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新平：当代中国到底有没有宗教？这是一个悬案（图）

【讲堂实录之二】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卓新平

二、文化核心与信仰、宗教的意义

关于信仰，习近平主席提出人民应该有信仰，非常明确地用了“信仰”这一表述。由此，中国当代政治术语中已明确为“信仰”解经，信仰包括民族、精神、宗教科学等方面。今天中国社会对信仰开始重新审视，已成为中国的问题。中国人有无信仰，中华民族有无信仰本来是无需讨论的，但在过去，尤其在五年前成为社会热议话题，不少人认为中国不需要信仰，他们认为信仰就是宗教信仰，在中国社会，宗教处于一个并不重要的地位，甚至被称为落后、愚昧，迷信的精神状况，有信仰者成为被蔑视的对象，似乎中国文化的“哲学”性特征和共产党的科学理性思维已经超越了对信仰的依赖，一切都可以用哲学理性来说明和解释。

讲座现场

1、何为信仰？

何为信仰？德国哲学家康德有句名言“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是最重要的表达，他喻指的超然敬畏感和内在约束感，不过是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结合而已。一些人认为，如果说保持这种痴迷、信仰是一种愚笨，我们现在更愿意机灵一点，不要那么笨，但看似聪明的一些当代中国人，以这种功利的心态是没文化、无爱心、缺道德，带回中国人怎么了的问号。中国在世界的形象当中是没有文化，虽然信仰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没有这种精神追求，在现实中是很危险的，社会会成为一盘散沙，从这方面来讲，到底中国人有没有信仰，信仰需不需要这种真正的考验，煎熬着中国人的人心，这个问题，今天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有些人搞妥协，中国人可以说没有宗教，但是不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很危险的，但是这种信仰的人群中间，宗教信仰是他的一个重要选择，有些人认为离开宗教就谈不上信仰，所以出现的复杂问题太多了，我们处于社会及思想转型时期的多远状况和看法分歧，未达到共识，如何达到共识，也决定中国文化的重建，所以没有信仰的支持，社会道德很难表达，而社会道德是一种工具理性，是一种实践理性，而信仰是一种价值理性，一种绝对理性，二者的关联是一种互动的。所以，中国人现在一些信仰观点的善变，我们可以体现出来，比如最为典型的就是关公崇拜，其实最早是对关公的这种诚信、仗义作为态度、神化，称为神明，从这一点来讲，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信仰最大的区别是我们的信仰能够超越，行走于元神之间，强调要走人间正道，钱穆指出：“关羽为什么遭受中国人如此崇拜呢？正因为关羽有他的道德精神。”他虽然事业未成，而且还兵败被杀，但无损其道德精神之长存千古。关公是信守诺言、执著情谊的古代武将，中国人对其品行的敬仰一直延续至今。只可惜关公崇拜在重物质方面，现在不少知识分子重新研究关公信仰，找回他的本身，从这一点来看，关公信仰是在世界上最活跃的信仰表述，现在不少地方以“申遗”方式来谋求其返璞归真。

那么，信仰到底是什么？信仰具有前瞻性，信仰是朝向未来的，是向前争取的，在中华文化今天的重建中，应该有一种信仰的呼唤与终极回归。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对信仰的理解是非常关注的，信仰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现象，反映出人类在认知和实践上的超前把握及决定，体现追求超越性和神圣性的境界。“信”体现的是认知上的一种超前性和超立性，“仰”则是行动上的超越性和敬畏性，指一种往上的、超然的折服的心态及相应的行动选择。信仰虽然可能有神秘性的因素，它是前瞻的，不可精确，但更多表达的是一种敬佩、推崇和神圣的境界和情怀，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看到信仰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它被视为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把握世界的方式，如何把握世界，有多种多样，信仰是以向往、憧憬、追求，甚至自我牺牲、奉献的态度及方式表达出对某一事物、事业、理想或幻想，表达出他对某种价值观、人生观、时节观或宇宙观的执着和信守。信仰是源于现实却不同于现实的更高、更为超验的心理素质和精神生活，信仰编织着美好图景，构设出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今天我们谈中国梦，这个梦的精神，实际上跟信仰就有关联，虽然它看似虚无缥渺，但在人类文化活动中，信仰是精神生活的最高追求，人们追求理想，有信仰，从而形成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中国文化的理解中，强调“信”字从人，信仰问题是人的言论问题，是人心所向的问题，中国文字的信仰观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言出于心，就是提倡仰慕光明、崇拜太阳的气度和普照众生的精神，信仰因其前瞻性、语言性而与现实有差别与张力。信仰给我们带来反省和反思。当然人们对信仰有着不同的理解，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信仰乃宗教所独有，离开宗教则谈不上信仰；另一类认为信仰与现实有关联，这样它将涉及到更大的社会领域。

为了信仰，该怎么办？它不全是一种理性的分析，而是一种向往与追求，如此一来，它在这种心理和情感上的确定，必须面对信仰在实践中的睿智性、冒险性，正如帕斯卡尔提出“信仰之赌”，基尔凯郭尔也提出“信仰跳跃”之说。在此，信仰是一种前瞻、一种托付，一种投身，一种冒险，在这种意义上，它的追求是忠诚的，有价值的。人类历史的发展与信仰密切相关，这种信仰的过程是不断认识自我、超越自我。对世界、宇宙、人生是在“透”与“破”之间恰当定位，旨在超越自我，达到升华性的精神回归。信仰的存在则使之能安身立命、团结凝聚，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和公共能量，在这种追求中有一种群体的互动和关联。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要对信仰有精确分析是不可能的，它是另外一种维度，其实我们讲的理性分析和哲学分析，都有局限性。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中国科学院的前院长曾做过一篇报告，我们的科学认知达到什么程度？在宇宙的世界，科学能说明的达到4%，剩余96%是一种猜测或推测，哲学推理有多大把握？康德提出的纯粹理性批判就强调了哲学理性推演的局限性，从这个观点看，认知（哲学认知）具有局限性，但它是模糊性、神秘性的信仰，打开另一扇认知自我的大门，这就是信仰的相互关联的特点。

2、当代中国的信仰理解与信仰包容

人类的信仰不可能是单一的，信仰分有层次，不同层次的信仰可以和谐共处，甚至同时共信。此外，同一层面的信仰也可分为多种，彼此同样可以从相互排斥经过对话、理解而走向共同存在、和平相处。一般而论，信仰可分为世俗信仰和宗教信仰两大层面，其中世俗信仰从“此岸”“今世”的角度关注人类相关领域的未来发展，对之表达一种追求、坚信和确认；宗教信仰则设定一种终极神圣或终极实在的存在，认为一切包括未来均在这一超然神圣存在的把握、掌控之中，人们对其认知、信仰则多为神秘化的形式，但同样也并不排斥理性认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信仰的存在就有了各自不同的空间或领域，而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或跨信仰沟通自然大有可能、大有作为。我们对信仰的认知，应该是多元的，大致分为四个层面：政治、民族、文化、宗教。

（1）政治信仰：社会理想之追求

政治信仰是人类各组织团体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所持守的信仰，是其对所追求的政治目的的坚信。政治信仰虽也面向未来，却有其明确的此岸性，属世性，是其生存处境中的社会理想追求，即以政治的手段来改善或革新其所在社会。共产主义是我们追求的信仰，这种信仰源自马克思思想，马克思思想来自于基督教文明。实际上我们对共产主义的追求，也是走过一些弯路的，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曾经提出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来又发现这个目标还很远很远，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执政党的定位是什么？我们今天的社会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信仰共产主义，只能是对未来有所憧憬和信仰，从这个方面来讲，中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等都具有政治信仰属性，但其能否实现无疑是其信仰者所追求的未来发展。

（2）民族信仰：民族之魂、精神支柱

民族信仰是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信仰与民族精神紧密关联，民族精神因其继承性、延续性和永恒性而成为了信仰，对其民族精神的持守就是其民族信仰的表现，信仰本民族的精神即意味着守护其精神家园、传承其民族文明。如犹太教在其长达2000年的历史上是没有民族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历史上，波兰民族以天主教信仰为其民族之魂，为何天主教在波兰这么强大？因为这是民族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结合，但民族信仰不一定都是宗教信仰，只是把它上升为一种信仰，从这方面来讲，它是守住了精神家园，传承其民族文明。因此，不同民族都有不同的民族信仰，犹太民族就具有与神立约的契约精神、期待“复国救主”的救赎精神、忍受磨难痛苦的赎罪精神和精明睿智的“选民”精神。视为信仰的民族精神还包括理性思辨、执著严谨、社会批判的德国民族精神；崇尚自由、追求民主、欣赏浪漫的法国民族精神；冒险创新、稳健有序、规范优雅的英国民族精神；群体至上、直率顽强、欧亚融通的俄罗斯民族精神；自由开放、拓展扩张、尊重个性的美国民族精神；大和共荣、居安思危、服从团体的日本民族精神，等等。日本是一个岛国，有地震、海啸的危险，这个民族的扩张需要有一种团结、共构以及冒险精神，周边国家谁弱势，就可能成为他的扩张对象，中华民族必须自强不息，有句名言叫“落后就要挨打”，这在中日关系上是非常危险的，民族精神有的与宗教信仰关系密切，像犹太民族、印度民族等等，各有侧重。这种民族特点中有不同的拓展，西方人谈到英美，英国最早是以新教民族的主导地位，其以基督新教为信仰而形成在北美的扩张。

中华民族的信仰以向心凝聚、整体共构的“大一统”思想作为其核心精神理念。这种“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的统一观念乃中华民族之魂，立国立民之本。大一统之持守为中国政治的阵地，“统”、“和”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原则，自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车同轨的秦朝统一中国以来，历史上的“大一统”与当今的“统战”理念一脉相承，形成中华民族的信仰原则和生存底线。一旦这种“大一统”的观念动摇，其实践失效，中国就可能分崩离析，中华民族则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在海外华人中，其中国人的国籍身份或许已不复存在。虽然我们也看到这种“大一统”观念在许多民族中都有体现，尤其在东方各民族中，如印度、日本等等，虽有政治上的严肃性，但没有民族信仰，所以分分合合。“大一统”有很多说法，如“炎黄子孙”（所表达的统一祖先的信仰），“龙的传人”（所折射的民族图腾之凝聚观念），等等，都是从远古延续至今，最初是民族信仰的生动写照。实际上，中华民族是有一些象征文化成为民族信仰的，但也有局限，主要体现出一种内涵式、内蕴式、自强式、自我完善式的精神模式，侧重于黄土、黄河情调，草原游牧之风仅昙花一现，而无蓝海、蓝色经典，这种海之恋、海之信较晚才发展出来，而西方有这种海洋文化，中华民族对土眷恋，自古便有“宁失千军，不丢寸土”的豪言。这种土地情怀体现了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深厚底蕴，这种观点几千年来延绵不绝，当面对外强冲击时（清后期以来），我们所说的黄土抑或是内陆文化就处于劣势，疆土反被分割、被肢解，反而看到中国民族精神被最大化的消解和遗忘，可以说近现代中国人的民族信仰已退隐为一种民族潜意识，未能彰显。

（3）文化信仰：文化发展之源动力

文化是人类发展的精、气、神，是各民族及各社群的灵魂所在。这里所言的文化可泛指人类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与之相关的文明则主要指不同的文化类型及古今各种文化形态。文化信仰是对精神文化的崇敬和信仰，对以往的意识文化要饱含“一种温情与敬意”，也只有这样，“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英国政治家丘吉尔谈到这种文化信仰时说“英国宁可失去印度，但不能失去莎士比亚”。相关的文化或文化认同及共识也可以超出国土、跨越国界，有更为宽阔的辐射和影响，在政治信仰各异的处境中仍能达到文化信仰的相同。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信仰往往体现一种内涵式，而文化信仰可以是一种扩展式的、外延式的，这是我们思考在文化战略时需要关注的。有人建议基于“文化中国”的理念来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实现文化上的“同情共感”、“同体共爱”，达到“情深而文明”的境界。

文化信仰保持了一种内蕴的精神力量和外延的包容涵括：其内蕴的精神力量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使命；在外延上，则体现在其“海纳百川、宽和共融”的文化气势上。“大一统”民族共在的奥秘，就在于“多元通和”的气魄。从而使中华文化成为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宽容中和的“和合文化”。这种“和合”性就具有牟钟鉴所言“多源性的综合，多样性的交渗”。只有建立多元文化，我们的文化才能重建，文化信仰才能彰显。因此，文化信仰涉及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首先是一种生存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日本经济史学家西川博史提出，全球化的人类应相互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和现实利益，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拥有“共同体价值观”，并通过逐渐培育这种相互理解的共同价值观来建立一种“文化共同体”。这种发展应该就是典型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虽然没有实现，但也是一种信仰，并引领世界。中国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联合国的承认，我们将会起到示范作用。不说中国学者将中华文化定性为“德性伦理”的文化和“中庸明河”的文化等等，这是对我们中华文化非常肯定性的信仰表达，但是同样，我们也要有一种自我反省，李泽厚先生就谈到中华文化的实用理性，它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华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不狂暴、不玄想，李泽厚先生对中国文化也是一分为二，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要有文化自信，也要有文化自省，要有中道智慧，不走极端。

在社会文明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呈现出“农耕”、“游牧”、“海洋”等文明模式，各有其文化信仰之梦。中国农耕文明传统留下了国民安居乐业的稳定、和谐、温馨之梦，美国是自由拓展、寻求成功之梦，承袭着大英帝国。我们可以看到在个人气质上，西方文化信仰以中世纪的“骑士”风范演化为“绅士”风度和“牛仔”性格，而中华文化信仰则给人以激励。

（4）宗教信仰：彰显中国文化主体性

宗教信仰在中国社会认知上应该是最难的。宗教信仰追求的是一种终极实在和终极价值，但在当今国内也是争论最多的，到底有没有？应该是什么？从这方面来讲，也是我们中国现在关于宗教的反省，应该是最复杂、最痛苦、最麻烦的。在众多的信仰表述中，宗教信仰可能是最为典型、最为深刻反映出信仰内涵的表述。信仰是人类文明重罪为普遍的现象，历史上各个民族都有它的宗教信仰，任何国家或社会不可能长久地彻底消除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可以被新的信仰崇拜所取代，但人类本身的信仰并不能被完全消灭，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看到伊利亚德称宗教为“人类学常数”，中华民族一方面强调我们是人类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另一方面，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将会从伟大的民族中间边缘化。

对于宗教信仰，一般分为三类：一是绝对一神论的宗教信仰；二是二神以上多神论的宗教信仰；三是抽象、升华而似乎呈现为“无神”的宗教信仰。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宗教信仰必以“神明”崇拜为内容，故与“无神”论的宗教信仰似以悖论。耶路撒冷老城是绝对以“神”为信仰的发源地，在人类信仰的发展中，产生人类宗教信仰主要是三大板块，且都在亚洲，西亚板块形成的“绝对一神论”带来的问题最多，这就是所谓亚伯拉罕传统宗教范畴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认识上惟我独尊，从而成为今天世界纷争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板块是南亚的多神论板块，还有一个是东亚的神论板块。可见，人类信仰的生成板块都在亚洲，而且自古延续至今的文明宗教基本上源自亚洲，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如果我们没有信仰，大国地位怎能说得过去。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信仰传统，我最近写了一本书讲这个道理，当然我们对文化信仰的理解，不可能跟西亚板块绝对“一神教”的认知完全一样，它只是宗教信仰的一种模式，还有多种模式，实际上从中国文化来讲，我们的宗教信仰从上古就已经开始了，上古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亦是宗教信仰的源头，留下了诸多神话和传说，传说就是古代的历史，神话就是古代的哲学。此后，在儒、佛、道三教的历史中，宗教信仰得以集中和凸显。“敬天”、“法祖”、“仁爱”、“礼治”、“德政”等乃宗教、伦理、律法的有机共构，体现出仁、义、礼、智、信等各个方面。我们在谈儒家时有更好的历史审视和辩证评价。

中国传统文化离开儒、佛、道则会被架空，缺失关键内容。它们的功能，按楼宇烈先生的表述：在治世上，儒家提供了拿得起的担待，以儒修身，志在治国、平天下，曾为立国之本；在治心上，佛教提供了放得下的台阶，以佛理心，去除各种欲望、杂念，曾为“破恶之方”；在治身上，道教提供了放得开的平台，以道养生，望穿时空。除了儒、释、道之外，中国社会宗教信仰还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历史上还有犹太教、摩尼教，现在发展成巴哈伊教，中国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国度，它并未从世界大宗教文化中分离。

通过对宗教的理解，今天在中国这一神州大地，从“神州”方面就看到中华文化对宗教的体认。对“神州”的理解已蕴含着中国文化传承和信仰意义的一种体悟，这样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重要的历史人物，崇拜的神明、天神是有密切衔接的，形成我们所说的“天人感应”，这是中华文化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中国古代也有很多自然宗教和文化传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多神教背景，应该说中国也有一神教，何为中国的基础文化？最早是吸纳佛教，现在伊斯兰教也在其中。中国是一个建构方面的教，而教是从精神、理念开始讲，实际上“宗教”二字的并用是比较晚的，最早是强调对神道的信仰，在殷商时期就有关于“道”的表达，我们前面说“教”只是教育之“教”，没有宗教之“教”，而实际上它包含了宗教和教育，蔡元培先生所言：“教者,所以明人与人相接之道者也。国无教,则人近禽兽而国亡,是故教者无不以护国为宗旨者也”，这种说法也间接承认了中国有宗教的文化传承。

中国“宗教”二字合用，最早始于佛教术语，从公元459-54年开始，但佛教以佛所说为“教”，以佛的弟子所说为“宗”，这是古代对宗教的理解。现在对宗教的理解，可追溯至19世纪末，宗教的汉语表达是假道日本，通过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翻译西方辞典时就用了这个词，后来传到中国，这也是典型的“出口转内销”。后来对这种翻译有不同的看法，在“宗教”一词传入中国时，也出现了“中国没有宗教”的说法，这个说法最为典型的代表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特别强调孔子是宗教的教主，中国是没有宗教的，中国的文化以哲学传统为主。随后，蔡元培提出“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的说法，也说明中国没有宗教。后来，梁漱溟强调“中国人肯定人生而一心于现世，这就与宗教出世而禁欲者绝不相涉”。

在此之前，他们强调有宗教，之后也强调有宗教，像梁漱溟明确中国人有宗教，而梁启超否认中国人有宗教，是针对他的老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到底在中国有没有宗教？这成为一个悬案，至今并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