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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初霸的崛起之路:领导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来源:凤凰国学

魏国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天时而言,当时的秦国还在沉睡,齐国国君大权旁落,楚国内乱不止,魏国四周无强敌。就地理优势而言,魏国横跨黄河南北,主要领地包括今日之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陕西的部分地区,都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中原区域。但最重要的还是“人和”因素,魏文侯、魏武侯父子二代国君,在开国之后数十年,积极有为,励精图治,讲信修睦,使魏国成为强盛一时的大国。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人和”的事情。

【引言】

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鉴于《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则是《史记》所不能比的。

我们的读史,选择了《资治通鉴》。

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只是执政者“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治国宝典吗?普通人如何从这部煌煌大著中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应凤凰网国学频道邀请,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开辟《品读<资治通鉴>》专栏,为我们作详细解读。

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读史之旨趣,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这个“道”是什么呢?如何去达到这个“道”的境界呢?是司马迁的无拘无束,还是司马光的家国情怀,这则是可以任由读者诸君去选择的。

专栏作者: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张国刚读史专栏】

品读《资治通鉴》(2)魏国的兴起:文侯治国

魏文侯(前445-前396在位),名魏斯,是上篇提到参与消灭智伯的那位魏桓子之孙。公元前403年正式被封为诸侯之前,他已经在位40余年。正是在他的领导下,魏国成为战国第一个崛起的大国。

魏国崛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天时而言,当时的秦国还在沉睡,齐国国君大权旁落,楚国内乱不止,魏国四周无强敌。就地理优势而言,魏国横跨黄河南北,主要领地包括今日之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河北和陕西的部分地区,都是当时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中原区域。但最重要的还是“人和”因素,魏文侯、魏武侯父子二代国君,在开国之后数十年,积极有为,励精图治,讲信修睦,使魏国成为强盛一时的大国。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人和”的事情。

先说外部的“人和”。

在外交政策上,魏文侯(前472-前396)致力于三晋结盟,营造和平的环境。韩国曾前来借师伐赵,赵国也曾想借师伐韩,魏文侯采取和事老的态度。“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开始韩赵都不满于魏国。后来,知道魏文侯是想二家和平友好,“皆朝于魏”。魏国促成了三晋的结盟,自己因此成为盟主,“诸侯莫能与之争。”

在内部的“人和”上,首先是通过改革,化解矛盾;同时注意识人、用人,儒法并用,不拘一格,调节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资料图

战国的改革自三晋始,三晋之中,魏文侯首用李克(一般认为李克即李悝)变法。李克(前455-前395)变法的宗旨是为了富国强兵,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国家鼓励垦田、激励农耕。他颁布的《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即要有效保障百姓的生命权和财产权。《法经》曾被商鞅带到秦国,是商鞅改革的起点。李克的思想务实,总体上属于儒法兼修的杂家范畴。

《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津津乐道李克的一则轶事。有一天,魏文侯向李克请教国相的人选:“先生总是告诉寡人,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魏成与翟璜这两位大臣,先生看哪一位更合适担任国相呢?”李克没有说具体人选,只谈了谈自己对识人的看法:“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也就是说,要细致地观察他的行为:居常看他亲近谁,富贵看他结交谁,显赫看他保荐谁,困顿时看他何事不为,贫穷时看他何利不取!李克说,凭这五条您就足以确定国相任选了,何必征求我的意见呢!魏文侯大喜,说先生回去吧,我知道选任谁做国相了。李克的这一套识人术在春秋战国时代不乏类似表述,后代也流衍甚广。其核心思想一是行胜于言,二是人以群分。

刚出门,李克就碰到了翟璜。翟璜笑眯眯地问,听说今天国君就选相一事征求您的意见,结果是谁啊?李克说,我猜测国君会选择魏成。翟璜唰地变了脸,愤愤不平地说:我哪一点比不上魏成?

魏成、翟璜的差别在哪里呢?魏成把自己的绝大部分俸禄都用来搜罗人才,向国君推荐了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这三个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儒门高手。卜子夏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在孔子最优秀的学生中,他以“文学”见长。有人甚至认为《论语》的编纂就出自子夏及其门人之手。子夏在魏国讲学授业,创立了一个“西河学派”,其中不乏经世英才。李克崇尚法治,兼习儒术,大约就受到子夏等人的影响。汉武帝之前,儒家思想不曾被统治者真正奉行过。有之,则从魏文侯始。魏文侯师从子夏学习经艺,向隐居不仕的段干木请教治国之道,聘著名儒商子贡(即孔子爱徒端木赐)的入室弟子田子方为客卿,引起当时诸侯的震动:“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司马迁《史记·魏世家》记载说,秦人曾欲伐魏,有人就提醒他:“魏君礼敬贤人,仁爱国人,上下和合,未可图也。”

翟璜也向国君推荐了许多优秀干才。比如,西河郡守名将吴起,治理邺地的能臣西门豹,攻打下中山国的大将乐羊,包括担任中山守将的李克,乃至太子的师傅屈侯鲋等。这些人都是杰出的文臣武将,各有所长!于是,我们就发现,魏文侯治国用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才。卜子夏、段木干、田子方有道德上的优势——儒家自律比较严,同时还有战略上的开阔视野,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是帝王之师,“坐而论道者也”。而李克、吴起、西门豹在不同岗位上各司其责,是分而任事者也。根据李克的说法,魏成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师;你翟璜推荐的人,国君以之为臣。你识人的眼界,还是比魏成差一截。翟璜认同了李克的说法,为先前的失态向李克道歉。

治国理政,需要各种人才。“五常异禀,百行殊轨,能有兼偏,智有短长”(《人物志》)。李克认为国君不仅需要各行各业的干才,更需要的是能够帮助其提升境界和格局的指导者。下面这两则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

有一次,魏文侯与田子方在一起吃饭,欣赏音乐。魏文侯说:钟声不对称啊,左边的声音好像略高。田子方只是笑笑,没有吱声。魏文侯迷惑地问:你笑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田子方说:“臣听说,为君者致力于辨官,不着意辨音。如今主公着意辨音,臣担心会忽略对官员的识辨啊。”田子方的意思是说,为君之道,无非用人任事,国君关注的重点当在用人当否,不宜对臣下的具体工作,作即兴式品头论足。田子方不愧是儒商子贡的高足啊,深谙领导艺术。

还有一次,魏文侯的嗣子魏击(约前432-前396)路遇田子方,下车伏谒施礼。田子方并没有还礼。魏击很不高兴,冲着田子方大声嚷道:“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是富贵者值得高傲呢,还是贫贱者值得高傲呢?田子方平静地回应道,当然是贫贱者可以,富贵者不能。诸侯傲慢失其国,大夫傲慢失其家(封邑)。失去国家和封邑了,要想重新获得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我贫贱之人,言不听,计不从,拔腿就走,到哪里去不是贫贱呢!魏击,后来的魏武侯,犹如被当头棒喝,赶紧向田子方谢罪。

田子方教导太子的道理发人深省。有担当、有事业、对未来有期待的领袖人物,应该比他人更自律更克己。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历年图序》,相当于《资治通鉴》的一个大纲。他在文中论及五种不同的人君:创业之君、守成之君、陵夷(出现危机谓之陵夷)之君、中兴之君、乱亡之君。这些人君的差别不全是因为才能有高下,更取决于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差异。司马光认为,同样是中等才能,能够自我约束,即可守住家业不坠,是为守成之君;倘若不能自修,就会出现衰败的危机,是为陵夷之君。领导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说话,处事,为人,要比一般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在更高的平台上,管理更宏大的事业。

总之,魏文侯治国理政,不仅有成就,而且有经验。这些经验构成了中国古代明君治国的微型标本。

推荐书目:张国刚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华书局出版。

*本文系凤凰网国学频道独家专栏,经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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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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