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孔子有多远？

《孔子行教像》（明 仇英）

维公元2016年9月28日，孔子诞辰2567年纪念日，世界各地学者贤达，发起成立全球祭孔联盟，举行首次全球同祭孔活动。

2500年是个漫长的时段，穷极中西方多种纪年方式。历尽历史长河湍涌急流的打磨，孔子和他的思想学说，仅以发乎日常、近乎人情的道理，摈隔古代社会习见的“怪力乱神”，居然能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得到纯粹学术研究之外的尊崇，继而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意识，以薪尽火传之势，绵延不绝，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时至今日，人们对圣贤一词的理解，早已不同于古代，希圣希贤的传统思潮之外，又多了一份平视的忮刻与审慎，我们为何还要以崇敬之心，走近这位2500年前的古人？

用现代的眼光看待孔子的一生，他无论如何算不上一个“成功人士”，《中庸》里有一段冠以“子曰”之名的话，比对孔子的生平，可以视为夫子自道：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幼而失怙，少也贱，长而未能按照理想的模式服务君主，因为家庭隔阂，或者也未得到孝悌兄长的机会，至于朋友，文献中涉及的孔子同时代人物多矣，有几人能理解这位迂阔的“正人君子”。

这是家国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但不是孔子的悲剧。

他自有另外一个波澜壮阔的世界：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顶着“从大夫之后”的破落贵族头衔，孔子好古敏求，诲人不倦，在诸侯征伐不休的春秋之季，他选择了最为艰难，也最难以见效的方式，传承人文，继绝弘道，终其一生都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中度过。

夫子之道，最后成了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两千年间选贤与能、教化风行的唯一选择。

除了“素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这样的头衔，除了各地巍峨耸立的孔庙，还有更感人的故事：

秦末群雄争夺天下，刘邦大败项羽，唯有鲁国不下，刘邦欲引兵屠之，至鲁国城下，尤闻弦颂之声，刘邦为之辍兵。

唐末五代天下鼎沸，士人几乎没了出路，能在战火纷争中弦歌不绝，给几乎荒废了的中土留下几颗读书种子的，仍然是孔子出生的鲁地。

谁说文化没有力量？

只有到了近代，万里梯航、越洋而来的西方人用洋枪洋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孔子的儒家学说，才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变局。

自幼读圣贤书、二十四岁中进士的晚清重臣李鸿章曾毫不忌讳地说：“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矣。”

不用再征引一百多年来批儒批孔的其他话语了，李鸿章这一句话，已经蕴含了足够多的信息。

传承两千多年的的儒家学说，至此道术分离。

与此同时，中国进入了动荡程度不亚于秦末五代的“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

洋务派钟情的洋枪巨舰，能震慑、能制敌，却不能弥补人们经历劫难、新生、富足之后空缺的精神世界。我们不妨重新将目光投向孔子，他和弟子之间早已有这样一段对话：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同样，相较于“犯我强汉、虽远必诛”的口号，儒家经典中有一句更为打动人心的话：柔远能迩。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的理想，一直是通透可行的，用现代的话说，可以励志，可以社交，可以管理，可以外交。

前提是，我们需要认同2500年前的孔子，对他那迂阔却很有道理的“道”，寄予理解之同情。

这样的孔子，确实无愧于圣贤、先师的称谓。

今时今日我们祭祀孔子，因为我们相信：人能弘道，道不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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