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何处觅真佛？韦政通这样解读佛教中国化史

【编者按】台湾著名思想家韦政通先生认为，佛教初来中土的时间，应该早于汉明帝时代。而佛教之所以能在当时的中国落地生根，原因之一是两汉之际“正是迷信大竞赛的时代”。佛法东来，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而其与本土思想文化的合流和融汇，既有相当长过程的激荡碰撞，也带来了更长时间的山河重塑。那么，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中，思想精英们面对这种异质文化的冲击，作何反应？他们又是如何将其涵化到中国文化的滚滚洪流中的？

本文摘自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王立新教授《连绵的群山与奔流的长河——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的写作与效果》第七、八节，原刊于在《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标题为编者所拟，配图由作者提供。

►韦政通（1927年12月-2018年8月5日），江苏镇江人，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从大陆到台湾，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出版过数十种哲学、思想、文化类学术专著，其中近百万字的《中国思想史》被赞誉为“中国哲学史的里程碑”，被众多大学用为哲学系和文科生的教材。

七

在写到南朝的反佛学者范缜时，韦政通指出，范缜与扬雄、桓谭、王充等一样，都属于无神论者，都努力批判经验以外的天神和鬼怪之说，他们都借助了先秦儒家的人文主义和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资源，只是前面数位，直接针对的，是汉代为达尊君目标而假造的天人感应和以欺枉世人为手段的谶纬神学；范缜的主要目的虽在反对佛教的神不灭论，在于通过抵制外来佛教，捍卫本民族的传统。但在这层意义之外，范缜也有继续王充等反对神学迷信的意义，所以韦政通才说，范缜在一定的意义上，回到了“汉代扬雄以降”“反宗教运动的一贯立场”，因此，不管范缜的思想，“理论本身有多少缺陷”，但它“具有时代的意义，也具有历史的意义，这是不可掩蔽的。”^[1]这种看法也改变了过去我们对范缜主张神灭论意义的单向、孤立认知。

范缜在举朝追随皇帝，一起尊奉佛教的时候，敢于撰写《神灭论》公开反佛，而且当着众廷臣在朝堂上批评梁武帝，勇气着实不凡。“一个靠近权力中心，随时都有机会飞黄腾达的知识分子，为了忠于自己的信念，备战不懈，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更有意味的是，韦政通在书写范缜反佛生涯的时候，还为崇奉佛教的梁武帝“美描”了一笔。站在最高权位上，而又满怀诚敬信奉佛教的梁武帝，并未因范缜在朝堂中公开与自己作对而除掉他，“只是号召群臣，在文字上反驳他。身为帝王，握有生杀之权，对付一个‘异端’分子，采取如此文明的方式，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罕见。”^[2]在我们寻常所见的历史书写中，何曾见过对梁武帝这等的评价？

类似的精彩书写，在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里经常出现，阅读韦政通这部书，确实有种行进在连绵不断的美妙风景中，让人目不暇接，心不暇歇。惊奇与兴奋，始终相伴在阅读之中，常会生出欲要拍案或者欲要欢呼的欲念。

表彰范缜为捍卫本土传统而排击佛教的精神不灭论，并不是为了说明佛教不好。佛教如果没有优长，它就不可能跨越国界传播得那样远，整个东亚地区，在佛教外传以后，逐次受到佛教长远而又深刻的影响，这件事情，就足以说明它的非同寻常。

一般研究者认为，汉明帝永平八年（公元65）派遣蔡愔等西行求法，归而建白马寺、造佛像、贮佛经一事，是佛教进入中国的开始。韦政通却认为“佛教究竟哪一年进入中国及由什么样的方式进入，恐怕永远是一个历史之谜”。但他通过缜密的历史考察，指出佛教初来中土的时间，必在汉明帝之前。佛教之能在中国本土立足，最早的原因，一是因为帝王的崇信，帝王的崇信，“不过是在本土的鬼神祭祀中加进一个项目”，因为两汉之际，“正是迷信大竞赛的时代，帝王们不免有新的好奇心理，对佛教未必虔诚。”二是由于外来僧人多能投本土的风尚，“一开始”佛教就是“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而“这两点足以使初入的佛教消除许多阻碍。”^[3]

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很快与本土思想文化由混合而汇合，成了中国文化和思想中一支鲜艳的奇葩，给中国思想带进一股强劲的新风。

在叙述佛教的过程中，韦政通对佛教高僧中的思想家及其思想成就，同样倍加赞赏，毫无只站在本土固有文化立场上的那种迂腐的执泥和顽固的排拒。如指证天台宗的智顗，是一位大思想家，他的思想“就像一棵生机充沛的树，不但枝叶丰茂，它的根须也必既深且广”，根须“不但延伸到整个的佛教传统，甚至也扩及到中国的学术大传统。”以至于使学者们感觉到，“天台的学说很接近老、庄的思想，是根据中国人的思想成立的”，“也有人说，天台宗是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的一宗系。”韦政通进而认为，“智顗的‘性德善’与‘性德恶’的观念，意义虽与孟、荀所言不同，可能也有些关系。至于天台宗‘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判教精神，更可能是受中国传统的影响。”但韦政通又同时指出：这些影响，都是智顗思想之“须”上的，“都与他的直接传承无关”，他的思想之根，仍然只是佛教。^[4]

韦政通对佛僧竺道生坚持真理的精神，表达了异常的敬佩。“在道生去世前五、六年间，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由于顿悟，他对众生皆有佛性之说深信不疑，可是在418年（东晋义熙十四年）由印度禅师佛陀跋陀罗（觉贤）译出的六卷本《大般泥洹经》中，却有一阐提不具佛性的记载，道生认为此义与众生皆有佛性说有显著的矛盾，于是公然提出‘阐提可以成佛’的主张，与《泥洹经》相对抗，这在那些抱残守文的僧徒的心目中，无异离经叛道的行为，因此被群起围攻，终致被逐出京师僧团。道生在这样的遭遇中，对自己的信念依旧深信不疑。他的遭遇与西方哲人斯宾诺莎因思想被教会除名的故事很相似，但道生比斯宾诺莎幸运，在他死前不久，由昙无谶主译的大本《泥洹经》问世，经中有与道生相同的主张，不但洗刷了他倡导‘背经邪说’的罪名，也更增加了佛徒对他的尊敬。这个故事对坚定信念和追求真理的人，实是一大鼓舞。”^[5]讲竺道生为坚持真理，不怕围攻迫害，顺势联想起斯宾诺莎，像是闲来之笔，实是神来之笔。读者由此了解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东、西方同样充满坎坷，追求真理的人，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可能遭受不幸。读者正欲灰心，却又见竺道生在有生之年，因事实被澄清从而获得超过从前的尊敬，从而受到鼓舞和激励，相信思想的火焰，终究不会被世俗的浊流和权势的压抑所淹没。写思想史，还不忘告诉人们思想的光辉终究掩抑不住，从而激发人们坚定追求真理的信心。

八

“创建唯识宗的玄奘”，也是一位为追求真理而勇于献身的典范，他“冒千死万难之苦，到西方的印度去寻根。”他历经千难万险寻回大量佛教原典，并且将其中的很多翻译过来，这种精神很能感动、激励人。写到这里，韦政通的笔锋却忽然转向，但“这样一件佛教史上空前的大事，不但没有引起禅师们的感动和关怀，他们却相反地，讬假于达摩，正尽心竭力地在发展一个以‘教外别传’为标榜的禅宗。似欲把佛教移植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韦政通这种笔峰的忽转，只是惋惜中国人没有借助玄奘翻译的佛经，补救中国思想认知理性和逻辑推证的缺失，惋惜中国人吸收佛教传统，却没有对佛教的理性思维和逻辑论证如唯识宗和因名学等加以足够的重视和必要的吸纳，并不是表达对禅宗的不满。他对禅宗同样欣赏，因此才说禅宗的出现，“不仅是佛教史上的一大巨变，即在整个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中，也代表一个重大的转机。”^[6]

韦政通在书写六祖慧能时，首先简略回顾禅宗的由来与演变，脉络明显，理路清晰。他的这种写法和文字本身的表达，给人一种佛教的“这个转机”，也使得中国思想的长河，忽然来了个大转弯的感觉。

说他的《中国思想史》，将中国思想的历史写成了一条跃动的长河，更多的都是来自阅读这类文字时所产生的感觉。而这条跃动的中国思想史长河，一直都在周遭的环境中行进，如果没有周遭的环境或者背景，这条河的流淌方式和奔流线路，都可能会发生另外的变化。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佛教思想在历史上的这次重大转机？韦政通分析说，“一方面要从佛教内部看，佛教教义经由三论、天台、唯识、华严诸宗相继传述和发挥，理论的繁琐，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而有禅宗的反叛。”当时佛教各宗派，为了证明各自的正统地位，都在依据佛经实施繁琐的“判教”论证。佛教本来为了启迪智慧，普度众生，而众生多半文化水平低下，很多人斗大字连一升也识不了，如此繁琐论证，如何能够使众生得到启迪和救度？“禅宗的‘教外别传’，极有可能就是针对判教这一方面的目的的大反动，于是反其道而行之，打掉一切经典的权威，直接由自家的心性上立本”，而禅宗对佛教各种其他宗派的反动，“恰好接上中国固有的思想传统，于是借用道家、儒家的观念，采用其方法并表现出相类的精神倾向，就都不足为奇了。”禅宗主张“教外别传”，就是不依傍任何经典，直指人心，全靠心性工夫自行了悟，这是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精神。这一点不仅可与庄子汇通，也正与儒家的心性一系不谋而合。这是禅宗具有明显道家和儒家特色的真正原因。

尽管宋代以后儒家的心性一系发展，在这一点上多有取于禅宗，但禅宗在产生不久就确立了这个主要的方向，并采取了这种主要的方式，显然也是受了孟子等早期儒家的启发和影响。“凡是由心性上立本的思想，都有不重经教和轻视文字的倾向，孟子如此，宋、明的陆、王也如此。陆、王且不说，如孟子，不仅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教言，更主张‘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这个意义下的学问，和经教、文字是可以完全无关的。禅宗接上这个传统，与一向强调浩瀚经典，以及喜造繁琐理论的正经佛教对照之下，自然是‘教外别传’了。”^[7]韦政通的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陆九渊的“心即理”、“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就算一个字不识，也要还我堂堂正正底做个人”，还有王守仁以“致良知”为根本工夫，之后便是“知行合一”的问题了。原来禅宗的不立文字，竟是这般模样，竟是如此规模。

禅宗虽然有意将佛教移植到中国传统之中，“由心性立本，纵然使用着与孟子相同的观念，不过它表现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佛教的；或者说，它的精神倾向，虽已接近儒家，但它的灵魂仍是佛家的。”有关这一点，《坛经》中自有证词：“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8]韦政通引用的最末一句，也有版本写作“何处觅真佛”的。

韦政通上述对佛教与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关系的说法，不止入木三分，简直有透骨之感。

有关禅宗产生的第二个外在原因，韦政通继续指出：“由于禅宗三祖以后，长期在文化落后地区弘布，佛教为适应这样的环境，也不能不做自我调整，因而大畅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说。”^[9]有关禅宗产生的这两点佛教内部原因，韦政通参考了印顺法师在《中国禅宗史》中的说法，印顺指出五点，稍嫌繁琐，韦政通将其提炼为以上两点。韦政通早年曾因生活艰困寄身佛寺，与云霞、仁俊、如学等诸多法师，都有频繁密切接触。尤其仁俊，他是太虚门下印顺的师弟，是韦政通佛学的启蒙老师。寄身南投碧山岩期间，仁俊正在这里禁足，韦政通与他朝夕相处长达十五个月。期间，韦政通手抄了印顺的《佛学概论》，同时也阅读了大量的佛学典籍。韦政通四次见过印顺，还写过接近两万字的《我与佛学大师印顺的对话》^[10]。他对佛教的了解，不是一般站在场外的学者所能相提并论。

韦政通对禅宗产生提供解释的第二方面，是佛教外部的原因，包括三点，一是社会的情势，一是经济的情况，一是政治的原因。

从社会的原因看，禅宗为什么会在南方发展兴盛，本来达摩想在北方传播佛教，但却一筹莫展，到二祖慧可时，又赶上北周武帝灭佛，于是转避到大别山区，传到三祖僧璨以后才慢慢获得发展，后来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都是在大别山区附近继续弘扬禅宗，使禅宗得到更大的发展。这一地区文化落后，识字的人士不多，又迷信成风。禅宗虽不迷信，但其所强调的“顿悟”方法，对当地人多少带些神秘感，“而又简而易从，最适合文化落后、民风纯朴又具迷信的人民去信仰。”达摩教也就是禅宗，是在文化落后的大别山区一带发展壮大的，后来慧能的两大弟子怀让和行思，也是在文化落后的湘、赣地区兴盛起来的。

从经济方面看，“安史之乱，是禅宗南北两宗盛衰的转捩点。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残破”，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黄河中下游千里无人烟”，“经济状况如此，北宗岂有不衰之理？……相反的，南方经济却愈来愈强，老百姓乃至官府才有余力支持宗教，而这一带正是怀让和行思两系的盘据地，所以就有机会兴盛起来了。”^[11]以上两点，是韦政通借鉴历史学家严耕望的分析之后的说法。

►韦政通早年曾因生活艰困寄身佛寺，与诸多法师密切接触。

第三点政治方面的原因，是韦政通在分析了北宗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因为当年北宗极受武则天直至唐玄宗的崇信，盛况空前，以至于神秀去世时，“洛阳合城四众广饰宫幢，礼葬龙门山，驸马公主咸设祭文。”这是《旧唐书》的记载，韦政通在引用之后指出，神秀当年在北方的隆盛程度和他对社会的影响力，“已大到皇帝必须利用他才能维持政权稳定的地步。”^[12]而禅宗的神秀一支即北宗的隆盛情况，却在后来南禅宗兴盛之后，被历史淡化甚至遗落了，在“许多文献中”都失去了记载。

有关禅宗兴起的外在原因，除了上述三点之外，韦政通以为，还“须从中国文化发展的情势看”，当年儒学正被看重，如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委命孔颖达等诸儒撰述《五经正义》；同时儒家也在努力进行自我调整，出现了刘知几的批判史学。传统文化在各方面都在努力寻找新的出路，佛教为了不在“生存竞争”中落后，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自我调整，禅宗在当时，纵使没有直接受到这种情形的影响，“至少也表现着同一步调的转变。”^[13]

不少学者经常站在固有传统和儒家的立场上叙述禅宗，所以总不免带有明显的拒斥和判教的意味。韦政通叙述禅宗，却是站在禅宗自身以及历史的客观情势的基点上，从而能对佛教以及其中的禅宗赋予符合事实的同情了解。他早年曾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儒家已成他坚定的信仰。他没有被这种信仰困锁住，能从那样的心境中走出来，从而能够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客观地看待儒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包括佛教，自然得力于后来获得与了自由主义学者殷海光、现代化派学者杨国枢等深入接触的客观机缘，更得力于他个人生命中一直不曾衰减的自我反省能力。如果缺乏这种反省能力，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就一定是以儒家为尺度的，对其他各家也一定是站在儒家立场去叙述和评说。如果是那样，他所写出的思想史，至少要折损掉一半以上的光辉，无法达成对其他各家客观而具有同情的了解。（未完待续）

►本文摘自《连绵的群山与奔流的长河——韦政通《中国思想史》的写作与效果》，首发于《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作者王立新，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注释】

[1]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711—712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2] 《中国思想史》上卷第696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三版六刷本。

[3]参见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卷第794——795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四版二刷本。

[4]以上所引韦政通说明佛教初入中国及其原因，均在《中国思想史》下卷第721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四版二刷本。

[5] 《中国思想史》下卷第770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四版二刷本。

[6] 《中国思想史》下卷第903—904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四版二刷本。

[7] 《中国思想史》下卷第905—906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四版二刷本。

[8] 《中国思想史》下卷第910—911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四版二刷本。

[9]《中国思想史》下卷第904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10月，第十四版二刷本。

[10] 以上韦政通与佛僧的实际关系描述，请参见《理想的火焰：我早期的学习经验》和《我与佛学大师印顺的对话》，分别在《中国论坛》1983年第9期和《天声》1971年第四、五期合刊上。

[11] 参见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卷第897、898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第十四版二刷本。

[12]参见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卷第898、899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第十四版二刷本。

[13]参见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下卷第904页，水牛出版社2015年第十四版二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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