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诗教生涯，感发生命

抗战胜利后，叶先生南下上海结婚。顾随先生邀她家宴送行，赠诗惜别。“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足见对她期许之高、寄望之深。后来局势急转直下，不复有唱和之乐。顾随先生在1947年寄叶先生的信中说道：“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叶先生不负业师期望，果然“别有开发，能自建树”。顾随先生早年报考北大国文系，蔡元培赏其才学深厚，认为再读几年国文系，倒不如研习西洋文学，以期融汇中西、卓然有成，日后他终成一代名家。而叶先生于北美访问交流期间，接触西方文学理论，发现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遂尝试用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西方理论，诠释中国古典诗词。这也成为叶先生治学的重要特点。“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先生如是说。

叶嘉莹先生晚年，从自己的退休金中拿出一半，用十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以纪念业师顾随先生，同时设立的还有“永言奖学金”，以纪念车祸中丧生的女儿和女婿。

1948年婚纱照

叶嘉莹先生在王国维故居前留影

忧患乱离：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顾随先生曾经讲到：“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这两句话早已沉入叶嘉莹先生心底，“我当时对此并无深刻的了解，但如今当我经历了一生的忧苦患难之后，我想我对这两句话确实有了一点体悟。一个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狭隘与无常以后，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

平生饱经忧患乱离，熟知了人生的苦痛与无常，而始终与诗词为伴，叶先生说：“我的生活并不顺利，我是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出生在军阀混战的时期，叶先生以豆蔻年华遭逢日军侵华战争，亲历八年沦陷。17岁丧母，在伯父伯母照顾下，与两个年幼的弟弟相依为命。她回忆说：“上海陷落的时候，我父亲在上海航空公司。南京、武汉陷落的时候，父亲都在后方，多少年没有音信。那时候我母亲得了子宫癌，要到天津租界的外国医院开刀治疗。我母亲放心不下三个孩子，手术后坚持要回北京，她是在火车上去世的。”

1948年3月，在北平几所中学教书的叶嘉莹先生南下上海结婚，与丈夫生活在南京。时局剧变，11月，她和家人迁至台湾。1949年年末，叶先生的大女儿才四个月，白色恐怖笼罩台湾。丈夫被怀疑是“匪谍”，关押牢狱逾三年。丈夫被捕后的第二年，叶先生与不满周岁的女儿，也被抓进警察局关了起来。

一段时间之后，他们看叶先生实在不懂政治，把她放了出来。此时丈夫的宿舍被封，薪水没有了，自己被抓后失去工作，宿舍也没有了。天地之大，竟没有栖身之所，叶先生只好带着女儿投奔丈夫的姐姐。姐姐家也很困难，只有两间小卧室，姐姐和姐夫住一间，两个孩子跟奶奶住另一间。叶先生带着吃奶的女儿惟有在走廊里打地铺。

等到主人一家入睡了，25岁的叶先生才带着吃奶的女儿睡下。第二天很早就起来，赶在主人家起床前，把铺盖收拾干净。中午怕小孩儿吵到主人午休，她只能抱着女儿走入烈日当头的户外，去远处的树荫下徘徊。是时，叶先生写下五言律诗《转蓬》一首：“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叶先生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当时公立学校都不敢聘用她，她在一所私立学校谋到一个教职，便带着女儿搬进了学校。几年之后丈夫出狱，久困狱中致使性情大变，动辄暴怒。一段时间里，叶先生不堪忍受，甚至想过用煤气结束生命。后来经师友举荐，她同时在淡江、辅仁、台大三所大学任教，不辞劳苦撑起一个家庭。生下小女儿后，没怎么休养，又染上了哮喘。“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最终是王安石这首诗，给了叶先生慰藉与启示。她默默隐忍，对丈夫宽容忍让。

后来，叶嘉莹先生在加拿大取得终身教职，全家人的生活总算安定下来。正当她以为自己挨过了苦难，终于可以安稳度日之时，1976年3月，结婚不足三年的大女儿和大女婿，却在车祸中双双亡故。车祸发生之前，叶先生途经多伦多还探望过大女儿一家，随后她又转往费城，探望小女儿夫妇。到费城的第二天，就闻此噩耗。

叶先生默默操持后事，待丧礼结束，她把自己关在家中，一段时间里不见任何人。那时她经不住任何人的关心了。“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那段时间，她写下了《哭女诗十首》。母亲过世，女儿女婿罹难，逼迫着叶先生思索人生的短促与无常。个体的生命到底短暂，文化的传承却能够长久。多少年过后回想往事，叶先生淡淡地说：“我以前的苦难是非常多的，可是我现在觉得，我真正的寄托、我的心意，在于传承。”

从1950年代起，叶嘉莹先生开始著文评析诗词，第一篇论文即是写王国维的一首词。当时叶先生感到人生至深的悲哀，而王国维诗词恰写得极为悲观。1970年，叶先生第二次去哈佛，开始王国维研究。哈佛燕京图书馆单独给她一把钥匙，闭馆后仍可留下工作。夜晚，她独自走过长长的、静静的通道，“竟有一种感觉，仿佛静安先生的精魂就在附近徘徊。”

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则记载着叶先生与王国维之心灵交谈的痕迹，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指出：“为什么选择了王国维？这里有难言的苦涩吧？作者的词学观,多少受了王国维的影响，而诗词的写作，亦与王国维多有暗合之处。更主要的是，王国维严肃、沉凝的气质里，流露着深沉的悲剧精神，那里显示着人性的脆弱，与世间的无奈。一切辗转于风尘间的漂泊者，都可以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现代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

“我是一个对于精神感情的痛苦感受较深，而对于现实生活的艰苦则并不十分在意的人。我之所以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是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召唤。”叶嘉莹先生如是说。

诗教生涯：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

“我投身教学是一种必然，我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其他的能力。大学毕业分配去教书，那我就教书了。一教书，就从教书之中得到很大的快乐。我对于年轻的学子，能够把我所体会的、 所了解的说给他们听，往圣先贤、诗家词人那些感情、理想、志愿，同学们听了也受到感动。这样我就爱上了教书的工作。”

叶嘉莹先生从1945年开始教书，七十年来不曾间断。自辅仁大学毕业之后，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台湾，再往美国、加拿大，又重回大陆、台湾。她不只在中学、大学的讲堂里讲过，还在广播、电视上讲过，哈佛的研究生教过，幼稚园的小朋友也教过。

并且，叶先生比其他教师多教了几倍。人家一般只教一个学校，她却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教三个中学，在台湾教三个大学。当时叶先生在台湾遭逢困顿，许世瑛先生、戴君仁先生举荐她到台湾大学教大一国文和历代文选。后来又请她在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兼职授课，教诗选、词选、曲选、杜甫诗、苏辛词。淡江大学设立夜间部，也让她教。叶先生说：“我现在都难以想象，当时怎么会教了那么多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