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胡适年谱新编》的编撰与创新

【编者按】《胡适年谱新编》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核心人物之一，编著他的年谱，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教育学术发展状况，充实文、史、哲诸学科的学术史研究，都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本文摘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的前言，原文以《走进胡适的文化世界——＜胡适年谱新编＞前言》为题，刊载于《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作者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胡适年谱新编”首席专家。经本文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将“前言”分章转发。本篇为“前言”最后一章，备述编撰工作之繁复与诸多新发现。

►本文原刊于《中国文化》2024年秋季号。作者欧阳哲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著作有《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严复评传》《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科学与政治——丁文江研究》《探寻胡适的精神世界》《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傅斯年一生志业研究》《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等，编著有《胡适文集》（12册）等。

四、《胡适年谱新编》的编撰与创新

海内外现有胡适年谱三种：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0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耿云志《胡适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究其三著之长，胡颂平利用其担任胡适秘书（1958—1962年）的机会，详记胡适晚年最后四年（1958—1962年），所著从第七册起几乎每年一册，篇幅接近全书十分之四。此外，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在材料上可视作其编撰年谱的补充。曹伯言、季维龙在编著《胡适年谱》以前，曾编辑《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胡适书评序跋集》（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1月）等书，对胡适著作情形颇为熟悉，其著查阅、利用了大量已刊与胡适相关的报刊资料。耿云志“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胡适档案，特别是当时尚未公开的部分胡适来往书信。但现有三部胡适年谱也共有其短：一是均在《胡适的日记》（影印本,18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胡适书信集》（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以前编著。因胡适日记尚未公布，故对于胡适日记的利用，除了已出版的《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48年）、《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可以利用外，其它大部分的日记材料均无法利用。胡适日记是了解胡适生平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经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胡适日记全集》）在海峡两岸的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出版。此外，还有少量尚未经整理和刊布的胡适纪事稿本保存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胡适档案”和台北胡适纪念馆收藏的档案中。

►胡适1927年摄于美国纽约，此照片胡适题赠给康乃尔大学地质学教授亨利·韦莲司的夫人，她的女儿即是胡适的女友伊迪丝·克利福德·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图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胡适生前交往广泛，周末甚至做“礼拜”接待各方访客和好学青年，坊间流行的“我的朋友胡适之”即是他当年热情待友的证明，从胡适的来往书信可以看出他的人际关系网络，但比较系统的胡适书信整理迟到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我与耿云志先生合作编辑的《胡适书信集》才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只有少量的胡适书信公布于世。二是少见采用胡适在欧美发表的大量英文作品。袁同礼与尤金•L•德拉菲尔德（Eugene Livingston Delafield）合编《胡适西文著作目录》（Selected Bibliography of Dr.Hu Shih’s Writings in Western Languages.《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庆祝胡适先生65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故院长胡适先生纪念论文集》，收文247件）。在此基础上，周质平先生按图索骥，收集、整理、编辑《胡适英文文存》（147篇，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胡适未刊英文遗稿》（66篇，台北：联经，2000年），此外还编译新发现的胡适与韦莲司来住书信——《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175件，台北：联经，1998年)，对胡适英文文献的收集整理《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5至41卷增收了部分胡适英文作品和书信（著述239篇、书信844封）。近年来人们又发现了大量胡适英文文献材料。这些英文材料大多没有编撰进入现有三部年谱。胡适在美国生活、学习、工作长达二十五年时间，美国报刊发表了大量有关的他的新闻报道，这些材料过去几乎很少进入人们的视野，更遑论整理、编译和出版。三是胡适在北京大学执教十八年，长期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协和医学院董事，历任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院士、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等职，现有三部年谱对于这些机构的档案材料鲜少利用。即使北京中国历史研究院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收藏的胡适档案，三著的利用率也颇为有限，英文档案几不见征引。鉴于已有年谱的这些缺陷，我们认为，编撰《胡适年谱新编》实有必要，可以拓展的空间实在是相当之大。

►欧阳哲生《胡适的北京情缘：一个新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史》，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版。

编撰《胡适年谱新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一、它将为了解胡适生平事迹、思想发展和著作成就提供翔实可靠的材料依据。二、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全集》存在许多遗漏，全面清理胡适文献，可为重新编辑《胡适全集》提供可靠的线索。三、胡适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部资料翔实、材料可靠的《胡适年谱新编》，将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书和工具书。四、胡适是一个跨学科（文学、哲学、历史学）、跨地域（中国大陆、台湾、欧美、日本）、跨文化（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的历史人物，他在其所经历的地域、所耕耘的领域、所跨越的语际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通过编撰《胡适年谱新编》，对加强各地胡适研究同仁的联系和交流，加强各学科之间的沟通，增进海峡两岸乃至中国与欧美、日本学术界的交流，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胡适年谱新编》按照谱生的生活时段和地域变迁，现分六卷，总计近800万字。各卷内容为：

第一卷（1891年12月17日—1917年7月9日）。谱前对胡适的家世源流、父亲胡传生平事迹作一追溯。胡适1891年12月17日（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上海。胡适自幼随父母亲在上海、台湾居住。1895年父亲去世，母亲带他回到原籍绩溪，在老家私塾接受了九年传统教育（1895—1904年）。1904年胡适由三哥带至上海读书，先后就读于梅溪、澄衷、中国公学、中国新公学等新式学堂（1904—1910年）。在《竞业旬报》等刊发表大量作品，初步显露其文学才华。1910年7月胡适考取第二批清华庚款留美官费生。9月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农科，1912年转学文学院，1915年9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在《留美学生年报》、《留美学生季报》等中、英文刊物发表文字，是留美学生界的活跃分子。1917年5月胡适提交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of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参加博士考试。

►1910年庚款留美第二批录取的70名学员合影，胡适(左起三排第一人)考了第五十五名。图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二卷（1917年7月10日—1927年5月19日）。1917年7月胡适学成归国，9月胡适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在北大工作期间，胡适在哲学、英文、国文等系授课，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多次被选入北大评议会，对北大校务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胡适发动文学革命，参与编辑《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主将；创办《努力周报》，参与《现代评论》同人活动，是当时富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1926年7月胡适赴英国参加庚款委员会协商，借此机会访问苏联、法国、德国、美等国达十月之久，与国际学术界广泛交流，发表多场演讲，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

第三卷（1927年5月20日—1937年9月20日）。1927年5月底胡适回国，先后在上海东吴大学、光华大学、中国公学任教，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创办《新月》杂志，就人权问题与当政的国民党展开抗争。1930年11月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离开上海北上就任北京大学教授。1931年创办《独立评论》，就民主与独裁问题、东西文化的比较、中日关系问题发表时评政论，是当时颇具影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1937年7月9日离开北平南下参加庐山会议。

►胡适在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在场的有罗斯福夫人（胡适右一）、著名作家赛珍珠（胡适右二）、李承晚（后排右四）等。图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四卷（1937年9月20日—1946年7月4日）。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适被国民政府征调赴欧美做外交宣传工作，以争取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38年9月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直到1942年9月去职。在任期间，胡适为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对美国朝野上下进行游说，到处发表演讲，获得了美国各界的广泛好评。卸任大使后，先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思想史，并从事《水经注》考证等学术工作。

第五卷（1946年7月5日—1958年3月31日），这是国内外形势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胡适从北平到美国，其人生经历了一段暗澹岁月。1946年7月胡适回国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946年11月出席南京政府包办的国民大会，为主席团成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4月离开中国大陆赴美，在美度过了其长达八年的寓公生涯。1950年9月曾受聘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任此职近两年。1956年冬与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部的工作人员唐德刚先生合作编撰《胡适口述自传》，为其一生学术工作做结账式的总结。

第六卷（1958年4月1日—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要居住在台北。1958年4月胡适回到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任等职。在此期间，因对蒋介石三连任与“雷震案”处理持异议，与蒋氏父子发生严重冲突，并受到台港文化保守势力的激烈攻击，1962年2月24日终因心脏病猝发去世。

►上图为1959年11月，胡适参加《自由中国》社十周年纪念会时与雷震合影，当天胡适发表了《自由与容忍》的演讲。下图是1961年7月26日胡适为狱中的雷震65岁生日祝寿纪念册题赠的诗。图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从胡适一生历经的地域看，他在中国生活的地方主要有上海、安徽绩溪、北京、台北四地，其中以北京时间较长（1917—1926、1930—1937、1946—1948），大约十八年，也最重要，胡适自己保存的私人档案和他工作所在的北京大学档案材料较为完整。安徽绩溪是胡适家乡，他在此生活虽只有九年（1895—1904年），但老家的亲友与他长期保持通信联系，安徽同乡是胡适的重要人际圈。胡适在上海有两段（1904—1910年、1927—1930年），除公开发表的文字和《四十自述》所保存的回忆外，档案材料较为缺乏。胡适在台湾有两段（1893—1895、1958—1962），最后四年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政务繁忙，这一段的材料保存完整，胡颂平利用秘书之便对胡适的日常生活和谈话在日记中有详细纪录。胡适九次赴美国，其中以早年赴美留学（1910—1917）、抗战时期在美做外交工作和从事教学研究（1937—1946）、1949年以后去美作寓公（1949—1958）三段时间较长，加上两度赴欧洲访问（1926年7—12月、1938年7—9月），他在欧美总计约二十六年，占去胡适成年时间的一半。要真正了解胡适，就必须了解胡适在美国。《藏晖室札记》是胡适留美生活、学业成长的自供状，也是最值得推荐的中国留学生日记范本。相对来说，胡适在美的后两段疏于日记，材料空缺较多，我们主要依赖美国报刊的新闻报道、胡适与各方人士的来往书信，以及散落在美国各大机构开放的档案。从各类材料的积存情形看，与同时代其他人物比较，现存胡适档案是一个颇为可观的宝藏，这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说是一大有利条件。

《胡适年谱新编》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核心人物之一，编著他的年谱，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教育学术发展状况，充实文、史、哲诸学科的学术史研究，都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近三、四十年来胡适研究获得极大发展，新材料、新观点、新发现层出不穷，“胡适学”几乎与“鲁迅学”一样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人物的一门显学。我们编撰《胡适年谱新编》，一方面充分利用现有学术界的新成果，一方面继续发掘已获线索的各种未刊档案材料，在材料发掘与史实建构上确有新的重大推进。

编撰《胡适年谱新编》的总体目标是为了全面、客观、精确、清晰地展示胡适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发展历程，便于人们了解胡适一生行实和事迹。为达此目标，我们的工作程序大致分成四个步骤：第一步先消化现有三部年谱的文献材料，对已有的条目进行鉴别，改正发现的错误，按照新的编辑体例要求重新进行编排。第二步将已经公开出版的胡适著作，包括日记、书信、讲演、文集和新发现的中、英文作品，一一补入新编年谱。这方面的材料扩充量较大。第三步将已经公开出版的与胡适相关的人物所存的文献材料，主要是与胡适通信往来、交往史实、他人回忆及评论文字和各种报刊相关报道编入本谱。这一步通过借助查阅各大民国时期报刊数据库，对所有涉及胡适的材料进行搜索、甄别、鉴定。这方面扩充的材料有新的大幅度增加。第四步查阅北京大学档案馆、中国历史研究院档案馆、台北胡适纪念馆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各大档案馆、图书馆收藏的未公开出版胡适档案和其它相关文献材料。通过以上几步工作，实际上就已完成对胡适文献材料的地毯式搜索，可以说是“竭泽而渔”。

►欧阳哲生《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胡适年谱新编》在编写体例上将较此前三部年谱有很大改进，在采用材料上有新的大幅度增加。现将主要推进之处综述如下：

一是新发现和利用大量与胡适有关的英文材料。在袁同礼与尤金·L·德拉菲尔德合编《胡适西文著作目录》、周质平编《胡适英文文存》《胡适未刊英文文稿》、安徽教育版《胡适全集》收入的胡适英文作品的基础上，新发现胡适英文作品200多篇。中国历史研究院、台北胡适纪念馆两处收藏的胡适英文档案中，保存有大量可利用的胡适英文档案材料，主要是外人与胡适往来书信。北京大学图书馆尚收藏有抗战时期胡适与美国各界人士英文通信二百多通、胡适名誉博士证书十余件。这些英文档案材料的利用率颇为有限。在美国、英国的报刊所载与胡适活动相关的新闻报道达数千条之多，此次编著《胡适年谱新编》时，我们又通过遍寻各大英文报刊数据库，尽可能地将这些英文材料编译入谱，大大弥补了原有三部年谱英文材料的不足。

二是新发现胡适本人的著作，包括文章、日记、书信。《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后，学术界反响强烈，发现其遗漏的胡适作品不少。胡适纪念馆编新版《胡适全集》中的《胡适中文书信集》《胡适时论集》虽有一些新的文献增加，但仍存在类似的问题。经过查找，我们已发现可新增数百封胡适书信、十余册胡适记事薄和相当可观的胡适文章。

三是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历史研究院、台北胡适纪念馆收藏的胡适档案。北大图书馆存有胡适藏书、胡颂平先生未刊日记手稿近百册（其中近半是胡颂平任胡适秘书时的日记）。中国历史研究院所保存有胡适档案3000余卷，台北胡适纪念馆收藏胡适档案1000余卷，其中新发现的有尚未整理的胡适行事历十余册，这些行事历可补已刊布的胡适日记之空白；胡适英文档案中的大量来往书信，这些书信可以提供胡适与外人交往的诸多信息。北大图书馆研究馆员邹新明与胡适纪念馆合作，编辑整理《胡适藏书目录》（4册，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将胡适藏书中的题跋、批注一一辑录，尽显胡适藏书风采，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胡适的藏书信息。

四是近年来海峡两岸三地新出版的与胡适相关历史人物的文献材料，如中国大陆出版的《吴虞日记》《周作人日记》《顾颉刚日记》《钱玄同日记》《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赵元任日记》《蔡元培年谱长编》《赵元任年谱》《张元济年谱长编》等；台湾出版的《陶希圣日记》《雷震日记》《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傅斯年遗札》和未出的《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日记》（电子档）等；香港出版的《张彭春日记》《吴忠信日记》等，这些新刊布的文献包含有大量与胡适相关，特别是这些人士与胡适交往的材料。例如，胡适与蒋介石的关系，过去我们基本上是从胡适日记、书信等材料来寻找他们关系的线索，现在蒋介石日记的公布，得以让人们可从蒋介石这一面观察两人的互动，蒋介石日记中保留了多处对胡适言行的评价和反应。

►1962年2月24日，胡适（右一）主持“中研院”第五次院士会议，这是他最后的留影。图源：《胡适文集》，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58年5月10日蒋介石在出席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典礼当晚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

显现了蒋内心对胡适当天发言的极端恼怒。胡适当天的发言何以引发蒋如此震怒，原来胡适在现场回怼了蒋的发言，称“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这多少使蒋有些尴尬。胡适逝世后，1962年3月1日蒋介石前往灵堂祭吊，并亲书挽联一副：“适之先生千古，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是蒋介石在公开场合的表示。然而，在日记中蒋却有另外一番表现，1962年2月24日蒋的日记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1962年3月3日的日记又表示：“胡适之死, 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 乃除了障碍也。” 用一个“除”字，足以显示蒋私底下对胡适猝逝幸灾乐祸的心态，这反映了胡、蒋两人既合作、又构怨复杂而微妙的双重关系。

五是发掘利用晚清民国报刊电子资源与胡适相关的材料。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查寻海内外各种数据库，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报刊，从中搜寻与胡适相关的材料，获得了诸多与胡适活动相关的材料。

《胡适年谱新编》本着客观、公正的立场叙述胡适生平事迹，原则上以叙述史事为主，不作评论。如对于某些事件有不同说法、不同评价者，在摆平各种意见后，再酌情作简要评判。

编著《胡适年谱新编》的难点在于对英文档案的处理。胡适档案中英文材料较多，胡适与欧美人士的通信占其绝大部分，估约上千件，这些书信因出自不同欧美人士的手笔，笔迹较难辨认。如要对这些书信蕴藏的全部信息加以消化，进行摘要介绍，确需请教外国专家或精通英语的专业人士。胡适在美国居住长达二十五年，除留学阶段存有《胡适留学日记》，其它两大段（抗战时期、1950年代）的日记比较稀少，且语焉不详，空缺较多，因而查寻资料的空间很大，我们虽然做了相当努力，但仍感在有限的时间内还存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胡适交往的国内外人士实在太多，要将与这些人物的来往书信尽入囊中，确实有相当难度，我们虽倾尽全力，查阅了各大档案馆，但散落在私人手中或某些机构的信件或档案估计可能还有不少，这些遗珠之憾，只能留待以后继续增补。总之，《胡适年谱新编》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陷，自然在所难免，我们诚恳期待同行专家的批评指教和不吝补正。（完）

2024年9月9日夜于北京海淀水清木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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