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余敦康：逆境中以身证道 心气与古人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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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早晨，当代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余敦康先生因病去世，享年90岁。
余敦康先生1930年生于湖北汉阳，1951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一年后因院系调整转入了北京大学。1955年大学毕业后分到天津一所中学教学一年，1956年回北大哲学系读研究生。1957年大鸣大放中，余敦康一连写了四封信，信中说：“在现在，光喊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是不够的。还要喊：理性的原则万岁！民主和自由万岁！社会主义的法制万岁！”因为这几封信，他被划成右派，到北京农村劳动，三年后返校，从事资料工作，1969年摘帽。1970年被分配到湖北枣阳平林公社任中学教员8年，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1987，调入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1989年返回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任研究员至2002年退休。但是，余敦康先生退休后，不仅经常去北大讲课，在一些社会活动中弘扬中国哲学，而且研究不辍，在2018年，他还出版了一本新书《哲学导论讲记》 。
不难看出，余敦康先生的学术研究开始于48岁之后。清代赵翼的《题遗山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对于余先生而言，坎坷的经历固非所愿，也耗费了他很多壮岁光阴。但另一方面，这些坎坷和经历，又使得他从年近半百才开始的学术研究具有了以身证道、学从悟出的意味。中国哲学讲究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余先生的回忆，也证实了“落难”对于他哲学研究的影响：“魏晋玄学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从中寻求着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满足，魏晋时期的哲人，具有深沉的时代忧患意识，他们崇尚思想解放、个性自觉的人格，将这些精神诉诸笔端，这些都非常契合我的性情。玄学家在承受着生存困境和悲惨命运的情况下仍然苦心孤诣地去探索天人新义，我以自我生命的体认，从中发现了我作为整个人的本体性的存在，找到了一条不从知识论入手而以整个人为裁判者来解读玄学的新途径。”如果没有这段逆境中的“精神突破”，余先生代表作之一的《魏晋玄学史》，或许将是另外一番风貌。
类似的现象并非余先生独有，比余先生小一岁的流沙河先生身处逆境时阅读庄子，事后还出版了《庄子现代版》《庄子闲吹》等著作。“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以个人而论，余敦康先生继承了中国知识人的这一传统，在儒道之间出入自如，在入世和出世中迅速转换。即便身陷困境，也能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滋养，使自己脱离于精神的禁锢。此番经历，使得他不仅在学问上与魏晋古人心气相通，更有身心合一、身体力行的共情与切近。
正是有了在农村劳动、在高中任教等基层工作经历，余敦康先生对于魏晋玄学在知识层面上得以深化，在感情上得以升华，在精神上得以突破，在学术上得以成就。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他将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悟凝聚成惠及大众的精神财富，他“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过程和源头的研究，提出中国历史社会在道统、政统、学统、俗统四要件的内在构成及有机运动中发展，其中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合理张力是社会正常发展的关键。依据普遍性的价值原则进行文化整合，还是为维护个别集团利益实行权利整合，是中国历史兴衰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视角，基于中国传统知识人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与西方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异曲同工。由此亦可看出，他不仅没有放弃他大鸣大放时的理想和心愿，而且更积淀和升华为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宏大关怀。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做法可谓“学术报国”——虽然与现实有所距离，但隐然保持着关联。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但是，余敦康先生对知识人使命的自觉担当，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情感，对于道统与正统之间张力的反思都令人感佩。而他和蔼待人、即之也温的音容笑貌，也将伴随着人们的记忆。
哲人已逝，风范长存！余敦康先生千古！
张弘 凤凰网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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