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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评《三国演义》:诸葛亮骂王朗其实是在骂谁?


来源:凤凰国学

在整个三国时代,以读书人坚贞不移,传承历史文化血脉而论,管宁第一;以宰相(国家公务人员)忘身许国、公而少私,忠于职守、忠勤劳瘁而论,孔明第一;以安平天下、经营天下的雄才大略而论,则曹操第一。这是从理性分析的角度定位,若从对人物性格喜好的角度,这种排序就会整体倒转过来,变成曹操、孔明、管宁;而要是从受人敬重和爱戴的程度,排序就是诸葛亮、管宁和曹操了。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感受和看法,并不代表大家。不过我还是相信,上面这三位,才是三国时代真正的“三一重‘公’”!

《三国演义》为卧龙先生所设置的口水戏,除了展现其杰出辩才的《舌战群儒》,还有一出精彩绝伦的骂奸臣。

这出戏在《演义》第九十三回,标题叫《武乡侯骂死王朗》。故事是这样:

诸葛丞相北伐中原,杀得曹魏大都督夏侯楙仅以身免,魏国震动。司徒王朗举荐大将军曹真,并且亲随曹真前往抵御。到渭河之西,安下营寨之后,王朗自告奋勇,要去阵前说服诸葛亮:“来日可严整队伍,大展旌旗,老夫自出,只用一席话,管叫诸葛亮拱手而降,蜀兵不战自退。”曹真自然大喜,当夜传下将令,明早四更造饭,“平明务要队伍整齐,人马威仪,旌旗鼓角,各按次序。”第二天一早,两军对圆,王朗进前向诸葛亮“喊”话:

朗曰:“久闻公之大名,今幸一会。公既知天命,识时务,何故兴无名之兵?”

孔明曰:“吾奉诏讨贼,何谓无名?”

回答如锋刀利斧,当下斩截,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王朗接着说道:

“天数有变,神器更易,而归有德之人,此自然之理也。曩自桓、灵以来,黄巾倡乱,天下争横。降至初平、建安之岁,董卓造逆,傕、汜继虐;袁术僭号于寿春,袁绍称雄于邺土;刘表占据荆州,吕布虎吞徐郡。盗贼蜂起,奸雄鹰扬,社稷有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我太祖武皇帝扫清六合,席卷八荒,万姓倾心,四方仰德,非以权势取之,实天命所归也。世祖文帝,神文圣武,以膺大统,应天合人,法尧禅舜,处中国以治万邦,岂非天心人意乎?今公蕴大才,抱大器,自欲比于管、乐,何乃强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耶?岂不闻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今我大魏带甲百万,良将千员,谅腐草之萤光,怎及天心之皓月?公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不失封侯之位。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各位,大魏国的王朗司徒,在这里所说的“盗贼蜂起,奸雄鹰扬”中的“奸雄”,那可不是指曹操。在他看来,曹操以外所有试图割土称王者都是“奸雄”,唯独他的主子不是。可后世偏偏仅以他的主子为“奸雄”,世间事往往就是这么逆人心愿。

王朗劝说诸葛亮降魏的说法,首先是说汉朝末年,天下扰攘,“盗贼蜂起,奸雄鹰扬。”全靠“他”的“太祖武皇帝”,扫平贼寇,荡尽奸雄,才使得分崩离析的天下,重新归于安静祥和。武皇帝功高盖世,“万姓归心,四方仰德”,文皇帝登基,乃是“应天合人”,并不出于主动的窃夺。

王朗首先申说曹魏得位之正当性,然后说服诸葛亮说,“公蕴大才,抱大器”,就应该顺天应人,归顺大魏,而不当强“逆天理”,硬“背人情”;同时,也要看清形势,不要以微暗的“腐草之荧光”,与“天心之皓月”争竞照射力,自讨没趣,给人以缺乏判断力,不识时务的感觉。接下去再为诸葛亮考虑,“公可倒戈卸甲,以礼来降”,如果能够这样,既能“不失封侯之位”,国家也可以结束纷争,百姓从此可以过上和平、幸福和安乐的生活。

这是先说理,再讲势,又喻人。前后次第清晰,内外轻重晓然,得失判断明了。如果按照对历史的客观解释,王朗这套由理及势,再到人的说法,逻辑是很严密的。我们在读这段书的时候,往往只去欣赏诸葛亮之骂的淋漓酣畅,常常忘却分析一下王朗话语的严密性。因为大多数读者,只是要通过阅读来满足自己情绪的快慰,经常不能从理性的角度看待王朗话语中严谨的逻辑推演。

但是这场争的结果,却是王朗是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连老命都搭上了,这是为什么呢?

咱们先看诸葛亮的回应:

孔明在车上大笑曰:

“吾以为汉朝大老元臣,必有高论,岂期出此鄙言!吾有一言,诸军静听:昔日桓、灵之世,汉统凌替,宦官酿祸;国乱岁凶,四方扰攘。黄巾之后,董卓、傕、汜等接踵而起,迁劫汉帝,残暴生灵。因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丘墟,苍生涂炭。吾素知汝所行:世居东海之滨,初举孝廉入仕,理合匡君辅国,安汉兴刘,何期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今幸天意不绝炎汉,昭烈皇帝继统西川。吾今奉嗣君之旨,兴师讨贼。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 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老贼速退!可教反臣与吾共决胜负。”

先在整体上定论说:王朗的说法绝不是什么“高论”,原来只是“鄙言”。何以见得?

孔明接下去也像王朗一样,先说汉末以后的狼藉情况,再说王朗的出身,然后指责王朗,正当国家处在“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的狼藉不堪的情势之下,作为汉朝的“大老元臣”,理应“匡君辅国,安汉兴刘”,想不到你竟然“反助逆贼,同谋篡位!”真是“罪恶深重,天地不容!天下之人,愿食汝肉。”

诸君读此段文字,不要忘了诸葛亮开场的自我表白:“吾有一言,诸君静听。”目的并不单纯在于如何击败王朗,而是要通过这场辩争,达到鼓动军心,瓦解敌人的另外效果。诸葛亮偷换了概念,转移了目标。他在利用机会,做战前动员和战场宣传。

孔明紧接着又痛骂王朗:“汝既为谄谀之臣,只可潜身缩首,苟图衣食,安敢在行伍之前,妄称天数耶?皓首匹夫! 苍髯老贼!汝即日将归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见二十四帝乎?”骂得淋漓酣畅,读者读至此处,无不拍手称快。

但是诸葛亮这段骂,其实并没有王朗的逻辑性更强。王朗从理之必然,到势之实然,再到人之应然,既符合历史评价的标准,又符合语言的递进逻辑。孔明先只从理上说,而不及于势,然后却从情上发起攻势。王朗所持之理,是“势中之理”,是“已显之事理”,是自然之理;孔明所持之理,为观念之理、习惯之理、人伦之理。两人辩争孰是孰非的标准不一致。孔明借助人们的心理习惯,借助人们“习与性成”的“血统论”的正统观念,赢得了众人。

导致王朗在精神上崩溃的原因,不在他的话语和逻辑,而在于王朗的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舍弃习惯性的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他的话语跟他的心里所想并不完全一致。于是才因此羞愧,以致“撞死于马下。”

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都会不小心被某种既成的观念所左右。当我们想要说明自己的想法,或者正在陈述和申说自己想法的时候,我们经常都是从自己既有的观念出发。尤其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发生如上辩争的时候,双方都很难站在对方的逻辑基点上去考虑问题。多半的情况之下,辩争往往都是情绪化的,很少顾及客观实际。辩争的双方,谁都不愿在理性的指导下跟对方进行平和、平等的对话,因为这类辩争的目的,不在于澄清到底谁有道理,而是事先早已认定自己正义,对方邪恶。表面上说的是“理”,实际却是为了争得自己或自己集团的利益而任气使性。所以,这种旨在压住对方的辩争,就只能以语势和语气鼓荡听者,助长自己和听者放任情绪,舍弃理性。自己既全然没有这种主观自觉,更不愿意去为这场辩争而唤醒理性的自觉。其所坚持的“理论”,只是坚持自己一方不能丢掉利益,不能被对方在气势上压制下去而已。

“王朗听罢,气满胸膛,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后人有诗赞孔明曰: 兵马出西秦,雄才敌万人。轻摇三寸舌,骂死老奸臣。”

其实在《三国志》本传中,王朗还是个不错的人物,而且《明帝纪》、《王朗传》、《诸葛亮传》和《曹真传》,都没有关于这回事情的文字记载。也就是说,王朗根本没有跟随曹真,亲自前往抵御蜀军的进攻,更没有到军前跟诸葛亮叫阵,试图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诸葛亮投降的事实。

《三国演义》作者,必欲使魏国的丞相,被蜀国的丞相骂死在两军阵前,无非是想让大家看一出好戏。这显然是罗贯中等《演义》的作者们,给读者摆设的一桌“文化大餐”。真正的劝降,哪能在两军阵前进行?

《演义》作者,为了增加小说的关注度,凭空虚构这段故事,张扬血统正义的同时,也借此抒发对庸碌卑劣的政治统治的愤懑和批判。在王朗和诸葛亮,还有《演义》作者所身处的家天下专制主义一手遮天的时代里,权力完全掌控在腐朽糜烂的统治集团手中,而统治者却借助自己手中掌握的“无与争衡”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无端而又肆意地败坏民族文化,败坏社会国家,败坏人心风俗。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面对极度黑暗同时又“山险水恶”的政治社会,胸中郁闷得不到正常的渠道发泄,就只能借助小说的形式以屈求伸了。

不过,诸葛亮“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狼心狗行之辈,滚滚当道;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的一段骂法,真可说是揭破了所有王朝政治的不隐之弊,可谓骂了一时,骂了一世,骂了千年万载!就像狂泼墨而后的大写意一样,替前此、后此的所有社会正义之士,骂出了由衷的心声!

没有穿透世事的眼睛,谁能骂得这样准确,骂得这样透彻,骂得这样畅快淋漓!

不过这也只是骂骂而已,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其实诸葛亮也一样,痛骂王朗,就算使用的词汇,比“皓首匹夫! 苍髯老贼”再严重一些,也不过就是快快自己的心志。除此之外,或许还有警醒人心的效用,倘使人心还可以警醒的话。

逻辑上的得体,并不能保证发言者就此成为话语交锋中的赢家,所以王朗还是被“骂死”了;辩争中的一时得手,同样不能导引出军事、政治上的最终胜利,卧龙也无奈于时势的发展。绝代贤相诸葛孔明先生,虽然尽忠许国,不懈伐魏,还是不能扭转天下已然颠覆之势,终于无益于“匡扶汉室”。最后巨星陨落,五丈归天。鞠躬尽瘁,“出师未捷身先死”,憾,憾,憾!死而后已,“留得英名在人间”,羡,羡,羡!

《三国演义》说诸葛,实在使说书人无缝插针,所有的附加言说,都显得狗尾续貂,相形见绌。服了,咱们是彻彻底底的服了!

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也确实是以身许国,赤胆忠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好宰相。不过他也只是个能臣和忠臣,既不是行仁政于天下的王者,更不是布大道于人间的圣者。将他提升到圣贤的高度,当成古今宰相学习的楷模和效法的典范,确实是宋代理学家们的“再造”之功。关于这一点的详细情形,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就不再这里赘述了。

而有关“武乡侯骂死王朗”,我想再加一点小缀。《三国志•王朗传》称:魏明帝曹睿即位的太和元年(227),王朗升转为司徒,“太和二年薨”。《三国志·明帝纪》记载更为具体:“(二年)十一月,司徒王朗薨。”王朗根本就是病逝于魏国的皇都,哪有于军前被诸葛亮骂死的可能性?而王朗的儿子王肃,还有侄子王详,都是此后一段时间历史上的大名人。

站在蜀汉正统的立场上,将为曹魏效命的王朗看成是“老奸臣”,其实也并不过分。王朗作为“道具”,被《演义》作者拿来当靶子,痛骂官场腐坏、庸碌,虽然死于小说中的军前,也算是牺牲我一个,教育千万人,值了!

不过大家读到这一节,拍手称快的同时,请不要忘记王朗是“撞死”于马下的。也就是说,王朗还有羞耻之心,否则就会大笑说:“我以为孔明是何等高人,原来只是个不识时务的腐儒——没用的书呆子!哈哈哈哈……”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三国演义》对于其中人物的定性,是跟作者的正统观念一脉相联的。没有对于蜀汉正统的定性,就没有王朗,尤其是曹操之被当成奸臣的定位。诸葛亮作为千古第一贤相的形象塑造,同样导源于蜀汉正统的基本立场。没有这个立场,莫说关羽之作为神将,基本没有可能;就是诸葛亮,同样不能像后世所推崇的那样,“被”站立在历史的峰巅之上。可以这样讲,刘备的正统地位、诸葛亮的贤能无匹、关羽的忠义少双,都是宋代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们,比如胡安国、胡寅父子,还有朱熹、张栻等,为了自己的祖国——大宋朝的重新复兴,为了捍卫华夏民族文化的尊严而做出的重大理论奉献。仅此一点,理学就可以光耀千秋而永垂不朽了!

作者还想在这里提醒今天的读者们,诸葛亮,确实是传统时代里少见的宰相典范。他的公而无私、忘身许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敬业精神,断不是那些玩弄权术、以权谋私、借位整人和素餐尸位的庸碌之辈所能望其项背。但是我们早已经走过了专制主义的家天下时代,已经走上民主、法治的康庄途程,因此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拿道德的楷模去束缚人、要挟人甚至去绑架人。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神的角度去理解诸葛亮,才能给予他更多的真心理解和关怀。丞相也好,宰相也罢,不过是国家公务员行业联盟的临时执行长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服务生而已,他个人有没有道德,并不是得到这个职业位置的直接理由。个人道德,并不比他有没有意愿去充当,有没有能力担待起这个执行长和服务生的义务更紧要,而且也一样要受到法律的高度监控和制约,断然不可以随心所欲的处断并非他家的公共事务。把诸葛亮,还有历史上类似于诸葛亮的贤者们,都当成道德的“尸祝”,去绑架别人,以贯彻自己的意志,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以达到别人都不要来跟自己争权,都不要来跟自己争利的暗藏目标,同时愚弄缺乏见识的蒙昧者,就更加不符合现代的精神。

老子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是大智慧。道德是最好的东西,但是成天放在嘴里讲,它就变成了最坏的东西。过分强调个人道德的魅力,就会削减社会对于法律和公平正义的企望和努力,妨碍我们走上真正的民主、法治的道路。

三国虽然是说不尽的,但是品评三国人物总要有个了结。

至此,鄙人可以将自己品评的三国人物做个总结:

在整个三国时代,以读书人坚贞不移,传承历史文化血脉,为人类保存文明火种而论,管宁第一;以宰相(国家公务人员)忘身许国、公而少私,忠于职守、忠勤劳瘁而论,孔明第一;以安平天下、经营天下的雄才大略而论,则曹操第一。这是从理性分析的角度定位,若从对人物性格喜好的角度,这种排序就会整体倒转过来,变成了曹操、孔明、管宁;而要是从受人敬重和爱戴的程度,排序就是诸葛亮、管宁和曹操了。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感受和看法,并不代表任何一个另外者。不过我还是相信,上面这三位,才是三国时代真正的“三一重‘公’”!

感谢凤凰网国学频道,感谢各界朋友们的关注,尤其应该感谢很多朋友们的评论和参与。不管是赞同还是责骂,其实都是因为大家对历史文化,还有人类的美好前景,仍然抱有由衷的热忱和殷切的希望,再次感谢大家。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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