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汉民：就像辣椒改变川菜 大学设儒学科要回应现代性

湖南大学教授、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 朱汉民

朱汉民：我们去年在这里讨论儒学学科的建设问题，重点是这门学科的设立有没有必要，它的合理性在哪里？这个事情后来还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在那次讨论之后，王钧林教授又约我们在《孔子研究》上发表了文章，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大的论争，也成为2016年儒学的十大热点之一。可见这个问题是一个引起很大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且它确实是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和弘扬儒学的一个实质性的进展，是教育体制和学科体制方面的问题。

因为要强化传统文化的教育，当然应该在中小学和大学教材里面增加很多相关的内容，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基础上，要把儒学作为一个一级学科来纳入到我们的学科体制之中，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所以引起了那么广泛的关注。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都会促使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我们也非常赞成舒大刚教授反复提到的，不仅仅是要思考该不该做，关键是我们要如何做的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正在进入到儒学学科建设的层面了。

对于学科建设，我们不能等到教育部学位办把儒学学科列进去以后我们再动手，我们可以在此之前做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哪怕暂时几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儒学学科不能列入到现代大学的学科体系里边，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大学的教育过程中、在人才培养过程中不需要这方面的一系列的专业人士。

我们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儒教文明，或者说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儒学既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那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存在于大学之中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今天来说显得尤为迫切。所以，下一步如何推进教材编纂，实在是我们今后几年要重点做的一件事情。

儒学本来重视知识与教育，关注知识体系的建构。儒学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儒学作为一套系统的知识体系，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从孔子开始，许多儒学大家均对儒学的知识体系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对儒学应该包含的不同科目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在孔子的原始儒学的知识体系、教学实践中，就将学习科目分为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正因为儒学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儒学在两千多年的演变中，不断衍生、开拓、发展出一系列知识学问，使儒学体系更为丰富、更为完备、更为系统。所以，经学时代的汉朝官方和学者将儒学分为《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之学，设立博士专门研究。以后，作为中国传统学术被分成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而在经、史、子、集的典籍中，儒学其实贯穿在每一个部类之中，体现出儒学的知识分类特点。清代一些儒家学者，又根据儒家学术发展的特点，将儒学分成义理之学、训诂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的“四门之学”。儒学的这些分类，都有一些历史的合理性。

当然，现在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传统儒学的知识与现代大学的儒学学科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很难把传统儒学知识体系原封不动地搬到现代课堂，以为这样就算完成了儒学学科建设的任务。这既不合儒学本身不断演变发展的历史特点，也不合儒学在现代社会发展转型的要求。我觉得要处理好这一个既非常难但又非常重要的任务，就必须在继承传统儒学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做一些合乎现代学科要求的发展，才能够使儒学成功纳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学课堂，成为现代大学的一个学科。很多反对者也是从现代大学精神、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寻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反对。比如他们会关注：儒学学科与现代大学的科学精神、自由精神是否一致？儒学与现代大学学科体制是否重复或者是矛盾？我们要把儒学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大学学科的话，就应该回应这些问题，而不能回避。

今天中午吃饭闲聊时，我们谈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辣椒是从国外引进的，但是辣椒传进四川之前有没有川菜？当然有川菜，但是辣椒传进来之后，使我们今天吃的川菜发生了变化，今天的川菜没有辣椒好像就不是川菜了。我想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整个教育制度、知识体系、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变迁，要建立现代大学的儒学学科，儒学知识体系当然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原封不动地将“四书五经”移入现代大学课堂，显然不合乎今天的学科要求。

我们讨论的这个教材体系，基本上是按照现代大学的儒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来设置的，我觉得大体还是不错的。这个儒学的教材体系分三个部分，即“儒学经典导读”、“儒学通论”、“儒学专题研究”。儒家经典代表了儒学最核心的知识和价值。“儒学经典导读”将学习儒学必读的儒家经典选出，采用“导读”的形式。所谓导读，就是对原典加上我们现代人的理解和诠释。其实这一种做法是古已有之，不仅仅是今天的经典教材要给经典作导读。从历史上来看，唐代的《五经正义》、宋代的《四书章句集注》，均是当时的儒家经典导读。朱熹为什么要重新集注《论语》？尽管过去有那么多《论语》的注释本，但是朱熹根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文化特点和思想要求，重新集注《论语》。那么今天在21世纪，作为儒学学科建设，做儒家经典的导读，肯定是要带上我们今天的现代人的理解和思考。特别今天的时代已经进入到全球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我们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文化视野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来重新导读儒家经典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另外，我们选儒家经典时，也可以突破过去的经典范围。我们并不完全拘泥于过去的“四书五经”、“十三经”的范围，我们可以把那些重要的、对儒学建设有重要贡献的典籍纳入到今天的“儒家经典”的范围。其实，历史上儒家经典的范围本来就是不断变化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经典是“六经”，“六经”最初均是官书，记载三代先王治国理政的文献、档案，而孔子及其弟子的书均是诸子、传记。但是，儒家经典的范围在不断扩大，许多早期儒家的子学、传记方面的著作逐渐进入到经典体系中来。特别是到了宋代，所谓的四书就是把原来的子学的《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上升为经典。我们今天的经典体系可以做出一些拓展，关于经典导读的范围应该是开放式的。譬如，今天我们的“儒学经典导读”，把《荀子》放到经典导读里，我是非常赞同的。以我个人的看法，既然能把《荀子》列进来，那宋学中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的著述也应该选进来。宋学对后来整个儒学、东亚文明都是很重要的，宋明儒家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典籍也应该予以关注。我看至少有两本可以列进来，一部是朱熹的《近思录》，一部是王阳明的《传习录》，这两部书基本上代表宋明理学，非常重要。实际上，人们读《近思录》就基本上可以对整个宋儒的原典有基本的了解，读《传习录》就可以对阳明的思想有基本的了解。我认为宋明的儒学经典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事实上像张载的“民胞物与”、“四为”那些话，证明这些儒家典籍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儒家经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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