用之，若不用我的理论，则自在去之。用，我也不知，不用，我也不知，赞我，我也不知，骂我，我也不知，一盘散沙，既无教主之尊，安有宗教之嫌？

依我的印象，外边的人不说，光在“读经界”内，比较“听”我建议的，不到20%，有50%是在我的基础上，自动“加料”的，有30%是明白反对我的。我都引为同道，都同情之，都赞赏之，都关照之，都支持之。天下有这样无所谓的“教主”乎？

我向来不赞同“儒教”一辞，盖防有人以孔教为宗教也。孔教且不可为宗教，读经只是一教育之理念，可以为宗教乎？

若有人因为对读经之理论与功效发出质疑，见有诸多读经实践的受益者出于善意，各陈所知所见，试图解释此人之惑。而所陈之知见，众口一声，若合符节，因为本来事实就是如此，如此做就有，不如此做就没有。但质疑者遇到这种“不约而同”的回应，便说成是被“围攻”，以为是有人在背后做主导，才会出现如此“一言堂”的现象。所以心中怏怏不悦，不但听不进众人的意见，反而以为他们是受人迷惑，故有“教主”与“信徒”之说也。

有时，我不免叹息，如果有些读经家长说“读经之益”，即惹人愤怒，指为“宗教狂热”。但有些家长说“读经之害”，则惹人欢喜，赞为“实话实说”。做人不管实情，只管靠边站，天下还有安宁的日子吗？庄子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

恰好刚看到有人写了文章传给我，其中有一段说：“有报道中说：王财贵的理论获得大量信众支持”，王财贵先生的儿童读经教育理念是一种学问，是一种有着多门学科参与结合在一起的学问，并不是宗教教义。有人支持王财贵，是因为认同王财贵的儿童读经教育理念，才支持王财贵，而不是因为认同王财贵才认同他的儿童读经教育理念。所以他不是教主，支持者也不是信众”。

总之，说话平平地说即可。不必为了伸展个人的见解，给人贴“宗教”的标签，以惹起众怒也。

且宗教自宗教，教育自教育，若有宗教借重教育之理以传播，非吾罪也，且传承文教维持人心，宗教亦默默中有大功焉。读经，乃一套教育理论，不是我的私家産业，故如有宗教徒做读经，其教材教法有所偏取，吾只能屡屡劝之而已，难道攘臂扔之乎？若往广大的空间与长久的时间想一想，天下各人随其所知所见，多多少少读些经，歪歪倒倒读些经，只要到处都读经，中华文化便有希望，人类便有前途，勿以一时之“乱象”，遂坐立不安，因噎而废食，因小而失大，舍本而逐末，喧宾而夺主，买椟而还珠也。有人习惯求完美，我且求先读起来再说，有人不能容忍丝毫缺点，我且悲悯众生也。法华云：“我若赞佛乘，众生没在苦”，若刻求太甚，一概铲除，则莠既无所寄，禾亦无所生也。

五、在您看来，儿童读经是作为对现行教育的纠偏补弊，还是本身是对现代西化教育的超越？我们应该如何定位读经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读经与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又是怎样的关系？

王财贵：吾人愿尽量做到凡有所说者皆从根源而说，凡有所行者，皆依本质而行，不是来做“纠偏补弊”的闲工夫也。

吾人既不是寄人篱下，也不是为了超越他人，吾人只是该如何说就如何说，该如何做就如何做。顶天立地，堂堂正正。由此开出教育的理论与实务，故不与古今中外任何有见地的教育理论相冲突。故吾人承认一切教育理论，支持一切教育理论。但给予公正之判断，还其应有之定位，不许其泛滥。故现代教育若有其合乎人性之一面，吾人当从之，西方教育若有其合乎人性之一面，吾人亦当从之。

科学与知识之教学有其恰当之时机、教材与教法，这些都本于内在的人性之真实，其道理是客观的而可讨论的，西方人的科学教育似乎“暗合于道”，也就是从小慢慢教，教不会没关系，所以有80%的学生喜欢数理化，最后终于有其广大而高深的成功。所憾者，近百年来，中国号称全盘西化，并无人真正地从人性出发思考科学与知识教育的问题，唯西方之皮毛是尚，从小学就让全国儿童做超出能力的数理化，以为这样我们的科学就可以超欧赶美，结果导致80%的学生恐惧数理化，最后造成整个社会害怕思考，不会思考，终于出不了人才。费心费力而无成就，真是冤枉，此病至今犹未觉醒，教育之问题，往往从此滋生。

所谓“现代教育”，我以为我们无所谓“现代教育”，其实只是西方教育。而西方教育有两方面特色，一方面是承其自希腊以来两千余年的思辩学问而开花结果的科技教育，因为暗合于思辩理性的开发，这是有大成就的一面，是吾人所当学习的。至于人文方面，则现代的西方教育，其实只是美国教育，美国教育其实只是二十世纪以来的杜威式的实用主义教育，杜威的教育是以反传统反人文为核心的，是吾人不必照抄的。

故问读经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则答：读经教育以全盘化西（不是全盘西化）为标准。西方之善者，善学之，西方之不善者，摒弃之，并以东方之善者改善之，使回归教育之本质而已。

中国的教育一百年来号称全盘西化，我认为不尽然，应该说西方人有成就的科技教育，我们没好好学，自己做一套，结果他们成功的，我们没成功；而西方人失败的人文教育，我们学得比他们还澈底，结果他们失败的，我们失败得更惨。读经教育最主要的用意是导正此偏颇，该怎么教就怎么教，让道统有传承，让科技可生根。

至于问“读经教育与知识和理解教育”的关系，则答：读经教育虽是以智慧的陶养为主，但也因此而让一个人具备更好的理解能力与学习知识的兴趣。没有人会笨到忘了要知识和理解的，只是开发记忆与理解开发智慧与知识的时机不同，教材不同，教法不同。一般人都混为一锅了，吾人的读经教育作了合理的安排，使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以记忆与智慧的教育为先，以理解与知识置后，正合人性成长的轨迹。

说个故事：有城里的学者偶到乡下，看到一个樵夫在磨刀，学者教训樵夫：樵夫的职责在砍柴，你应该赶快去砍柴，不是磨刀啊。樵夫说：我听孔子说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磨刀不碍砍柴功啊。学者说：那你最少也要一面磨刀，一面砍柴，我教你最好的方式是磨一下刀，砍一下柴，才不会误事。

看到这情景，我真不知道是樵夫笨，还是学者笨？

人类儿童期学习能力主要表现在记忆，而不在理解，所以吾人注重13岁之前的基础教育，先以记忆为主，让他背诵经典。当时虽然不懂，但因人类的理解力会随年龄而递增，所以等到稍长大了，或自己会有所领悟，或有机会指导他解经阅读，以训练并发挥其理解力，岂不顺当？

所以，不是不让他理解，而是时候未到。人类有一种通病，就是以自己的观念去想别人，大人们以大人的情况去想儿童，大人们已经到了“理解”为主的年龄，他忘了他的孩子还小，是以记忆为主的年龄，硬要儿童也理解。说，不理解就枯燥乏味，不知那是他长大了以后的心态。

所以，我要重覆地吶喊：我说的是儿童的教育！是儿童的教育！是儿童的教育！请大人们，请专家学者们，请大学教授们，要记住，你已经是大人了，已经是大人了，已经是大人了！请不要以你的年龄，以你学习的特色，或以你的学问，以你面对世界的恐慌来看你的孩子！他们还小，他们还小！他们正要打基础，他们正要打基础！

人人皆知百年来的教育有问题，却少有人指出根源所在，很少有人全面思考问题，故往往随意议论，看到不满，就发一顿牢骚了事，终究于事无补。吾人欲正本清源，令教育理论大明于世，让所有年龄，所有学问皆因其所依之理，而开出教育之康庄大道也。

六、在目前“实用主义”的社会环境下，如果能比较有效的证明读经孩子在成人后，在学习、科研、工作、经商、从政等至少有一方面比一般孩子有更好的表现，并且能宣传这种优势，那么对进一步推广读经是有益的。王教授推广读经20多年，有没有对已经成人的读经孩子的发展情况做跟踪调查，结果如何？

王财贵：要做田野调查，是很费金钱和工夫的，我没有钱，也没有工夫，所以我没有做跟踪调查，只是就我接触所及，略存印象，讲来似乎不足取信，很希望将来有人能做追综统计。2011年，曾统计过两岸以读经教育为主题的硕博士论文，计66篇，正面肯定的占五分之四以上。现在的论文当不只此数，但我看那些论文，都还不足以当大事。或许再过十年，会有公立或私立大学成立研究小组，做读经成效的全面调查，将会很有意义。

读经推广号称二十余年，实则前十年，皆业余读经，只多少沾点酱油，凡稍认真读诵者（每天背一百字），家长皆发现儿童甚有长进，其学校功课成绩普遍提高，大部份上重点大学热门科系。但此生是否有大的“成就”，则尚不知。

近十年来，始有全天读经之私塾，而前五六年，学生流动较大，不甚稳定，或只在六岁前读，小学即回体制，或在小学读几年，初中即转回体制。依我所见闻，家长满意者居大部份，约八成至九成。我以为这样的教育成效就足动人了。

自2013年秋文礼书院招生以来，才正式步入“老实大量”读经阶段，但也只有少数（约十分之二、三）私塾实施真正的老实大量读经，至于标榜“纯读经”者，全国或许不到十家。老实大量或纯读经，以培养上书院的学生为主，但也不是硬性规定。毕竟读经是以诵读经典为核心，而可熏陶其性情，并带动学习能力的总体成长，故不论经数年之后是否到文礼书院，对其他学习乃至对其一生都有益处。他可到别的书院，可转回体制，可参加自考，可出国，可拜师学艺，可在家深造，等等，机会甚多。

教育是百年大计，至少是“幼而学，壮而行”，若要“有效的证明读经孩子在成人后，在学习、科研、工作、经商、从政等至少有一方面比一般孩子有更好的表现”，或许尚需等二、三十年，或三、五十年，等这批老实大量读经的孩子三四十岁了，或五六十岁了，才能取得明证。

现在，只能依理行事，随时观察其当下之表现，不能责其以十几二十几岁的年纪就要“成就”也。

若有人说等不及三五十年，则亦不勉强他教读经，更不勉强他老实大量读经也，反正日子也会照样过，又何必怒目相视呢？

我以为凡事讲清楚，且若不是勉强，不是规定，则纵使有过，其过也小。家长随时观察随时调整可也。

七、牟宗三先生在分析程伊川－朱晦庵与陆象山－王阳明这两系的区别时明确说到，作为相应道德本性而为道德实践的孔孟正统，是将本心直贯作为第一义的本体论述，将逆觉体证作为第一义的工夫论述，而读书穷理只是第二义的非本质的助缘工夫，在培养人的道德素养中，唯一可视为第一义工夫的是师友指点，如此，则读经不能说无用，也不应过分夸大，更何况用十年时间“大量老实”只读经不解经，小朋友对鲜活的现实生命不可避免地失去活泼泼的感悟和反省，岂非让第二义的助缘工夫僭越了第一义？王教授作为牟先生的高足，且将文礼书院第二个十年的后三五年学习内容规定为牟宗三全集，倘若学生看到牟先生的以上主张，不知王教授要如何解答？

王财贵：此问题混淆了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混淆了基础教育与成熟教育，用比喻的方式说：混淆了画龙与点睛的阶段。

说“第一义工夫的是师友指点”，没错，但您去“指点”一个孩童悟入圣道吗？用十年工夫

老实大量读经，正是厚养其他日可接受“指点”之基础，总要把龙先画好了，等待高人点了睛，才能破壁而飞。否则，只画成一条虫，点了睛，即使破壁活了，也只能在地上爬。

且进一步说：说十年读经的“十年”，是方便说，其大意是大体在十三岁之前，理解力未发达，则顺应人性发展轨迹，最好以读经为主。说不解经，是还没背完三十万字，尽量不去解经，先背完再解。读经的目的是解经，解经的目的是行经，这是人人都期待的事，也是人人都应走的程序。如果没按这样的程序是很可惜的，但不能因为近代人都不按程序，就怀疑这程序有问题。

又说“只读经不解经，小朋友对鲜活的现实生命不可避免地失去活泼泼的感悟和反省”，吾人不知以何种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

是有人性理论做根据？还是有教学实务做根据？

总之，我不这样看人性，据我推广读经以来的实务观察，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结论是这样，那读经便推广不开，老实大量读经的学堂必定不用人推残就自动会倒闭。

有人说这是否把孩子当白老鼠，万一失败了呢？其实说句老实话，人生何处不是白老鼠？当今全世界的实用主义教育，杜威1896～1903年在芝加哥大学做实验教育，前后总计8年，就推广到全世界。而读经教育（类似古典教育）在中西实验了两千余年，谁才比较像白老鼠？

有人要走继续走杜威的教育，他如想好了，就去走，有人要走读经教育，他如想好了，何以不可？

不过，走杜威路的会是絶大部份，走老实大量读经教育，坚持先读经再解经的，大概只有100000分之1。也就是两亿多的自幼稚园到初中的学生中，大概只有两千人是老实大量读经的。

在多元化的时代里，社会需要多样人才，需要多样的教育。只要想过了而决定的，就应该受尊重，最怕的是，想都没想，就跟着走，更怕的是想还没想通，就指责他人。

八、您曾对“阿猫阿狗”担任读经教师进行过解释，认为是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在多年推广读经的同时，也成长起来一批教师，对于这些未来要肩负起下一代教育使命的教师们，尤其是青年教师，请谈一谈对他们的期望。

王财贵：所以要说“阿猫阿狗”可以当读经教师，是针对自从胡适之《我们还不配读经》发表以来，一百年了，还有很人高喊“一定要有多强的经学多高的品德才能教孩子读经”而说的。“阿猫阿狗也可以当教师”，不是一种积极的正面主张，而是一种消极的遮拨之语。意思也就是说：读经教育不可等待，父母不必是圣贤或学者，也可以教他的孩子，从读经受益。要开读经学堂，不要等找到圣贤了，才开始，而是要尽早开始，即使只是阿猫阿狗，也要尽开始教读经。

因为读经老师本身不代表智慧和学问，他只是一个媒介质，他左手从古人那里把经典接过来，右手交给孩子，便有效地进行传承文化的使命了。而在转交经典的同时，教师自己也读了经，听了经，也受益了，所谓教学相长。老实说，读经私塾的教师总体素质，并不比别种教育的教师差。

所以，不是故意要找阿猫阿狗来当老师，只是在只有阿猫阿狗的情况下，不可以放弃读经的教育。

做老师的最高标准是才德兼备，有才德兼备的老师是好的，这谁不知道呢？但在今日经教断丧百年的时代，如何去找才德兼备的人？如果能实时普遍地开始读经，再过三五十年，或许就有许多才德兼备的人当老师了，但如果现在不赶快开始，这种人将来更难出现。有人说，何不等三五十年之后再开始读经？那时你的孩子都老了，还读个什么经？

又有人说，何不一面开始教读经，一面提升教师的质量？谁不这样想呢？谁不这样做呢？当然是的，何用您说？所以，读经教师教了几年之后，自己也有了长进。而且吾人也渐渐有能力开办师范班了，现在正积极为天下培训比较“正规”的教师。

事情是要慢慢做出来的，有些雅有“成就”的“学者”一直嘲笑读经界的老师们没学问，但他们高居学术要津，只顾其“讲经”之乐，又不下来教读经，也不帮忙培训读经教师，只顾展现其学问，以自己的多才嘲笑那些苦苦守候孩子的教师没学问。不知时代艰难，不知民生困苦，毫无悲悯之情，且无文化敬意，真所谓站着讲话不腰疼也。

如果冒着时代的大不韪，冒着得罪学术人的危险，我还可以再进一步说：即使这些读经教师有才了，有德了。其教读经的态度，最好也应像阿猫阿狗一样，只是“小朋友，跟我念”，而不是“小朋友，听我讲”。

不是不讲，而是不用讲；不是不讲；而是讲没用，不是不讲，而是讲与不讲到最后差不多；不是不讲，而是讲多了，恐怕妨碍他背诵；不是不讲，而是要等待他们长大了，站上大学讲台了，走到国际上了，讲得比我们这一代好。

中华民族在这个时代里，总得出些不一样的人才啊。

看到这里，若有些头脑聪敏的人反应了：“大人才是少数的，那大部份读不出大人才的人岂不都被牺牲了？”我会发笑：“看！又来了！”

九、有教育界人士的批评声音说，“王财贵读经法”的核心部分“只背不讲”、“包本背诵”都过于“简单粗暴”，非中非西，不伦不类，违反教育规律甚至戕害少儿天性，即没有传承中国古有的行之有效“教意”之自觉敬畏。如朱子在《大学章句序》强调的十五岁前“小学”一段功夫（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更违背了阳明推重的蒙学“诗礼” 涵养之教（其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更没有借鉴西方验之有理的“教法”之眼界胸襟。如“华德福”教育体系看重的“艺术，音乐”艺术陶冶激发和“玩具、园艺”手工技艺养成；又如“蒙台梭利”教育体系中“敬畏儿童”的开放理念，为儿童自由活动权和兴趣选择权营造情境和空间。您如何回应这一批评和质疑？

王财贵：朱熹阳明，皇皇中国前贤，可敬可仰。杜威史坦纳，赫赫西方名家，可敬可仰。他们对教育都有极深的见识极远的影响，值得吾人追慕参考。

因为“王财贵读经法”与之不甚相同，被评为“非中非西，不伦不类”，诚是诚是。王财贵读经法确实是独有创获，故不中不西，不与他人同其伦类也。

但若说这不中不西不伦不类就是“简单粗暴”，则或有误会。

对于教育，我曾说美国的并不一定就是对的，世界的不一定就是对的，时代的不一定就是对的，同时中国的不一定就是对的，古人的不一定就是对的，今人的也不一定就是对的，当然，王财贵的不一定就是对的。

常听人言：是者还其为是，非者还其为非。故孔孟如果对，吾人当说其为对，孔孟若不对，吾当说其不对。禅家说：某不藉葱岭之路来。为何一定要遵从朱熹和阳明呢？难怪近代中国人要遵从杜威与史坦纳了。

凡是能独立思考的，必需独立做思考，而不是以谁谁谁为尊。

但能思考的，其所思考的，常与古人同，亦常与古人异。当与古人同时，或许不必喜，因为或许是都错，当与古人异时，勿忧，或许是古人错而今人对，当然，亦或许古人对而今人错。

这都不是谁说了算，因为没有谁就一定是对的，只有对的才是对的。

时人不问“王财贵读经法”对不对，有的人只问合不合杜威史坦纳，不合，则辱骂王财贵，这合理吗？同理，不问“王财贵读经法”对不对，只问合不合朱子阳明，不合，则辱骂王财贵，这合理吗？

丧失了独立思考的民族，就往往有这样“简单粗暴”的心灵和判断。

以我的建议，若认为朱熹是全对的，就照朱熹的教法做，我没有拦他。若认为阳明是全对的，就照着阳明之教法做，我也没有拦他。若认为其他诸法哪一法全对的，亦然。我只是问：您到底真想过了吗？想清楚了吗？还是习惯于用“简单粗暴”的“拿来主义”，就想来肯定或否定自己没有听说的？

且请思考一下：既然您那么聪明，又知道那么多，又有爱心，王财贵有那么笨又那么孤陋寡闻且那么残忍吗？

《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吾人应对人性作全面的思考。所谓全面的思考，有两方面，一，人性内涵的全幅性，二，人性发展的全程性。读经教育就是希望尽其可能地在人性发展的全程性中，尽其可能地开发人性的全幅性。

是故，凡朱子阳明杜威史坦纳之所欲成就者，皆已安排在读经的恰当时机里，而用恰当的方法教其恰当的内容。使他们所想望的人格质量能更容易更好地展现出来。

不然，有人提了那么多意见，请问能用朱子的教法教阳明的弟子吗？能用阳明的教法教出现代化的人才吗？您完全信赖杜威（现行体制）或史坦纳的教法吗？您如果认为他们的教法可最大量的开发人性，能教出最好的人才，就请您去学他们。但如认为不是，则请不要学他们，而要另起炉灶。

我不敢说“王财贵读经法”就是完美的。但如果连“完美不完美”这个观念都没想到的人，请您从今起，要多动头脑，多做研究，才说话。而在研究他们的教法同时，也试试研究“王财贵的读经教法”。孰是孰非，方可断定也。

否则，都是简单粗暴的思想，无聊的评论，没用的意见！

十、近年来，同样支持推动“读经”运动的一些儒家学者，认为您独创的“王财贵读经法”弊病日显，到了该反思调整的时候了，如同济大学的柯小刚教授认为“只背不讲”、“包本背诵”等“并不是儒家传统的读经方法”，北京大学的龚鹏程教授现身说法“闻见之知其实又大多根本不必背诵”，首都师范大学的陈明教授也坦承“我早就批评全日制读经。”这么多学者的批评质疑是否足以让您反思原有“教法”之不足呢？

王财贵：很高兴许多学者名家都很关心教育，有的直接关心我，给予教导，令我感念不已。

我所提倡的“读经教育法”，我当然主观地认为如此最妥当，因为我不会笨到做自己都认为不妥当的事。但在客观上，絶不敢说已经完足，谁敢说自己完足了呢？若精细一点说，还要分两层来看，一种完整的教育学说，要有两层：一者理论层，二者实务层。在理论上或较易完足，因为只要理想真切，会说“大话”，且系统清晰，就可算完足；但在“教法”的实务上，那是面对现实生命的事，生命无穷复杂，在教学现场，随时变化万千，怎么可能完足呢？

不过，有人说“弊病日显”，是因不了解读经发展的全过程，到后来才加入，才会胆战心惊，有此印象。依我看，读经教育是日臻完美。有人说“不是儒家传统方法”，学问代有述作，教育亦应与时俱进，因为不是传统时代，所以本来就不应照抄传统方法。且所谓“传统”，意义庞大，有本有末。读经以内圣外王为理想，本之既在，当无大过；至于实施细节，或有变革处，以此责备，未免失焦。有人说“闻见之知不必背诵”，此理甚明，人人皆知，实毋庸提醒，读经所读者，都是千锤百鍊的经典，没有属“闻见之知”者。有人批评“全日制读经”，但为何没有人批评登峰少林寺旁许多学校全日制练武？没有人批评和尚全日制坐禅？欲成特殊之功，必有特殊之教，何必全天下都“一刀切”？

我自年少即力学各种教育理论，二十岁即执鞭，从小学教到中学，从中学教到大学，在教育界四十余年，又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其中思考读经问题亦四十余年，其中推广二十余年，或许有其一得之愚。

我思考的方法，是“何为全面”？不是我不听建议，我看有些批评者虽都有学问，有真诚，但并非都是教育家，往往随其性情各自从他一时所见到的某一方面，忽然有感而做批评，本来就不是要全面地来讨论教育，本来也没有想要对全世界的教育问题做全面思考，做全面改革的意思，只是随口而说。我怎能轻易听从呢？古人说“筑室道旁，三年不成”，大家所见不同，东指西掠，我又听谁的呢？他们原也希望把教育办好啊，如果听从其一面之辞，而把教育办坏了，岂不反而辜负了他们的好意。所以我常常战战兢兢，左顾右盼，往往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

教育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利，道理也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都有其客观的普遍的必然的道理在。

若批评得合理，当然要听从，若不合理，则暂且置之。但不听，不是“拒谏饰非”。教育乃百年大计，事关民生国运，不可轻率不从，亦不可轻率而从。

我屡次说：如果有一种教育理论比读经更好，更高明，更整全，请告诉我，我当天开始即不讲读经，而讲他的。

十一、孔子讲因材施教，过犹不及。请问王教授，儿童读经教育要不要因材施教？如果只是包本背诵这种一刀切的教学模式，是否适合每个孩子？另外，背诵的字数和时间是否应该有个合适的度？像夹杂中英文和不同宗教典籍的几十万字总量和每天十个小时的背诵，是否有些过度？夫子之教倡导文质彬彬，在这个亟需以质救文的时代，读经教育如何避免文胜质则史的问题？

王财贵：这样想的人，可能是因为“一刀切”思考的积习已久，难以改掉，所以把所有的人都想成“一刀切”了。我遇过不少人，只听到“读经”两字，只听到“背诵”一辞，就脑门一热，心灵开始纠结，“意见”就来了。

“因材施教”谁不知道呢？但论语也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教伯鱼，教他学诗学礼。可见文行忠信，学诗学礼，是大家都要学的，并没有“因材施教”啊。因材施教是在一个普遍必然的教法中屈伸的调配而已。

读经理念的实践，也有其普遍必然的建议，就是“读经”，至于怎么读，并没有普遍必然的“规定”。当然，我又不是教育部，根本不能有所“规定”，甚至我对于读经的家庭和私塾，连“约定”都称不上，只是建议。

我提倡“老实大量读经法”，但所谓“老实大量”只是提供一个“方向”，即尽量老实，尽量大量，至于各个家庭各个学堂采取多少成份，采取多强力度，是随人自由的。所以，即使在“读经界”内，人人所做不同。既然人人所做不同，这怎么可以说是一刀切呢？

但读经界内的人人不同，都是听从我的建议，都做自己思考过的，自己明白的，而依照自己的性格、见识，与精神力气而做。所以虽然人人所为不同，但都很可敬可爱。我从没有说哪一家庭哪一学堂不对。

譬如有的从论语教起，有的从蒙学教起；有的先教识字，再背书，有的先背书，后教识字；有的有阅读，有的纯读经；有的重诵读，有的重德行；有的学才艺，有的纯读经；有的有外文，有的纯中文；有的以上书院为主，有的不上书院；有的杂以宗教，有的纯文化；有的在家读，有的在学校读，有的在社区业余读，有的在学堂读；有的一天读十分钟，有的一天读十小时。不一而足。这哪里是一刀切啊？

即使在所谓“严格纯读经”的学堂里，有的学生一两个月背一本书，有的三四个月，有的半年，也有一两年才背一本的，视各人能力而不同。同一年龄的孩子所读的书，有的开始读论语，有的读完论语读孟子了，有的四书读完读五经了，有的中文读完在读外文了。教学的方法，有的用带读，有的用齐读，有的用自读，有的用自学。这都是因材施教的范例，不同于一般教育，凡九岁的学生都学三年级的语文和数学。

正因为有多样的见解，于是有多样的实践形式，所以读经界多采多姿，提供给天下读经的家长有选择的余地。

学问是多元的，人才是多元的，教育也需多元。读经正是多元的教育。

看了网络上不少对读经问题的讨论，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整个社会才开始学习“文明”与“民主”，在表达意见的时候，还没学会“温厚”与“体谅”。所谓“文明”，不是只会用发狠的语言发表置人于死地的“意见”，最好还能有礼貌地提供有建设性有可行性的“建议”。所谓“民主”，不是只知道自己有发言的权利，也知道要尊重别人发言的权利。中国社会如果学不会这两点，苦日子可能还要很久。

目前，虽然读经界内自己有些争论，但那争论是应当的，不可避免的，且基本心态都是相当健康的，都是一心诚恳地想让教育更好，让孩子更好。我常劝大家要相体谅，相信不久的将来，读经界内会和而不同，一团和气。不仅读经界内会一团和气，在此礼坏乐崩文化危疑之际，愿与天下所有关心文化关心教育的朋友相观而善，尊异求同，相视而笑，赤胆携手，同趋大道，共扶国运也。

受访人：王财贵，男，民国三十八年（西历一九四九年）生，台湾省台南县山上乡人。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曾师事掌牧民先生、王恺和先生、牟宗三先生。历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师，鹅湖月刊社主编、社长，台中师范学院语教系副教授、华山书院院长、台湾汉学教育协会理事长。全球儿童读经教育首倡者。著有《读经二十年》等。

采访人：任重，儒家网总编。

来源：儒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