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锦堂：一位禅师逝后 反佛教的朱熹说了老实话

【导言】2016年5月26日下午，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内，近三百名慕名而来的观众挤爆了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正式启动后的首场名家讲座，从岳麓书院讲坛开始。本次主讲嘉宾，是美国夏威夷大学名誉教授、九十高龄的国学耆宿罗锦堂先生。为了全景呈现本期讲坛的盛况，分享国学智慧之真精神，凤凰网国学频道特整理出全程实录，以飨读者。

以下为第四节：美国夏威夷大学名誉教授罗锦堂先生谈南宋理学家朱熹的禅学背景，并归纳宋儒理学与禅宗的内在关系。

认真聆听的现场观众 

最后讲到朱熹先生。

朱熹先生最早也曾经在这个讲坛（岳麓书院）上讲过学，还有张南轩（张栻）先生也是有名的大师。朱熹是唯一一个能够集大成的，他认为儒家古圣先贤的千言万语，说得天花乱坠，道理只有两个：明天理、灭人欲。天理是什么东西？也就是孟子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朱子认为，“凡得人心之正者为天理；得人心之偏者，是人欲。”天理是人的本然，人欲是情的泛滥。天理胜人欲，就是圣人；人欲胜天理，就是凡夫。人心合乎我刚刚提到的孟子讲的话，合乎这些就是天理；不合乎这些就是走上人欲的道路。人欲是人的情感的泛滥，乱用情感，不该用情感的地方用情感，情感就泛滥了，走上人欲的道路了。所以保持天理，去掉人欲，这是朱熹先生最所期望的。他说人欲胜过天理就是凡夫，天理胜过人欲就是圣人。所以说：“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

朱子以为，人之所以有人欲，人为什么要走上人欲的道路，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对自己心性的修养工夫不顾踏实，容易受到外界的引诱，而走上人欲的道路；二是对事理的认识都不透彻，容易受到外界的迷惑，而失去天理。

朱子把天理和人欲分得非常清楚，说如果要灭人欲，保守天理，就要“居敬”“穷理”四个字。“居敬”就是指道德的修养，你道德的修养高，就达到“居敬”的修养；“穷理”是属于知识的探讨，你对于一个事情的看法，追根见底懂得它的道理。一个道德的修养，一个知识的探讨，如果一个读书人能把这两件事做好，能走上这条道路，那就是你一生最大的成就。这是朱子治学的方法。

另外我们曾经讲过，朱子曾经反对佛教。我们知道朱子虽然反对佛教，但是对禅宗还是很向往。所以他曾经最喜欢的一个禅宗大师就是大慧宗杲。大慧宗杲的弟子叫道天禅师，朱熹经常请教道天禅师。道天禅师圆寂后，他觉得瞬间失去他的依靠，一时失去了主意，不知道怎么好，也就是说没有禅师指导，他失去了重心。他曾经写过一篇祭文，有下面这些话：

“下从长者，问所当务。皆告之言，要须顿悟。开悟之说，不出于禅。我于是时，则愿学焉。”

他又说：“始知平生，浪自苦心。去道日远，无所问津。”

他接着说：“师亦喜我，为说禅病。我亦感师，恨不远证。”

这些话都是朱子的肺腑之言，是他老实说的话，还能说他反对佛教吗？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宋代理学，挂着儒家的招牌，其实是禅宗、道家、道教、佛教的混合产品。其中有先天太极图等，是道教分子；又谈心说性，是佛教留下的问题；也信灾异感应，是汉朝儒家的遗迹。”他说宋代的理学家表面上看起来是儒家，事实上都是从佛教来，吸取他们的灵感，吸取他们的学问，所以宋代的理学家是一个混合的产物。

总之一句话，宋代的理学家就像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他们是“儒表佛里”，再明白一点说，就是“阳儒阴佛”。

综观以上，我们知道，宋代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像欧阳修，最先是反对佛教的，甚至于他修《新唐书》的时候，他不为玄奘立传，可见他反对佛教很厉害。但是晚年他又很尊崇佛教，还自号“六一居士”。所以梁启超、胡适先生这些人对禅宗的看法都是一样，也就是说宋明的理学，事实上就是这些学术的混合体。

另外朱熹先生在他的《朱子语类》里面有“理一分殊”之说，其中讲一理与万物的关系，以及一切与万物的关系。他这些理论，便是根据唐代永嘉大师《证道歌》中的第三十五首而来。永嘉大师是六祖惠能的五大弟子之一，原歌是这样的：

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意思是天上的月亮只有一个，但是照到水里面有千千万万月亮，这千千万万月亮是由天上一个月亮而形成，也就是说天上的月亮是圆的，水里面的月亮不会是扁的，这是永嘉大师说的佛教的道理。可见朱子所涉猎的学问很广，不仅仅在儒家，对禅宗的学问也在经常不断的研究。

从这些零零碎碎的记录，我们明白了佛教跟儒家学问的关系，宋代理学家们与佛教是脱离不了关系的，他们表面上都是反对佛教，但实际上却不断向佛教取经。

综合以上我们所说的，儒家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圣，佛教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佛，道教的目标是教人如何成仙。他们各自所走的路线不同，方法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大同小异。因此，宋孝宗曾经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佛家讲究治心，道教讲究养生，打拳、吃东西、炼丹；儒家讲究治世，这三教各有不同，各有成就。

其实，早在晋代，孙绰就讲过一句话：“周孔即佛，佛即周孔。”他认为周公就是印度的“佛”，印度的“佛”就是我们中国的周公孔子。别人对这几句话没有看透，这是一针见血、惊天动地的名言！他竟然能说出这么惊天动地的话！事实上是一样的，宋代的司马光，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

“言为百世师，行为天下法。为贤为大圣，是名佛菩萨。”

可见他们的看法都是一样透彻合理。一个人所说的话，觉得自己说得对，你的行动能够让大家效法你，觉得很对，事实上，无论叫圣也好、贤也好，或者叫佛跟菩萨也好，谈来谈去，大家走的方法不一样，归根结底是一样的。

这是我今天讲的最后的结论，谢谢各位。

朱汉民：一流的大佬追佛学 却复兴了儒教中国

主持人（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

非常感谢罗老先生用两个小时的时间，为我们分享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从唐到宋，中华文化这么一个重大的发展阶段，就是由隋唐的佛学大师、禅学大师一直到宋代产生儒学、产生理学的过程。罗先生用非常充实的资料，娓娓道来，把这样一个思想史的转化、发展、演变的过程，特别是把佛道以及到宋代产生理学的经过梳理得非常清楚。最后罗老先生特别谈到儒佛道是相通的道理，这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大家知道佛教在印度产生之后，它后来是沿几条不同道路在向外传播。一条道路是向东南亚传播，大家知道现在的东南亚基本上是佛教主导的国家，还有一条是藏族佛道，全是信佛道，第三条道路是所谓汉传佛教。

佛学到了中华本土，正如罗先生刚才谈到的，很快就和道家结合起来，后来很多人在回忆这个的时候，问有没有可能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佛教发源地，到底在唐宋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佛教中国化。罗老先生今天讲到了这些问题。正如梁启超先生说的“六朝三唐百年中，志行高洁、学识渊博之士，悉相率入于佛教之范围”，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第一流的大佬都去学佛学。大家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一个佛教化的国家，但是没有。包括刚才谈到宋代初期的范仲淹、欧阳修等大佬，他们做了一些事情，要求复兴儒学、回归到儒学。

罗先生谈到这些儒家士大夫，甚至在思想历程中都有一段出世的经历，也就是说他们曾经都有一段既不被佛学征服、但在方法上确实又深受其影响的经历。像刚才讲的宋代这些理学大师，一直到明代的王阳明，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都经过出世之后，重新回归圣贤之道。但是他们重新回归的圣贤之道，已经不是孔子、孟子那个时候的儒学，而是融入了佛学的儒学。周敦颐、朱子朱熹等等都是这样，使得当时的思想文化重新复兴了儒学，另一方面，是佛教把一个非常优秀的、确实也是人类文化思想精华的佛学融入到中国来，复兴了儒学。所以中国没有成为一个佛教中国，而仍然是儒教中国。把佛教的精神营养吸收进来，实际上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化。所以罗老先生谈到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他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来证明这些儒学大师当时的佛学修养非常高。

讲坛圆满结束，现场嘉宾和观众向罗锦堂先生鼓掌致敬

今年是岳麓书院1040年，今天又是我们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第一场岳麓书院讲坛，罗老先生九十高龄不远万里来到长沙，开讲“从唐代禅宗看宋儒理学”这样一个重大问题，我们有缘份在这里听他讲禅学、讲理学，他的渊博学识更是让我们大开眼界，让我们一起向他老人家表示衷心的感谢！（编校：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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