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谈翻译：臻于“化境”，斯为上品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因此，“古文”里绝不容许的文言“隽语”、“佻巧语”象“梁上君子”、“五朵云”、“土馒头”、“夜度娘”等形形色色地出现了。口语象“小宝贝”、“爸爸”、“天杀之伯林伯”[43]等也经常掺进去了。流行的外来新名词——林纾自己所谓“一见之字里行间便觉不韵”的“东人新名词”[44]——象“普通”、“程度”、“热度”、“幸福”、“社会”、“个人”、“团体”[45]、“脑筋”、“脑球”、“脑气”、“反动之力”[46]、“梦境甜蜜”、“活泼之精神”等应有尽有了。还沾染当时的译音习气，“马丹”、“密司脱”、“安琪儿”、“苦力”[47]、“俱乐部”[48]之类不用说，甚至毫不必要地来一个“列底(尊闺门之称也)”[49]，或者“此所谓‘德武忙’耳(犹华言为朋友尽力也)”[50]。意想不到的是，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象不懂外文的古文家的“笔达”，却象懂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硬译。那种生硬的——毋宁说死硬的——翻译是双重的“反逆”，既损坏原作的表达效果，又违背了祖国的语文习惯。林纾笔下居然会有下面的例句!第一类象

“侍者叩扉曰：‘先生密而华德至”(《迦茵小传》5章)。

把称词“密司脱”译意为“先生”，而又死扣住原文的次序，位置在姓氏之前[51]。第二类象

“自念有一丝自主之权，亦断不收伯爵”(《巴黎茶花女遗事》，原书5章)；

“人之识我，恒多谀辞，直敝我耳。”(《块肉余生述》19章)译“Spoils me”为“敝我”，译“recu le comte”为“收伯爵”，字面上好象比“使我骄恣”、“接待伯爵”忠实。可惜是懒汉、懦夫或笨伯的忠实，结果产生了两句外国中文，和“他热烈地摇摆(Shake)我的手”、“箱子里没有多余的房间(room)了”、“这东西太亲爱(dear)，我买不起”等属于同一范畴。第三类象

“今此谦退之画师，如是居独立之国度，近已数年矣”(《滑稽外史》19章)。

按照文言的惯例，至少得把“如是”两字移后：“……居独立之国度，如是者已数年矣。”再举一个较长的例：

“我……思上帝之心，必知我此一副眼泪实由中出，诵经本

诸实心，布施由于诚意。且此妇人之死，均余搓其目，着其衣冠，

扶之入柩，均我一人之力也。”(《巴黎茶花女遗事》)。

“均我”、“均余’的冗赘，“着其衣冠”的语与意反(当云：“为着衣冠”，原文亦无此句)，都撇开不讲。整个句子完全遵照原文秩序，浩浩荡荡，一路顺次而下，不重新安排组织[52]。在文言语法里，孤另另一个“思”字无论如何带动不了后面那一大串词句，显得尾大不掉，“知”字虽然地位不那么疏远，也拖拉的东西太长，欠缺一气贯注的劲头。译文只好缩短拖累，省去原文里“亦必怜彼妇美貌短命”那个意思。但是’整句里的各个子句，总是松散不够团结，假如我们不对照原文而加新式标点，就要把“且此妇人之死”另起一句．尽管这样截去后半句，前半句还嫌接榫不严、包扎欠紧，在文言里不很过得去。也许该把“上帝之心必知”那个意思移到后面去：“自思此一副眼泪实由中出，诵经本诸实心，布施出于诚意，当皆蒙上帝鉴照，且伊人美貌短命，非我则更无料理其丧葬者，亦当邀上帝悲悯。”这些例子足以表示林纾翻译时，不仅不理会“古文”的限止，而且往往忽视了中国语文的习尚。他这种态度使我们想起《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那个勇猛善战的“道人”，一换上盔甲，就什么清规都不守了[53]。

在林译第一部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里，我们看得出林纾在尝试，在摸索，在摇摆。他认识到，“古文”关于语言的戒律要是不放松(姑且不说放弃)，小说就翻译不成。为翻译起见，他得借助于文言小说以及笔记的传统文体和当时流行的报章杂志文体。但是，不知道是良心不安，还是积习难除，他一会儿放下、一会儿又摆出“古文”的架子。“古文”惯手的林纾和翻译新手的林纾之间仿佛有拉锯战或跷板游戏；这种此起彼伏的情况清楚地表现在《巴黎茶花女遗事》里。那可以解释为什么它的译笔比其它林译晦涩、生涩、“举止羞涩”，紧跟着的《黑奴吁天录》就比较晓畅明白。古奥的字法、句法在这部译本里随处碰得着。“我为君洁,故愿勿度，非我自为也”，就是一例。“女接所欢，媰,而其母下之，遂病”——这个常被引错而传作笑谈的句子也正是“古文”里叙事简敛肃括之笔[54]。司马迁还肯用浅显的“有身”或“孕”(例如《外戚世家》、《五宗世家》、《吕不韦列传》、《春申君列传》、《淮南·衡山列传》，《张丞相列传》)，林纾却从《说文》所引《尚书·梓材》挑选了一个斑驳陆离的古字“媰”，班固还肯说“饮药伤堕”(《外戚传》下)，林纾却仿《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只用了一个“下”字。这就是《畏庐论文》里所谓“换字法”。另举一个易被忽略的例。小说里报导角色对话，少不得“甲说”、“乙回答说”、“丙也说”那些引冒语。外国小说家常常用些新鲜花样，以免连行接句的“你说”、“我说”、“他说”，读来单调，结果可能很纤巧做作，以致受到修辞教科书的指摘[55]。中国文言里报导对话也可以来些变化，只写“曰”、“对曰”、“问”，“答”而不写明是谁。更古雅的方式是连“曰”、“问”等都干脆省掉[56]，《史通》内篇《模拟》所谓，“连续而脱去其‘对曰’、‘问曰’等字”，象

“……邦无道，穀，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

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宪问》)；

“‘……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舍是。’”(《孟子· 公孙丑》)。

佛经翻译里往往接连地省掉两次，象

“‘……是诸国土，若算师、若算弟子能得边际，知其数不?’‘不也，世尊．’‘诸比丘，是人所经国土，若点不点，尽抹为尘……’”(《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第七》)；

“‘……汝见是学、无学二千人不?’’唯然，已见。’‘阿难，是

诸人等……’”(同书《授学·无学人记品第九》)。

这种方式在中国文言小说里并不常见。传奇里象

“曰：‘金也……”青衣者谁也?’曰：‘钱也……’’白衣者谁也?’曰：‘银也……’‘汝谁也?’”(《列异传·张奋》)；

“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为雨工?’曰：‘雷霆之类也。’

……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柳毅传》)；

或者《聊斋志异》里象

“道士问众：‘饮足乎?’曰：‘足矣。’‘足宜早寝，勿误樵苏。’” (《崂山道士》)；

都不是常规，而是偶例。《巴黎茶花女遗事》却反复应用这个“古文”里认为最高简的方式。

“配曰：‘若愿见之乎?吾与尔就之。’余不可。‘然则招之来乎?”；

“曰：‘然。’‘然则马克之归谁送之?’”；． “曰：‘然。’‘然则我送君。’”；

“马克曰：‘客何名?’配唐曰：‘一家实瞠。’马克曰：‘识之。’

‘一亚猛著彭。’马克曰：‘未之识也。’”；

“突问曰：‘马克车马安在?’配唐曰：‘市之矣。’‘肩衣安在?’

又曰：‘市之矣。’‘金钻安在?’曰：‘典之矣。’”；

“余于是拭泪向翁曰：‘翁能信我爱公子乎?’翁曰：‘信之。’‘翁能信吾情爱，不为利生乎?’翁曰：‘信之。’‘翁能许我有此善念，足以赦吾罪戾乎?’翁曰：‘既信且许之。’‘然则请翁亲吾额……’”。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后的林译里，似乎再碰不到这个方式。第二部林译是《黑奴吁天录》，书里就不省去“曰”和“对曰”了(例如九章马利亚等问意里赛、二十章亚妃立问托弗收)。

林译除迭更司、欧文以外，前期的那几种哈葛德的小说也颇有它们的特色。我这一次发现自己宁可读林纾的译文，不乐意读哈葛德的原文。理由很简单：林纾的中文文笔比哈葛德的英文文笔高明得多。哈葛德的原文很笨重，对话更呆蠢板滞，尤其是冒险小说里的对话，把古代英语和近代语言杂拌一起。随便举一个短例，《斐洲烟水愁城录》第五章：“乃以恶声斥洛巴革曰：‘汝何为恶作剧?尔非癇当不如是。”这是很明快的文言，也是很能表达原文意义的翻译。它只有一个缺点：没有让读者看出那句话在原文里的说法。在原文里，那句话(What meanest thou by such mad tricks?Surely thou art mad)就仿佛中文里这样说，“汝干这种疯狂的把戏，是诚何心?汝一定发了疯矣。”对语文稍有感性的人看到这些不伦不类的词句，第一次觉得可笑，第二、三次觉得可厌了。林纾的译笔说不上工致，但大体上比哈葛德的轻快明爽。翻译者运用“归宿语言”的本领超过原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那是翻译史上每每发生的事情[57]。讲究散文风格的裴德(walter Pater)就嫌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文笔太粗糙，只肯看波德莱亚翻译的法文本[58]，一个年轻的唯美主义者(un jeune esthete)告诉法朗士(A． France)说《冰雪因缘》只有在译本里尚堪一读[59]。传说歌德认为纳梵尔(Gerard de Nerval)所译《浮士德》法文本比自己的德文原作来得清楚[60]，惠特曼也不否认弗拉爱里格拉德(F．Freiligrath)用德文翻译的《草叶集》里的诗有可能胜过英文原作[61]。林纾译的哈葛德小说颇可列入这类事例里——当然，只是很微末的例子。近年来，哈葛德在西方文坛的地位渐渐上升，主要是由于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心理学家对《三千年艳尸记》的称道[62]；一九六〇年英国还出版了一本哈葛德评传。水涨船高，也许林译可以沾点儿光，至少我们在评论林译时，不必礼节性地把哈葛德在外国是个毫不足道的作家那句老话重说一遍了。

传记里说林纾“译书虽对客不辍，惟作文则辍”；上面所讲也证实他“译书”不象“作文”那样慎重。也许可以在这里回忆一下有关的文坛旧事。

不是一九三一年、就是一九三二年，我有一次和陈衍先生谈话。陈先生知道我懂外文，但不知道我学的专科是外国文学，以为总不外乎理工科或政法科之类。那一天，他查问明白了，就慨叹说：“文学又何必向外国去学呢! 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63]，我不敢跟他理论，只抬出他的朋友来挡一下，就说读了林纾的翻译小说，因此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陈先生说：“这事做颠倒了。琴南如果知道，未必高兴。你读了他的翻译，应该进而学他的古文，怎么反而向往外国了?琴南岂不是‘为渊驱鱼’么?’他顿一顿，又说：“琴南最恼人家恭维他的翻译和画。我送他一副寿联，称赞他的画，碰了他一个钉子。康长素送他一首诗，捧他的翻译，也惹他发脾气。”我记得见过康有为“译才并世数严、林”那首诗[64]，当时也没追问下去。事隔七八年，李宣龚先生给我看他保存的师友来信，里面两大本是《林畏庐先生手札》，有一封信说：

“……前年我七十贱辰，石遗送联云：‘讲席推前辈；画师得大年。’于吾之品行文章不涉一字。来书云：‘尔不用吾寿文，……故吾亦不言尔之好处’”[65]。

这就是陈先生讲的那一回事了。另一封信提到严复：

“……然几道生时，亦至轻我，至当面诋毁”[66]。

我想起康有为的诗，就请问李先生。李先生说，康有为一句话得罪两个人[67]。严复一向瞧不起林纾，看见那首诗，就说康有为胡闹，天下哪有一个外国字也不认识的“译才”，自己真羞与为伍。至于林纾呢，他不快意的有两点。诗里既然不紧扣图画，都是题外的衬托，那末第一该讲自己的“古文”，为什么倒去讲翻译小说?舍本逐末，这是一[68]。在这首诗里，严复只是个陪客，难道非用“十二侵”韵不可，不能用“十四盐”韵，来一句“译才并世数严、林”么?“史思明懂得的道理，安绍山竟不懂!”[69]喧宾夺主，这是二。文人好名争名，历来是个笑话，只要不发展成为无情无耻的倾轧和陷害，它终还算得“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

林纾不乐意人家称他为“译才”，我们可以理解。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七《送僧方及南谒柳员外》说过：“勿谓翻译徒，不为文雅雄”，就表示一般人的成见以为翻译家是说不上“文雅”的。一个小例也许可以表示翻译的不受重视。远在刘禹锡前，有一位公认的“文雅雄”，搞过翻译——谢灵运[70]。他对“殊俗之音，多所通解”，流传很广的《大般涅槃经》卷首标明。“谢灵运再治”，抚州宝应寺曾保留“谢灵运翻经台’的古迹[71]。但是评论谢灵运的文史家对他是中国古代唯一的大诗人而兼翻译家这一点，都置之不理。这种偏见也并不限于中国[72]。林纾原自负为“文雅雄”，没料到康有为在唱和应酬的诗里还只品定他是个翻译家，“译才”和“翻译徒”虽非同等，总是同类。他重视“古文”而轻视翻译，那也并不奇怪，因为“古文”是他的一种创作，一个人总认为创作比翻译更亲切地是“自家物事”。要知道两者相差多少，就得看林纾对自己的“古文”评价有多高。他早年自认不会作诗[73]，晚年要刻诗集，给李先生的信里说：

“吾诗七律专学东坡、简斋；七绝学白石、石田，参以荆公；

五古学韩；其论事之古诗则学杜。惟不长于七古及排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