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赴美学哲学 是何机缘转向儒家？

1986年9月，张祥龙赴美留学。“当时出国有两个动力。一是渴望对现象学有更深的、更地道的了解。那时候我开始对现象学感兴趣了，尤其是海德格尔。二是个人的遭遇。以前整我的那个学校中的某些人又来诬告我，本来以为人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迫害像鬼影一样跟在背后，令人感到难受，于是我想出国摆脱那个阴影。”

张祥龙与老师牛顿·伽尔弗

张祥龙进入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大学攻读比较哲学硕士，他后来的论文导师是一位印度裔哲学家。这一阶段的学习不仅令张祥龙体验到西方哲学各个潮流，也带领他走入印度思想的深层境界。入学之初，所选的课程并非现象学的课，但后来证明都是有思想效用的。起初要上“美国政治与社会哲学”这门课，教科书里面包括梭罗的《瓦尔登湖》。张祥龙感触颇深：“梭罗根本不是通过抽象的概念去表达对人生和世界的领悟，而是从大自然的现象熏蒸出思想，包括非暴力的‘公民的不服从’。”张祥龙比较过梭罗与杜威，他认为：“梭罗实际上是以广义的自然为最真实者，但是他也有社团意识，那是人和自然之间形成的社团。”

后来，George Guthrie教授主讲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张祥龙颇能从中受益，“此书前面部分接着胡塞尔讲。胡塞尔认为自身意识和反思意识不一样，你的当下意识中已经包含着对自身的边缘认识，但那是前反思的。萨特由此发挥出他的存在主义，他讲的在与无都从现象学来，无意味着非对象、前反思的感受方式和生存方式，是人的根本，它是我们理解存在的途径。萨特通过人生的现象——咖啡馆等朋友没来的那种无，赌徒在赌桌前把以前的誓言全都忘掉的那种无，等等——来阐发，特别有揭示力。”

硕士阶段张祥龙还修了印度哲学的课，收获很大，他的硕士论文导师就是那位印度裔学者。这位老师对现象学也有兴趣，他曾对张祥龙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只是我们印度《奥义书》和吠檀多不二论的一个粗浅的引导，他还没有进入意识的更深境界。”而张祥龙也感到：“胡塞尔能揭示意向对象、意向行为，窥见了内在时间意识的被动综合领域，确实很伟大。但是被动综合是怎么进行的，意识是如何进入到自身的，胡塞尔的阐述更多的是推想，并不是直观到了。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可能，尤其是东方经验对其深化的可能。”张祥龙的硕士论文《佛家、道家与海德格尔论语言与实在》后来被改写为专著，翻译成德文出版。

张祥龙夫妇与博士生导师Inada教授夫妇

1988年，张祥龙取得硕士学位后，又赴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攻读博士，在现象学、维特根斯坦哲学、逻辑哲学、古希腊哲学等方面接受较为深入的训练，他感到，正是在攻读博士期间，进入了研习现象学的实质性阶段。张祥龙的论文指导小组里有一位韩国裔的曹街京教授，研究海德格尔和胡塞尔。曹街京教授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博士，伽达默尔是他的导师和朋友，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和海德格尔在托特瑙山中小屋的合影。曹教授上课交替讲授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张祥龙由此而明白：要理解海德格尔，不了解胡塞尔肯定不行，海德格尔首先是现象学家而不是存在主义者。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给张祥龙打开了一个哲学的新境界。胡塞尔强调纯直观，直观中看到的是什么，就应将它阐述为什么。关于意向性的构成，张祥龙尽量将它理解为原本的、境域式的和以可能性为重心的：我们的认识并不是先接受一个个感觉印象，然后再通过联想把它们连结，形成对象。而是说，所有的意识总是对某物的意识，即便是感知，所知觉者就已经是个活的现象，而不只是感觉材料。这里面已经有内在时间的原初综合和当场触发的意向性构造。

“从意向行为的原构成出发，我觉得自己逐渐能够进到一种在一切二元分裂之前的思想领悟中，既有腾云驾雾之感，又是完全理性的或可理解的；再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缘在（Dasein）和世界及自身的关系，时间和存在的含义，脉络一下子都打通了。我觉得自己看出了真正原本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尤其再回头看中国的哲理，比如海德格尔比较感兴趣的道家，一个理解老子、庄子的全新思想维度被打开了。”

1992年春，张祥龙获得博士学位

1991年底，张祥龙以博士论文《海德格尔与道家》进行了答辩，于1992年春获得博士学位。其后他回到北京大学任教直至2012年，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曾任国际中西哲学比较学会会长、外国哲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现代哲学、比较哲学和儒家哲学。2012年10月，张祥龙从北京大学退休，受聘为山东大学哲社学院人文社科一级教授。

1992年春，张祥龙获得博士学位张祥龙在得子后，就开始对儒家有感觉，所以在美国时就带着孩子背诵《三字经》和《论语》。回国之后，他逐渐自觉地转向了儒家：“我转向儒家，有人生的契机，也有思想的契机，而最根本处还是人生感悟。我成家以后，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后，生活发生了重要改变。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是，你的孩子把你从生活的个人中心里撬了出来。”

在这之前，张祥龙说，他虽然不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但无论是从思想上、精神上，还是从人生境界上，毕竟是以发挥和揭示个人的潜能为重心。“道家、斯宾诺莎还有西方哲学，一开始都是解决我人生的困苦。那时候我学了斯宾诺莎就感觉到，你们看我很绝望、毫无出路，我却觉得很幸福。住在农村小屋里读斯宾诺莎的书，那种感受既真又美。当时我读《伦理学》，说实话，时常达到一种出神的状态，呆坐在那里畅游美妙。”上大学期间，张祥龙对儒家也有过一些感受，尤其钦佩儒家的人格和境界，只是这些感受并不像对道家的领悟那么直接。但是，“自从有了小孩，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孩子晚上一哭，睡得就不踏实了。我内人在天津坐月子，夜里给孩子换尿布，她就和孩子说玩笑话：‘你蹬什么呀？’‘人家都不要你了，干什么还老笑啊？’当时我的感觉是：很美，很好，这世界上有一个和我们血肉相连的生命。后来我内人回到内蒙接着学医学，我和老阿姨住在父母那里带孩子。小孩子生了病，要带他去医院，父母说不行，到医院会被传染别的病。我急得跑来跑去，问医生该怎么办。医生说，你不把孩子抱来，让我怎么说呢？那时心里真着急啊。我才觉得真实的人生原来是这样，感到自己的心灵世界，那么一个独自享用的心灵世界，就此不复存在了，也不能常去野外了，但是又没什么可后悔的，也不想逃脱什么。这个小生命是你自己的儿子，你不管他谁管他？”

这样的经历，对于张祥龙后来走上儒家的道路至关重要。他慢慢觉得，人生可以不以自己为中心，而确确实实、真真切切地以另外一个弱小的生命为中心。他感叹人生的亲子关系是那么原初，并且又那么奇妙：“刚开始好像完全是负担，甚至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但很快就发现那里面颇有些东西让人受到启发、得到恢复，充满了原初的意义。你看到孩子在成长，会感到内在的欢喜。你拉着孩子的手去公园，他那么信任你，把一切都交给你了，你会1984年，张祥龙抱着年幼的孩子深深地感动。”

当时有个日本电影，讲的是父亲历尽艰辛寻找小女儿。张祥龙就想，如果自己的孩子遇到危险困厄，他会付出什么？“让我惊奇的是，当我扪心自问，自己确确实实地感到，为了这孩子我什么都能做，包括舍弃我的生命。他太弱小了，相比让他受苦，让我自己受苦要容易忍受得多。”这些切身体验让张祥龙感到，儒家以亲子、孝慈为根本，大有道理。那里面有着最原本的力量，让人自然地关爱他人。

这种血脉联系给张祥龙带来巨大的震动：“在你和其他人的关系当中，确实可以有一个超出自己生命的，更为珍贵、更为深邃的生存和价值世界，它意味着整个生存得以扩大和丰富。走出自我，这是意义重大的一步，尽管好像是很小、很平常的一步。但是它真，它绝不假。这是道家、耶教等等学说无法代替的。儒家看重的恰是这一点，它极尽天然，几乎每个有了孩子的人都能直接体会到，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的、宗教的、道德的灌输。”

张祥龙回忆说，孩子大约三四岁时，有一回他和妻子当着孩子的面拌嘴。孩子的祖父就说：“你看孩子多着急啊！”张祥龙回过头，见孩子在身后的床上跳来跳去，很不安。他一下子就感受到，孩子看见心中最为亲爱的人吵架，心里惶恐，又不知道如何表达。想到孩子的心何其柔弱，张祥龙难过了。后来遇到家事上的争吵，他就会想起这件事，想起父亲的教诲中深藏着的贯通三代的慈爱，不忍心再争执下去。

“我感到家庭如何维系下去，真不是一句空话。对孩子的爱会转到自己和他人身上，并且产生自责、宽容和义务感。我有了孩子以后，才真正体会到父母是怎样将我带大的，从那以后再也不敢顶撞父母。亲子之间的爱会逐渐伸展开来，影响到你对整个家庭的感受，然后再往外扩展。”

张祥龙说，他也是过了那么多年才慢慢地省思到其中的含义。“儒家有其它任何宗教和学说都代替不了的东西，儒家不应该被放弃、被嘲笑、被蔑视。我年轻时看不起儒家，不就是唯唯诺诺地克己复礼，板起脸来教训人吗？儒家与年轻人所憧憬的自由生活全不相干，我为什么要考虑儒家？但是到了这时候，不行了，儒家有让人无法逃避、无法否认、无法舍弃的东西。从那以后，我才有了潜在却又真实的转变。”

其实，张祥龙在美国时已经读过一些港台新儒家的书，这些书对他颇有启发。首先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那是一部从儒家角度写中国史的著作。还有牟宗三先生的《圆善论》，这本书比较儒释道乃至康德学说的思想境界，论述儒家境界最圆满地体现出了无限智心，在中外比较视野中展现出独到的见地。而促使张祥龙转向儒家的原动力，主要还是人生的契机，以及后来从现象学领会儒家的契机。

*本文节选自《儒风大家》第3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