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新品评三国人物：“挟天子”的曹操为何至死不篡汉

导读：三国是在汉末乱世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乱世是豪杰蜂起，也是混账横行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物往往很多，正负面的都不少，但是真正上档次，够重量等级的其实并不多，大多也只是浑水摸鱼，侥幸获利而已。三国时期，政治人物、军事人物、智谋人物、人文人物，隐逸、医巫、怪妖等等，什么人物都有，忠奸杂陈，能否相间，正邪各有其场，人鬼俱现江湖。各色人物，粉墨登场，演得世界斑驳陆离。

影视剧中的汉献帝形象

建安元年春，汉献帝逃出洛阳，暂住安邑。当时曹操派遣曹洪前往迎接，中途遭遇董承和袁术的联兵阻拦，没能成功。七月，献帝逃回长安，曹操亲自率兵进入洛阳，拜见献帝，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到了九月份，曹操把汉献帝迎回自己的老巢许昌。十月，上奏以袁绍为太尉，袁氏这下五世六公了。曹操自领大将军，封武平侯。如果把在汉献帝时，担任司空、丞相的履历也算上的话，曹操也是二世两公。当然，咱们没有义务给袁、曹两位修建家祠，不过咱们在这里插入一个话题，就是有关“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问题。

挟天子以令诸侯，原本只是尊王室以抑制诸侯的等级规则，把这项政治等级“规则”拿来当成一种争斗策略，据说最早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宰相管仲。

齐桓公与管仲画像石

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周天子的名义，出师征讨不服的小诸侯国，因为名正言顺，经常会赢得其他一些诸侯国的协同参战。那时的周天子，虽然已经基本控制不住诸侯，可是诸侯还不敢公开反对他，他的习惯性的影响力还很大。管仲的做法，与后世的效法者也有极大的不同。管仲并没有把周天子“捆绑”在身边，威逼利诱他按照自己的意图发号施令，他只是打着周天子的旗号而已。各位可能会问：周天子要是不同意呢？管仲和齐桓公没有征询周天子的意见，只是拿出了当年周武王把齐国分封给姜子牙时，授命他可以征讨四方“不臣”的信物——一封曾经的王命书，相当于后世家天下的圣旨。（《春秋左氏传•僖公四年》）同时，管仲和齐桓公没想灭掉其他诸侯国，更没想要废掉周天子，自立为王。只是想让各个诸侯国，承认自己“武林盟主”的地位。而且管仲还带领这些小诸侯，“尊王攘夷”，去驱逐那些进入中原地区抢掠的周边少数部族的武装势力。管仲在这一点上，是有重要的历史功绩的，所以，尽管孔子批评管仲，说他局量小，涵容不够（“管仲之器小哉！”）但还是在《论语》中表扬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说是如果没有管仲，少数文化落后的部族，就可能统治华夏神州，中国的先进文化，就可能被彻底侵蚀掉。

踵接齐桓公之后，晋文公重耳，也曾上映过类似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历史影片。当年周襄王因为内讧，被迫逃离国都，晋文公赶紧前去“勤王”。把试图夺取王位的子带杀掉，帮助周襄王归国复辟，得到周王室的大力褒扬，同时也赢得了当时诸侯国的敬畏。晋文公后来又在城濮之战中，大败不可一世的楚国军队，践土会盟，暗示周襄王亲自前来祝贺。周天子无可奈何，只得前往，“见证”并“承认”了晋文公在诸侯国中的“霸主地位”。但是晋文公也没想威胁周襄王，更没有想着窃夺“他”的“天下”。

三国时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与春秋时期的做法，已经有了根本的差别。董卓和李傕、郭汜都曾控制过汉献帝，他们也是以汉献帝的名义发布命令，这也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是当时的“诸侯”们，只听有利于自己的号令，比如给自己加官进爵的朝廷之命，他们就信从，对自己不利的命令，他们便不再听命于朝廷。他们的理由，就是皇帝在别人手上控制着，发出来的号令，并不出于皇帝本人的真实意图。

陶谦占据徐州时，也曾想过以尊重王命的形式，赢得天下诸侯的“拥戴”。所以，三国时代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始作俑者，绝对不是曹操。

当汉献帝侥幸逃脱李傕、郭汜的魔爪之时，“天子蒙尘”，奔避流离，李傕、郭汜们想追回这只“病虎”，好拿着继续吓唬山林里的熊罴、财狼、狐兔等。韩暹、杨奉、董承等挟持汉献帝四处奔跑，也想利用这只“鱼鹰”，为自己捕捞点海鲜特产之类。韩暹、杨奉、董承等，既想自己控制汉献帝，又没有能力保障他的安全。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董承等才上奏献帝，说是要“请出”曹操，前来护驾。

正当汉献帝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随时可能被李傕、郭汜抓回去“枪毙”之际，曹操亲帅大军前来，搭救了汉献帝。曹操率兵进入洛阳救驾，献帝“授予”他司隶校尉、领尚书事。之后，曹操把汉献帝带回了许都。历史上就把曹操的这个行为称作“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8月以后的事情。当然，曹操于建安元年初，就已经想要把汉献帝接到自己身边。当时曹操曾派曹洪率兵前往，遭到董承和袁术的堵截，没有成功。

而早在兴平二年（195）七月，袁绍的谋士沮授就曾经劝说袁绍，让他把天子接到自己身边，“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沮授已经先于曹操想到了这一点。可惜袁绍没有听从。袁绍没有听从的理由，是淳于琼和郭图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的说法是：汉朝早就完蛋了，想要复兴它，难上加难不说，干嘛要复兴它？如今“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正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淳于琼又更加干脆地说：“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淳于琼认定，沮授所献，不是个好计策。

影视剧中的沮授形象

沮授坚持说：“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

其实沮授也没让他奉迎天子，复兴汉室。所谓“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说得已经再明白不过了。但是袁绍衡量利害得失之后，采纳了淳于琼的说法。（《后汉书•袁绍传》）

而就在曹操准备迎接汉献帝的时候，曹操身边也有很多人表示不同意见，与淳于琼和郭图对袁绍的说法相差不多：“或以山东未平，韩暹、杨奉新将天子到洛阳，北连张杨，未可卒制。”意思是说：山东还没平定，天子来了也居住不安稳，而且韩暹、杨奉劫持天子到了洛阳，又联合北面的河内太守张杨，力量不小，恐怕最后治不服这些人。荀彧说了一番话，希望曹操坚定迎接汉献帝的信心。荀彧的说法跟袁绍的谋士沮授的想法不谋而合。

荀彧说：从前晋文公收留周襄王，诸侯都去拥护他。项羽杀了“义帝”，而汉高祖刘邦却打着给“义帝”发丧的旗号讨伐项羽，天下势力一时间都来支持刘邦。现如今天子蒙尘，将军首倡义兵，救助君王，这正是将军一贯的心思。抓住这个时机，“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岂敢阻拦！要是错过这个机会，四方之人都生出这份心思，再去谋划，就来不及了。

曹操听了荀彧的话后，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终于把汉献帝迎接到了自己的身边。

当曹操和袁绍的时代，与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时代不同，“挟天子以令诸侯”，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多，已经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现实问题。

两边谋士的说法，比如沮授认为迎接汉献帝“于义为得。”荀彧说的“奉主上”、“秉至公”、“扶弘义”，至少还都把“义”字放在前面，袁绍不听沮授的建议，是因为在他心里没有义，只有利。算来算去，把汉献帝搁在身边“弊大于利”，于是就没有采纳沮授的建议。曹操不同于袁绍，曹操虽然也重视利，但却能被“义”所打动，说明曹公心中不仅有“利”，而且还有“义”，并且将“义”字看得很重。曹操懂得最长远的大“利”，都是从“义”中流出来的。为了维护“义”，眼前亏损点“利”，是值得的，也是划算的。袁绍只会算简单的加减法，曹操却善于进行综合运算。如果大家都在小学一年级，袁绍的成绩未必比曹操差。但是到了高年级，袁本初就越来越看不到曹孟德的项背了。人生的账目，比经济的账目，甚至数学的账目更难算。人生比经济和数学，高难得多得多。

“挟天子以令诸侯”，形式上要的只是一个“名”，或者名分，目的却是为了获利。是直接去抢夺从而获利，还是打出一个旗号去抢夺从而获利，或者更明白一点说，就是单纯求利还是先要名义，然后借助名义以求利？这需要选择，选择的前提是判断，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利益判断。

其实仅就名和利而论，已经够令人感到头痛的了。

在名和利之间做出选择，即使仅从纯粹的效益角度来考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常听到有人说：名也是利，甚至名就是利。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其实只是模糊的说法。名，虽然也是利，但却不是直接的利。名要想变成利，要有一个曲折、迂回的过程。经不起迂回，受不得曲折，名既换不来利，更变不成利。因为后来“名利”两字经常连在一起使用，使得很多人一眼看花了，就认定名和利是一回事了，这是个很大的错觉。

名有正，有不正。名正才能聚拢人心；名不正，就会惹人厌憎，甚至遭人讥讽、排斥。如果B是A的嫡长子，他就有正当的理由和资格，继承A的爵位和遗产。C只是庶子，或者连庶子也不是，只是个私生子，那就没有资格去承袭A留下的爵禄和田产之类。这种资格和理由，就是由“嫡长子”这个“名”带来的特权，一种源自遗传的原始特权。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法律和道德都保护这种特权——由名所带来的利。私生子虽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受到一定的法律保护，但那只是基本生存权的保护，而不是继承权的保障。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和现代都一样，私生子基本没有继承权，而且还要倍受冷眼，饱尝恶语的中伤。

因此孔子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强调一定要先正名，就是因为名有正，有不正。名正了才方便去做事；名不正，就没有办法去做事。比如你是任课老师，你就可以给听课的学生布置作业；你不是任课老师，你就没有资格给学生布置作业。这就是名的重要性。只有学校才可以招收学生，不是学校不能随便招收学生。道理跟上面的是一样的。

这是简单层面上的名和利的关系，再往深了说一点，名有实，有虚。虚名虽然能够侥幸于一时，蒙骗愚众，得到一些当前的利益，但是终归不能长久。虚名被识破了以后，利益也就跟着终结了。实名虽然一时不能炫人眼目，短近之间，也未必能够获得很大的利益。但从长久看来，越发被人信重，利益也就滚滚不断，滔滔不绝了。

回到名本身就是利的话题，这个说法其实没有错，只是不像上面那样理解。真正合理的理解，应该是：最大的利益，其实就是经得住考验的长久的实名。只有正大的实名，才是长久的利益。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利益，已经超越了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而是“可信性”。人们的真正信赖，那才是真正长盛不衰的威望，才是长增不减的利益。不懂这一点，只知道名就是利，不仅靠不住，而且没有更深远的意义。人生最大的利益，在于生命本身的信实与成长，大利是内在的充实与满足，不是外在的占有和挥霍。

虽然名就是利，但利却不是名。对于仅仅把物质资料当成活命“本钱”的普通生灵来讲，名似乎并没有多大意义，他们甚至可以不要名，只要利，用来活命就行了。但对于成就事业、展现力量、施展才华、实现抱负、体现生命价值的“大人物”而言，名比利实在重要的太多、太多。利，是一种获得；名，却是一种成就。获利，并不能增加生命的色彩；成就，却能使生命发出璀璨的光辉。不懂这一点，就无法真正理解孔子的“必也正名乎！”当然，孔子的正名，保障的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天下国家之大利，民族文化之久利，这更是那些只知个人眼前利益的功利之徒们所无法理解的。

说清了这个道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袁绍和曹操在对待“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问题上的判断与抉择。

对于袁绍和曹操等割据军阀而言，天子在谁手上，谁就有了名正言顺的发号施令权。谁就可以借用天子的名义，去压制天下所有与自己争权夺利的人，这就叫“名正言顺。”但是，拿天子做名分，必须看清两点情况：一是谁有资格挟持天子？二是要看天子在人们的心中，究竟还有多高的实际地位？也就是说，还有没有“被挟持的意义和价值”？

就第一点而言，天子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挟持的。随便挟持天子，不仅起不到“令诸侯”的作用，而且还会惹火烧身。董卓、李傕、郭汜、杨奉、韩暹、胡才、张杨等结局，就是最好的说明。世界上只有白痴才会轻易去挟持天子。像陶谦，也曾想过“崇天子”，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挟持”天子，自己就病死了，要不然，他也会想到“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计谋”。假使陶谦晚死，而且挟持了天子，那么他的结局，一定会跟韩暹和杨奉差不多，连李傕、郭汜都干不上，更不要说跟董卓相比。为什么？一是他没资格，二是他没力量。

我跟大家开个玩笑，看我这篇文字的朋友们，会不会想到明天选联合国秘书长或者国务院总理，自己就会，或者有可能荣任？不会，因为咱们都知道咱们没资格。可能有人会说：“秘书长和总理未必比我有能力。”就算你说得对，但是你还不懂“资格”不是能力，虽然资格里有能力的成份，但那只是其中的一点点成份。有些人没有这个自知之明，错误的把李宁公司服装广告上说的“一切皆有可能”，理解成了“一切都能成为现实”。

就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件事而论，董卓、李傕、郭汜虽然没资格，但他们还有实力！韩暹和杨奉虽然资格和实力都不够，但是他们有机缘。陶谦什么也没有，只是有想法。他不仅无知无识，而且自不量力，而且对“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件事情的利害得失，完全没有真切的认识，比袁绍和曹操不知差出多远距离，他还处在人家“飞流直下三千尺”以下的看不见的深渊里。处在众人看不见的深渊里，却想要伸手捉住太阳，真正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可笑至极！

谁都知道天鹅肉好吃，但却不是谁都知道：天鹅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吃。够得着够不着是一回事，真要是够得着，吃了以后能不能消化，又是一回事。想死、噎死，是上天送给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的没有第三种可能性的唯二选择。

在是否决定要去实施“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动之前，还要深细考量准备去“挟持”的这位天子，在世人的心目中，还有没有实际的地位，实际地位有多高。这是第二点。

如果这位天子还有实际地位，挟持他自然可以获利。但如果他的实际地位还很高，那么你就不能“挟持”他，只能“扶持”他，把他还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这时不能去想获利，尤其不能想去“架空”他，他还不是虚设的排位。看不清这一点，发生了自我心里的错觉，你会付出代价，天下人群起讨伐，你将无地容身，这叫自己推着自己去火化。

其实天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实际地位，还不单纯是他自己的现实处境和现有实力，而且特别包括他的祖先——那些先皇们给他留下的“存货”，这些“存货”可不单是库房里的衣物、钱财和兵器，还有在这个世界上的影响力和信誉度。这些东西，尤其表现在世道人心上面。“徒见金不见人”的功利之徒们，自然看不到这一点，所以董卓才在故意“架空”天子，任意摆布天子的过程中，把自己送进了火化场。只要人心还没散掉，哪怕是这种天子已经掉到了深渊里，他的最高权力，还是不可以随便觊觎，就像皇帝的后妃们不可以看，尤其不可以故意看，特别不能盯着看，哪怕是已经被废掉的皇后和妃子。死盯着她，妄想着她，那就是找死，找着马上就去死！这跟天子不可以随便挟持，是一样的道理。

资料图

天子落魄，而王朝没有落魄；王朝落魄，而人心尚未失掉。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只能上去扶持，不能前去劫持。你说我等不及，那你就去死。

天子没了实际的地位，王朝也早已丢尽了光辉，人心已然彻底散掉，这个时候，天下的豪杰，自然都会生出“挟持”之心。但是，他既然已经什么都没了，挟持他还有什么意义？比如说曹丕废掉了汉献帝，自己做了皇帝之后，肯定不会再有人去挟持汉献帝了。如果挟持他已经不能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除了精神病，谁都不会再去挟持他。但是有的时候情况却并不这么简单，比如明朝的英宗皇帝朱祁镇，第一次当了14年的皇帝，在一次战斗中被蒙古瓦剌部的头领也先给俘虏了。国家不能一日无主，在大臣于谦等的提议下，明朝的孙太后，让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接任了皇帝。也先看到自己“挟持”的朱祁镇皇帝没用了，就把他放回来。朱祁镇被弟弟软禁了七年，看上去已经完全没用了，结果又被过去的大臣们给放出来，把弟弟赶下台，自己再登宝座，重新复位了。重新复位的朱祁镇，反倒把弟弟朱祁钰给软禁起来，一月后给暗杀了，连同当年主持让朱祁钰登基的贤臣于谦等，都被朱祁镇杀死了。

由此看来，皇帝这个位置还真是不能随便觊觎，尤其不能随便坐上去。说我玩一会儿就下来。这是玩命，坐上去的是活人，下来的就是死尸了。

如果天子的实际权力丢失已尽，王朝的光辉也早已暗淡消尽，人心也已基本散掉，但还没有彻底散掉。此时正是挟持的最好时机。这可不是我教你的，是沮授和荀彧，教给袁绍和曹操的。

袁绍没有听从沮授的建议，而曹操却采纳了荀彧的说法，问题不在袁绍犹豫，而曹操果断。更不在于曹操英明，袁绍无知。关键问题，还在于他们对上述几种情况的判断不一致。

袁绍听信淳于琼的说法，没有去挟持汉献帝，是因为在袁绍的判断里，汉献帝确实已经像淳于琼所说的那样，一切的一切都没了，完全是个像时装模特一样，毫无人气，毫无肉感，只剩下一副枯干了空架子。找一个木乃伊做干爹，做任何事情还都得跟他请示、汇报，他不高兴你还得跟着不舒畅，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淳于琼之所以觉得沮授的建议，不仅不明智，而且很愚蠢，道理就在这里。袁绍是善于算计的人，算来算去，觉得淳于琼说得对，于是就没有去“挟持”汉献帝。

袁绍不想因为挟持汉献帝，既带不来实际的利益，还要受到他的牵制，同时又得承担天下人的指责。

懂了这一点，你才不会轻易判定袁绍是个傻瓜。如果袁绍是个傻瓜，他能统一除了曹操之外的全部北方吗？如果袁绍是傻瓜，曹操起初能害怕他吗？

那曹操为什么选择了挟持汉献帝，是曹操傻吗？难道曹操不知道把汉献帝“供奉”在自己身边有多难受，甚至多危险吗？董承、伏完，甚至还有后来的金祎等，都来谋害他，这是里面。外面的袁绍、刘备、孙权，甚至马超、韩遂之类，又都以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之名，起兵讨伐他，并想乘机夺取天下。

曹操难，难在他挟持了汉献帝。挟天子难，难于上青天！

后世人浅薄，读不懂历史，只看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好处”，没看到曹操的万难处境。曹操借助头风病晚上不许人亲近，把前来盖被子的贴身侍卫都杀掉了。你要是不懂，就会认定曹操残忍，你要是懂了，才知道那是曹操心里紧张所导致，他本来不想杀掉自己身边照顾自己的人。他自从把汉献帝挟持到自己身边，就没有安稳的睡眠了。宋太祖攻打江南国李煜，最后不是理由的理由，就是一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不是宋太祖独性，像现在的独生子女那样。而是别人在卧榻之侧，自己随时可能被杀掉。曹操把汉献帝“供奉”在自己身边，等于把自己放在了火山口上，心理上的那份紧张和警觉，也许只有亲身经历过唐山或者汶川大地震的人，才能有比较充分的理解！

我们经常因为外面的汽车声、建筑工地的挖掘声，甚至小商贩的叫卖声，而难于睡眠，心烦意乱。曹操的寝帐外面，却不断有人在那里嚯嚯地磨刀！稍微想象一下，就会了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给自己带来的身心伤害，该有多么巨大而深重。

那曹操为什么还要选择挟持汉献帝呢？

曹操的算法与袁绍不同。开句玩笑，袁绍的计算工具只是盘算，曹操的计算工具却是计算机。

当其时也，汉献帝虽然一切尽失，包括自己的权力、祖先的“存货”，民心也已散落。但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恋旧，中国人一般对未来并不具有更高的期待，但对已经过去了的东西，却始终充满相当程度的眷恋。汉献帝不行了，汉朝不行了，淳于琼的判断一点都不错。但是他忘了一点，就是人们的怀旧心理。这种心理未必都只单纯指向对于汉朝的恢复，但却一定包含，甚至主要包含对旧有的“天下是人家的”理念的不能挣脱。人家是谁？最主要的，往往就是前面刚过去的。这种心理力量不小，所以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才会发生效用。

资料图

曹操把汉献帝迎接到许昌“供奉”，首先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责备袁绍占据广土，胁迫众民，不思为朝廷讨逆，却专门树植自己的党羽。袁绍马上就受到一顿羞辱，还得赶紧给朝廷上书辨白，说自己又泣血，又流泪等等。这就是说，在袁绍的心目中，汉献帝依然有用，连他自己都害怕。当时他没有想到这一点，以为汉献帝全无意义了。天子在谁手上的效果，立即就显现出来了。当然，后来袁绍反过味来了，要求曹操把汉献帝的“办公”地点从许都迁到鄄城，好离自己近些，以便再想办法控制。曹操识破了他的诡计，坚决未予同意。

如果曹操中途被人杀掉，或者没有人听从他“假传圣旨”，那我们就会认为曹操是个傻瓜，袁绍才是真正的聪明人。可如果挟持汉献帝的不是曹操，而是另外的无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甚至肯定会失败。那样的话，我们后世的历史就会做出“打着虚名自讨苦吃”，“以挟天子的名义作茧自缚”之类的评断。因为曹操成功了，所以后世的历史评判者们才转过头来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他之所以最后获胜，是因为手中攥着汉献帝那张“王牌”。有谁会真正想到曹操千难万险的境遇？中国文化讲究“体贴”，讲究“以心体之”。要尽量使自己进到历史的实际场域之中去，设身处地的为历史人物着想，才不致站在场外空发议论，做出很多似是而非的所谓结论。

“挟天子以令诸侯”，还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要把天子“挟持”到什么时候为止？

“这还用说，挟持到发挥完效用的时候呗。”

这话说得太轻松，关键是挟持者往往跟你一样，他也可以这么想，只是他判断不清，这个被挟持的天子的效用，究竟什么时候，才算是发挥完了。等他判断清楚了，时机，却已经过去了。

曹操当年“挟持”汉献帝，严格的意义，首先不是挟持，而是“奉侍”。倒不必一定要拿荀彧的“将军一贯心系王室”之类的话语来给曹操做辩护。其实干这种事情，起初谁都没有成算。万一天下人真的还在拥立汉献帝，曹操就只能借坡下驴，当个复兴汉室的功臣，也就到头了。事实上，这种情况一直也没有彻底明朗起来。直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在征讨江东的时候，还在以周公自比。曹操写诗抒情，充分回忆了自己的以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曹操何以忧多，苦多？这些忧苦到底从何而来？当然，我们没有必要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就非说这些都是由于他“挟持”了汉献帝，弄得自己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带来的结果。但至少挟持汉献帝这回事，虽然给他带来了利益，但也给他增添了无数的烦恼，给他自己设置了很多危险的“死局”。这肯定是他人生忧苦的重要来源之一。

曹操在这首著名的《短歌行》的最后，还在自我期许说：“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就是曹操当年“挟持”汉献帝的真实心态。曹操不可能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说是自己要利用汉献帝的身份，以达到替代汉朝，建立新政权的目的。如果是那样，曹操不仅是个真正的乱臣贼子，而且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像董卓和袁术一样的傻瓜！

历史的进程既已云诡波谲，事态和时局又常变幻莫测。历史人物必须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不断寻找时机，还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罗盘，变换自己的实际位置。既没有一成不变的事实，便没有固定不变的做法。曹操不会像很多年轻的小学生一样，订立一个学习计划，早晨几点看英文，晚上几点复习数学功课。这种不切实际的“确定性目标和行为规范”的订立者，一般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无知而稚嫩的青少年，一种就是神经病。

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天，孙权上书，明确向曹操称臣，而不再向汉献帝称臣。曹操还就此事大发感慨说：孙权太恶，是想把我放在火炉上烘烤！接下去侍中陈群、尚书桓阶，都借此时机，力劝曹操干脆代汉称帝。他们都说：汉朝国统早就断绝了，只剩下一个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绝。”大将军夏侯惇也说：“自古以来，能为民除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他们都劝曹操别再迟疑，曹操却借助孔子的话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意思是说，虽然不当皇帝，实际上却已经为民除害，安顿生灵了，就等于履行了民众之主的责任和义务了。曹操最后接着说：“若天命在我，我为周文王矣。”有关周文王，大家都知道。孔子在《论语》中赞扬他在“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况下，依然以臣子的身份，继续服侍商纣王。周文王死后，其子周武王却率领部队攻占商朝国都朝歌，杀死商纣王，当上了正式的天下主宰者。陈群和桓阶在劝说曹操称帝时，甚至说曹操已经“十分天下有其九”了。但是曹操还是说，如果他身上要是真正承载了当皇帝的“天命”，那么就让自己做周文王吧。意思是称帝的事情，让上天留给我儿子去做好了。

这是建安二十四年十月的事情，而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就过世了。就在曹操过世的前两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三年（218），太医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还有金祎等，还密谋外联刘备，暗害曹操。他们率领1000余家丁等，乘着黑夜攻打丞相府，想要夺走汉献帝，被曹操部下剿灭。《三国演义》第六十九回《卜周易管辂知几，讨汉贼五臣死节》，演绎的就是这回事。可见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情！

有关“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有一个结局的安置问题，就是“挟持”目的彻底实现之后，怎样处置被挟持的皇帝问题。

“把他像扔掉一双穿破了的鞋子一样，扔了不就行了。要不然就杀掉他，不就一了百了了嘛！”

这是无知、无识的想法，也是不德、无道的想法。董卓和李傕、郭汜们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以无知、无识，不德、无道之品行，就算侥幸得到最高统治权，也是天下的大祸患。你要是说：我不管那些，只要能把权力和利益占尽就行了，剩下的事情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那好吧，我只好请求你不要再到这里来看我的文字。你也不要再去学习历史和文化之类，这些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没长人心！你不是类中之人。

借贷你还得还款，而且还得给人家相当的利息，这是规则。不懂规则，不想遵守规则，那你就不要参加游戏。所以，“挟”过了天子，是一定要有所安排的，要不然的话，你就不仅会彻底失去信誉，而且还会把自己进一步拉入不德的深渊。因此，当“令诸侯”的事情完结了之后，必须要处置所“挟”的天子，给人家和天下人一个交待。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给自己一个交待。所以，安顿被“挟持”过了的天子，就不仅是个问题，而且还是个异常重大问题！

如果被挟持的皇帝中间死了，这个问题就自然了结了。如果挟持一方当了皇帝，就得处置这位被挟持的老皇帝。可是上天没有把这件事交给曹操办理，因为不是被挟持的皇帝死了，而是曹操先死了。

如果曹操真是个异常凶残、一直心怀篡逆的乱臣贼子，他或许会在自己死掉之前，或者在此之前更长的时间里，杀掉汉献帝。因为他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子孙也能够像他一样，经受得住无数次打着为汉献帝恢复权力的旗号，对他自己实施的明攻暗杀行为。

但是曹操没这样做！他的儿子曹丕没这样做，孙子曹睿也没这样做！

魏文帝曹丕

曹丕当皇帝以后，把汉献帝降封为山阳公，位在诸王之上，把他的四个已经封王的儿子略降一级，改封为侯。曹丕还把河内郡的山阳县，专门封上给汉献帝居住，又把山阳的一万户人口都封赏给了他。曹丕允许汉献帝继续使用汉朝的服色与正朔；车服礼器仍然保持天子的规格；仍然可以使用天子之礼，进行祭拜天地和祖先的的活动；上书不称臣；受诏书不拜。曹丕还对臣下说：“天下之珍，当与山阳共之。”

尽管曹丕对待自己的弟弟曹植有些过分，但对待这位曾经被挟持的汉献帝，可谓尽心尽礼了。汉献帝，也就是那位山阳公，一直都受到曹魏的特等优待，直到魏明帝曹睿的青龙二年（234）三月病死为止。汉献帝历经曹氏父子爷孙三世，逊位后还过了十四年不是皇帝的皇帝生活。汉献帝死的时候，魏明帝曹睿，还亲自穿素服给他发丧，赐谥“孝献皇帝”。后世称刘协为汉献帝，就是因为这个谥号。

多仁义呀，够意思了！

后来司马氏的后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当他们的权臣刘裕，“禅”得了他们司马氏的江山的时候，东晋的最后一任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听到刘裕的特使傅亮转达的“让位”意思时，晋恭帝欣然地对左右说：‘晋室久已失之，今复何恨！’”司马德文又对亲近们感激刘裕说：“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他说多亏刘裕，把他们司马氏的政权扶持得多存在了二十年，甘心情愿禅位，绝对不是出于刘裕的胁迫，自己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情愿。司马德文还特别用了大红纸，书写禅位诏书给刘裕。

多开明而自知的说法和做法，但是逊位之后不久，就被刘裕派人暗杀掉了。（以上司马德文与刘裕事实，采自《晋书•恭帝纪》和《宋书•武帝纪》）

刘裕的行为，我们先不在这里评价，单说曹氏父子爷孙们。面对一个始终想复位的不安分的虚名皇帝，曹操几次险些被他杀掉。曹操要是因此杀了他，恐怕也不算过分了。但是曹氏一直让他以皇帝的规格，安然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从十岁左右继位，一件事情都没做过，䞍吃䞍喝，既不自知，又不自量，同时又极其不识时务，明里暗里还时刻想要杀死曹操。他究竟何德何能，何劳何功，可以享受如此的待遇？如果没有曹操，汉献帝早就不知被谁踩踏成粉末了。他们姓刘的就是等到地球毁灭了，都得感激人家曹氏，才算懂得天高地厚，才算晓得感恩戴德！

当曹丕“受禅”称帝之时，刘备和诸葛亮在干什么？《先主传》说：“二十五年（指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公元220年），魏文帝称尊号，改年曰黄初。或传闻汉帝见害，先主乃发丧制服，追谥曰‘孝愍皇帝’。是后在所并言众瑞……”什么叫“或传闻汉帝见害”？就是市井间有人传言，说是汉献帝被曹丕杀了。这显然为了刘备登基称帝造势。刘备先装装样子，开了一个追悼会，追赠了汉献帝一个谥号，叫做“孝愍皇帝”。之后大臣们就开始传播谣言，说是各处都出现了祥瑞的征兆，然后众大臣开始劝进。刘备先是扭捏作态，诸葛亮又来更进一步的，“联合”几位朝臣一起上书说：“曹丕篡弑，湮灭汉室，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忿毒，咸思刘氏。今上无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群臣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祥瑞”，说是图谶也符合，又有黄龙出现了……

刘备称帝

自己想称帝就称帝呗，干嘛非要诬陷曹丕杀了汉献帝呢？太不光明磊落了。曹丕称帝，为什么东吴没有“传闻”，说是汉献帝被曹魏杀了，而只有西蜀才有这样的“传闻”？谁传的，让谁闻？蒙蔽愚民百姓而已。还群臣上书劝进者，“前后八百人”，就是八万人，还不都是你们自己的人，你诸葛亮一个行政命令下来，谁敢不上书？那不䞍等着找死！明摆着，都是诸葛亮替刘备玩的把戏！

既然说是汉献帝被曹丕杀死了，你又是汉室宗亲，受过献帝封赏，还在血书衣带诏上签过字，画过押，那还不赶紧“衣墨临敌”，誓死报仇，兴师讨逆呀！可是西蜀并没有因此向曹魏发射一枪一弹，甚至连个讨伐的檄文都没有发布，就着急忙荒的自己登基做了皇帝。造谣说汉献帝已被曹丕杀死的目的，原来只是为了自己当皇帝，要不然人家会议论：“汉朝的皇帝还在，你这位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汉室宗亲，怎么自己当起皇帝来了？”刘备、诸葛亮们在四川造谣说汉献帝已被杀死，其实也只是要名，要一个自己登基称帝的合理的借口和理由。这也是名，这个名非常重要，可以带来能让自己当皇帝的大利。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却没有获得当皇帝的大利，刘备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却获得了当皇帝的大利。如此看来，袁绍接受淳于琼的说法，不仅不是愚蠢，而且还在刘备身上得到了验证。刘备没有得到挟持天子的机会，但也没有受到挟持天子所受到的压抑，更没有担待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责任，尤其没有承受由此带来的凶险和咒骂。

这位聪明绝顶的刘皇叔，在登基之后，根本没有想到去替汉献帝报仇，却把兵锋直接指向了东吴，去为自己的结义兄弟关羽报仇去了。咱们得佩服刘皇叔的义气，够朋友！但是国家兴亡事大，还是个人恩怨事大？窃国大盗和个人的仇敌，两者到底孰轻孰重？要是普通江湖中人，刘备的做法自有无限的可取之处，但是刘备是汉室宗亲，又一直打着复兴汉室的旗号。他的这种做法，除了无知和不负责任的人以外，没有人会认为是正当的，更不要说正义了。

相比刘备在蜀中急急称帝，江东的孙权，却一直到到229年才称帝，比刘备晚了八年。

*本文系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品评三国人物》系列第六部分，凤凰国学获独家授权发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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