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遗民”北川羌族:现代文明下如何传承本土文化
2016年10月21日 10:02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 罗昕 王丽华
“羌”最早记载于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其起源可追溯到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生活在西部的羌族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绝大多数融入汉族,各分支分别演化为藏缅语族中的各民族。而在岷江、涪江上游落地生根的其中一支便延绵出了“北川羌族”。
“羌”最早记载于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其起源可追溯到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生活在西部的羌族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绝大多数融入汉族,各分支分别演化为藏缅语族中的各民族。而在岷江、涪江上游落地生根的其中一支便延绵出了“北川羌族”。
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约三千平方公里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是中国唯一一个羌族自治县,羌族人口约占全国羌族人口的四分之一。史载“大禹出西羌,生于西川之石纽”,石纽就在今日北川的境内。
悠久历史和古老传说赋予这片土地富饶的文化资源。不幸的是,这片土地在八年前的“5·12大地震”中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这里的羌族文化也一同备受创伤。
10月18至19日,澎湃新闻记者随“BMW中国文化之旅”走进震后新建的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一探北川羌族文化传承的究竟。
用羌语进行自由交谈的不足20人
羌族人天生能歌善舞。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羌族有一句谚语——“会说话就会唱歌”。羌族人天生能歌善舞,民间歌谣亦丰富多彩。其中,羌族多声部民歌是他们最原始、最古老的无乐器伴奏演唱形式。
18日下午,北川羌族的王安莲、索基妹、尚么她在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合唱起羌族多声部民歌。三人张口就来,声音此起彼伏,高低错落。
“我们常说西方音乐是多声的,中国音乐是单声的。人们只看到汉族单声部的形态,便认为我们没有多声思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张振涛感慨,“其实我们少数民族里有大量的多声部民歌,而且形态非常丰富。少数民族民歌的发现完全改写了中国音乐史,改写了我们对于中国音乐的基本认知。”
张振涛还说,羌族多声部的特别在于羌族人把其他民族眼中的“不和谐音程”大二度视为最和谐音程。“这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审美标准,这就是文化多样性。”
18日下午,北川羌族的王安莲、索基妹、尚么她在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合唱起羌族多声部民歌。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而这般独特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并不易传承,其中一大原因是唱它要用古老的羌语。羌语属于藏缅语族羌语支,是岷江和涪江上游羌区曾经普遍使用的一种言语。据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加拿大拉瓦尔大学国际语言规划研究中心的调查统计,1982年羌族总人口中有55.37%的人口使用羌汉双语,37.73%的人口使用汉语,仅有6.9%的人口完全使用羌语。
那在今天,北川还有多少羌族人能说羌语,能唱多声部民歌?“会唱多声部民歌的就这三个。”北川羌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徐正斌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北川现有6万多羌族人口,会用羌语进行自由交谈的已不到20人。
“云朵上的民族”出现村寨空壳化
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的羌语学习活动区。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今年29岁的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讲解员卢芳也是羌族人,会说一点点羌语。“由于历史原因,我们这羌族风俗习惯的传承可能不是非常好。外面还有说我们是‘假羌族’,这肯定是不对的。”
在她看来,2008年的大地震和现代文明都给羌族文化带来了冲击。“地震后道路、村寨、碉楼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很多年轻人在地震后都走出大山,到城市里谋生。寨子里大都是些老人小孩,重建后的家园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羌人也不再遵守很多风俗习惯,羌文化传承面临着很大的困境。”
“现在路就到自己家门口,外面的东西肯定会冲击它们(传统)。这是不可避免的。在现代人思维中,现代的东西肯定是优于传统的。”卢芳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比如羌族传统文化中很有代表性的释比,现在他们没有治病的角色,村村都有卫生院,很多人不会去相信(释比治病)了。还有一个角色是祭祀,但如今释比做法事大多在节日,真正用到日常生活中也很少了。还有很多是带表演性质的,给游客看。”
石椅羌寨的释比。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李祥林向澎湃新闻表示:“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看,民族地区的文化确实面临两种冲击:一是历史上汉化的影响。北川羌语传承危机,更大原因在于历史。较之岷江上游羌区,北川更接近汉区的平原地带,当政者要让这地方的民族归顺朝廷,施以种种统治手段,在此历史环境中,当地羌人隐藏自己的民族身份并转说汉话,也就自然。”
“二是今天也受到外来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李祥林感慨,不只在北川,岷江上游的羌区都出现了“村寨空壳化”的问题。
“羌族被称作‘云朵上的民族’,大多身处高山深谷地带,经济不那么发达。在今天这个宽松、开明的时代,年轻一代走出村寨寻求新的生活,乃是人之常情,你不能简单武断地说这不行。你要理解他们走出山里的需求是正常的,要求是合理的。”李祥林说,“但是,与此同时,也给本土文化传承带来了问题。当然,这不仅仅是北川羌族的问题,可以说也是世界性的问题,如何拿出妥善的解决办法,这需要深思。”
非遗传承最重要的是“保护人”
北川石椅羌寨。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截至2015年底,北川羌族自治县已拥有世界级非遗项目1个,国家级非遗项目3个,省级非遗项目16个。今年6月,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来到北川擂鼓镇吉娜羌寨、禹里镇石纽村等村寨,邀请羌年、口弦、禹的传说、羌族推杆等非遗项目的11位代表性传承人,完成了总时长20余小时的羌族文化口述史采录工作。
在接受采访时,徐正斌正为第二天的非遗文化研讨活动忙碌着。说起八年前的大地震,他直呼打击很大:非遗传习场地变成废墟,传承人离开人世,当时文化馆里研究非遗保护的57位学者也全部遇难了。
“我认为非遗传承与保护,最重要的是对人的保护。”徐正斌说,“今天我们关注市场化、商业化对传承人的诱惑。现在民俗和旅游结合,有的结合太商业化了,或者表面上的保护太多。”
羌绣。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受环境变化的影响,如今会羌语的、会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也少有人会主动参与这方面。” 徐正斌想着,要努力让羌族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羌年(羌族传统节日,又称小年)时人山人海,对祭祀、打鼓这些活动,大家会自愿参与进来。这就是一个环境问题。云朵上的民族不是只在舞台上演,有些人虽然没有穿羌族的服装,但身上流着羌族的血。我们现在就是要引导羌族人的文化自豪感,让他们主动参与进来。”
在李祥林看来,正是因为北川争取到羌族自治县,又在地震后得到了国家大力扶持,这个地方在努力恢复羌族本有的文化。
“目前有些羌寨经过打造后,一方面成为了展示羌文化的重要窗口,一方面也因为开展旅游后商业化气息较浓,那是因为正处在一个过渡期,但对这种商业化现象,我们也要保持警惕。”他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包括北川在内的羌族地区,国家政府为其指出的发展方向就是发展旅游,“这种商业化属于发展期的一种现象,不必过于指责当地人,毕竟它正处于恢复发展的过程中,有好些事儿还有待调整、理顺。”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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