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论道|走向未来：何谓中华文化的常与变？

【导言】2018年4月21日，“致敬国学：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暨“西湖论道：新时代的国学使命”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本次论坛分“走向未来：中华文化的常与变”、“走向世界：中华文化的传与播”两大议题，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和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发起人、一点资讯CEO李亚分别客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大教授王守常，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教授陈卫平，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曹顺庆，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发起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白谦慎，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北师大教授朱小健，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董平，以及台湾著名漫画家、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得主蔡志忠、书院中国基金会创办人李亚鹏同台论道，畅谈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所经历的浮沉命运，并联系网络化、碎片化、快餐化以及人工智能化带来的现实冲击展开剖析，探讨中华文化如何重构人文精神，影响年轻受众，走出传播困境，实现传承创新。

下文为论坛“走向未来：中华文化的常与变”现场实录整理。鲁迅先生曾经说，所谓大时代，那就不是生乃是死。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深刻影响每一代学人的人生与治学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传统价值观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呢？

西湖论道高峰论坛上半场“走向未来：中华文化的变与常”现场

 【超越时代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不变的基因是这些】

陈越光：在现代思潮，尤其在现代科技物质冲击下，形成中国社会的大变迁，变迁过程也涉及思想文化；从佛学传入中国一直到宋明理学确立，这中间也有大量的变与不变的问题；董仲舒独尊儒家，提出了“天不变道也不变”，到汉末的时候却发现难以不变，从而有了“学理双修”……在种种历史的变迁中，思想文化的应变中，到底有哪些因素是中国文化中不变的“常”？

不变的追求：做一个人格高尚的君子

陈卫平：如果讲中国的传统哲学，当然儒家是它主要的一个学派。从两千多年发展至今，儒家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或者说它根本上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想这里借用一个著名的新儒学代表人物马一浮的观点，他认为儒家根本的精神就是“什么是君子”，“如何培养君子”，他认为这是儒学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实践上解决的根本的问题。

这个如果从儒家思想两千多年的发展来看，应该可以说是没有变的。我们对于儒家思想的称呼，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更多的会把它叫作周孔之道，也就是周公和孔子。这里面就是说，儒家的思想更多是跟“礼”连在一起，因为周代讲礼，一个君子首先要在行为规范上符合礼。到了后来，我们把儒家思想叫做孔孟之道，主要是把儒家两个概念连在一起，也就是“仁”和“义”。要成为一个君子，首先就是义，道德的规范。在行为上，不仅是遵守外在的礼的问题，而是怎么能够遵循道德的原则、道德的规范，而这样的一种道德原则、规范，不是出于外在的，而是出于你内在的仁。

到了后来，到了汉唐，儒家思想主要变成了经学，想成为君子，要回到儒家经典，去考察、去思考。到了宋明，儒家的思想，我们会讲宋明理学，理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四书了，因为四书跟五经相比，更加切合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就要求君子的培养，我们要更多的从日常的生活中做到。所谓知行合一，是最高明的人生境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雷锋，雷锋有一句话，“吃饭是为了活着，或者不是为了吃饭”。这就是说日常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人生的境界的。所以宋明理学让你学四书，就是要从日常生活中理解你做的事情的意义，从而提升你的人生境界。

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就是怎么来追求做一个高尚的人格，这是没有变。但是如何做，如何去解释，这个是在不断的变化的。这种变化背后，当然是跟时代的变化是有关的。

不变的生命力：以人为本将重建价值体系

朱汉民：到了21世纪，中华文明正好面临一个复兴和重建的阶段。当然，这个复兴确实是要建立在重建的基础上，而如何重建就面临要把握哪一些中华文化的核心？既然是不变的东西，一定是有生命力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要回过头来，反思整个中华文明的几千年历史过程。在世界文明之林中，有些文明已经衰落了，有些已经失去了，而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所谓轴心文明时期开始，还有五代时期开始，形成了一个渊远流长的、从来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之所以有这样的生命力，一定有它活下来的基因，活下来的理由，活下来的原因和条件，在数千年间其他文明衰落或覆灭的时候，它能顽强地活下来，活到21世纪，而且还越活越好，那么背后一定有它的深层原因、文化基因。这个基因，应该是不变的，同时这种基因一定是很多。

在前轴心文明时期商代时期，中华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人文精神。中国人在西周的时候相信天，跟西方人相信上帝一样，天是一个人格神，是一个能够主宰这个世界的创立者。我们要向他顶礼膜拜，求得他福佑。但是西周人发现，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修炼内在德行，然后以德配天。这样一来天命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一个神的秘密变成了一种人文价值、道德理性。

在这个基础上，春秋战国时代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思想文化，把这个“以德配天”的“德”不断发展，产生了天道、天性的观念，宋代还产生了天理的观念。西方的上帝永远是独立的，而中国的天是依托在具有理性的这些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包括道、性、心、理，也就是道理、心性。这个价值基础指导了中国后来两千多年，一直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我也认为到了21世纪，要重建中华文明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复兴起来。

比方说，孔子讲的仁义，仁义来自于我们的内心，到了孟子认为是侧隐之心，孔子讲忠恕之道，这不是靠天的，是推己及人的一种人和人的关系。通过推己及人，通过求根究底，比方说现代社会大家认为道德失落，我们如何重建道德？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心性，通过回到自己的心性来重建这样一个道德的体系、价值的体系、信仰的体系，所以我认为，包括这样的仁爱、中和、民本、诚信等这一系列以人为本的价值体系，一定会在二十一世纪，在中华文明的建构中，重新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重新成为我们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的根与魂。

将“常”转化为“礼”，这是儒家对“道”的诠释

董平：常和变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不能脱离。讲常必讲变，讲变必讲常，中国文化原来如此。常变之道原本首先就体现在历史过程当中，孔夫子当年讲得很清楚，“三代之志，相延而不相习也”，应变是常，损益便是变。为什么百世可知？孔夫子站在历史本身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的角度来说，“常”是人类的历史不可能脱离或者人的生活所建立于其上的那个根本的东西。在中国文化中这个很清楚，那个叫做“道”。所以“道”是“常”，老子讲得很明白，“知常，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所以知常曰明，不知常而妄作，凶。按照道家观点，道本身的那个常，不可能被任何人为方式转换出来，一切都是妄作。

想真正了解、领悟中国文化的某种内在的核心的根本精神，那就必须要立足于“道”，这个才是真正的常。基于常，基于这样一种道的认识，我们才有可能去通变的。否则的话，不以道为前提，所谓的通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那便是妄作。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还主张常和变要连着说。

道之常在儒家思想文化当中的体现，是把道本身的常转换为一套人伦礼法、人伦生活秩序，用来满足或者处理或者规范人在各不同层面的生活秩序的，那就叫做“礼”，这是儒家的处理方式，所以“施道而后德，施德而后仁，施仁而后礼”，道的本源，之后是知常，儒家强调要知常达变，圣人也没太多能耐，无非是基于仰观俯察，也不过是端端无他技。这个东西，这才是真正的知常而能够通变的。所以真正的常，我们看到，在孟子那里那就是时中，中是时的过程中实现的，尽管出于流变之中，但是要把中实现出来，这个不能变，这个就是常。所以常变之说，可以说贯彻在历史、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至于大家讲的伦理，什么是中国文化当中不变的？从西周，周公以来，经过孔子经过孟子等等，很辛苦，我们也提升，在古代也一代代人也要去提炼儒家的核心价值。汉代的三纲五常，可以说在今天的语境当中三纲一个都不要，但是五常一个都不能少，这就是常。

科技带来人类七千年未有之巨变 它有生命并在塑造文化

陈方正：怎么样重建当代的中国文化？讲到这个问题，我想要从一个词讲起，就是文化。文化、文化，什么意思？从字面上来讲，从本质上来讲也是的，以文来化人的心。以文来化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语言的力量是很大的，所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古代自然如此，立了五经博士，某一家的学派，朝廷立了，然后通过一连串的制度，包括不少的考试，这个思想就可以传到整个中国，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影响到整个中国所有的法度，包括学校里面教的东西。这个叫做文化。

可是在今天，文化的观念比这个要扩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了。今天人所受的影响，不一定就是文字，还有制度。当然，古代也是受制度影响，可是那个制度本身是被文字、被一种哲学思想很容易的在影响它控制它。可是在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婚姻制度的改变。今天全世界的婚姻制度都在急剧的变化之中，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是异端邪说了，西方的宗教家也是这样看的，可是为什么会，在人生最基本的层面，在婚姻上会出现那么大的改变？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追究到经济上的问题、社会上的问题，我们在这儿不能展开来谈。可是我要指出的一点就是说，哲学思想，文学思想，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思想，在今天它在塑造人类社会的制度上，已经相当大部分要让位给科技。科技本身有了它的生命，有了它塑造整个人类文化的力量。

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座各位我相信都会同意的，在100年以前甚至50年以前，塑造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最有力的是学校，学校以外是家长。可是在今天，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塑造他们思想的不是我们，也不是学校，甚至不是那些画连环画的，而是在网上铺天盖地的网上的力量。换而言之，现在影响人的思想的，已经不是文字了，而是通过大气传来的电波。像现在我们就正在传达这样一种思想，而这个东西，无论我们有怎么样坚决的文化的使命感，是不能改变的。

这个话题也很大，可是我想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一讲，2500年前，庄子讲过一句话，他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你的心根本就不定，这样的人都控制不了自己，不要讲控制国家了。他所反对的是一个很简单的用来舀水的机械装置，他成功了吗？他失败了，不但他失败了，所有反对机械装置的人，所有反对增加生活上便利的人，都没有办法阻挡这种趋势。你可以阻挡它一时，不能阻挡它长久。你可以阻挡它在一个地方，不能阻挡它在这个世界。你阻挡它，别人有了更大的力量，阻挡它的国家就会受到威胁，就会被淘汰。假如不被淘汰的话，也要奋起利用机械。我们讲机械只是一个比喻，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的科技上的手段。

所以科技这个问题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不是一两个，或者一两千个科学家签了名反对一些事情，所能够解决的。科学在人类文明里面，不是文化，在人类文明里面所造成的山崩海啸般的大变，那不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是人类七千年未有之巨变。这个问题谁能够解决？我想不出来。

中国文化，中国文明，要在这个科技巨变的世界站起来，我们现在好像已经找到了一个道路。可是，不但是我们，甚至在西方的国家，他们也不知道将来人类文明怎么能够面对这样的巨变。所以，要重塑人类的文明，保持人这个观念，我想，不是我们中国人单独所能够承担的。在今天要面对科技的大问题，中国必须也要绝对的开放、包容，跟世界上所有的文明一起携手，才可以想到将来人类会有怎么样一个前途。

所以，最后我引一句王国维先生的词，“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质疑不可疑”。世界上总是会变的地方，唯一不变的就是这个常变。

以变守常：借现代“他山之石”助力古老学科研究

朱小健：做训诂的是什么？我们过去说，训诂就是解释古代文献语义的工作，解释古代汉语记录的文献，解释古代汉语文献语义。现在我们又说，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阐释之学，我们要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好像变了，其实没变。因为古代汉语文献的语义，就是中华传统文化。

从夏到商到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所因就是常，就是继承。一种是所损益，损益就是减少和增加，那就是变。其实在我们这个训诂的工作里面，就是要把这个话讲清楚，因的是什么，损益的是什么。那无非就是两类，一个是人伦纲常，一个是文治三统，夏商周的立法和条文。如果把这些都讲清楚了，那训诂工作做好了吧？还不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而易可知”，这好像很清楚，不用讲，都懂吧？其实训诂工作还要做，要告诉你这句话为什么是写成其或继周者，而不是其继周者？因为完全可以说是殷继承了夏，然后加一个不定的词，我们国学的国，本来就是一个或，或是一个戈，是扛着干什么？守卫一块地方。守卫的这块地方，是游牧时代的文字，是追逐水草而生活，所以有流动性，有不确定性，所以或是不确定的。后来加了土边变成了域及加了外围变成国。它本质还是有这个特征。

为什么加这个或？因为说话者所处的是周代，不能说继承周代，你是说周代要灭亡吗？那不行。现在很多国家很多民族不在意这件事，我们这个总统，下一届总统，现在就可以说。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不是这样，我们在周代，只能说假如有继承周代的，“百世亦可知”。

我个人认为训诂工作的工作对象没有变，即使你说它是一个语义或者文化，但是它的工作方法，包括它的材料，包括它的原则，很多都发生变化了，概念都有变化，包括现在出土了很多新的材料，会告诉你原来你的做法有问题。所以我们也在变。

更重要的是，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后，我们这样一个老的传统的学科，我们借鉴了其他文明的，也就是西方的那些语言学的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我们借了他山之石，我们强健的自己的本体，然后我们所有的训诂工作者都甘愿为专业研究来做工具，来为你们做基石。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新时代，既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逻辑延伸，也是包括我们训诂工作者在内的亿万民众艰辛努力的必然。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讲，有可能唐诗是另外一种理解，完全有可能。所以我想，我们训诂工作者愿意保持住我们这个讲清楚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初心，像刚才香港的陈老师讲的，我们要跟其他文明的这些人类的伙伴们，分享我们的成果。我们来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设，我们来做好这个事情，我们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陈尚君：强调中国文化价值，我们不要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而且在看到中华文化在当代的价值的时候，我觉得也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一些局限性，看到西方文化后来能够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取得重大影响的内在的原因，其中有一点可能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就在于西方文化之中的科学精神。

而这种科学精神，从希腊罗马时期开始，它是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社会里面的所有知识的非常严格的划切和仔细的定义，可能我们在传统的学术方面会有一些欠缺。比方说我们看到自然界的万物，看到虫或者是鸟，西方的学说之中对于每一种虫或者每一种鸟到底有多少，他们具体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这种精神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后来这种科学精神成为现在文化主流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近代以来，当文史哲数理化取代了传统四部之学的时候，在传统的以理义辞章考据为基础的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现代学术的转型一方面是要学习西方的治学方法和途径。唐代文史研究近代百年中取得重大成就，是因为从陈寅恪等先生开始的把西学治学方法融入中国传统学说而带来的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种精神延续了百年左右。

特别是唐代文史的研究之中，有一些地方是特别的觉得可以强调的。就是说唐代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之中，文献不多不少，时间不早不晚，而且一百年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的文献多少是可以一个人穷尽的，而它一百多年之中，新出的文献数量之多，带来了学术研究的日新月异，以及一系列大师做出了榜样。我们在学术研究的变化之中，比如唐诗的研究，从传统的背诵之学、词章之学，变成了现代的学术中的文本解读之学、专题研究之学，以及和这有关的，比方说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文学文本的流传研究，文本的变化的研究，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研究。我特别是感觉到，当代学术和传统学术比较，我们要有自信，我们可以远远超过前代学术家所取得的成就，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自信。

陈越光：今年是戊戌变法运动一百二十周年，戊戌意味着“在求变中应变”这样一种追求。所谓“促常而应变”，在它背后更深层的思想文化的历史，中国的思想体系是如何对待历史的变迁与变换？又如何在变中不变，守住文化之根脉，守住它的“常”？ 

重思百年之变：五四是个典型关口

陈方正：在过去一百多年，大家都会想到中国人怎么样应对这一场大变。最典型一个关口就是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白话文运动。我想，讲“中国文化的常与变”最好的一个例子，是白话文运动。

当时的白话文跟文言文之争，翻天覆地，今天来看。这也许是不必要的。我们今天好的白话文，所用的辞藻还是要从古典语言里面去找，可是，要表现新思想，又必须用白话文。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不可分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文化里面最不能变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语言，中文。我们穿的西装，我们吃的西餐，我们住的房子所用的器材，很多是西方来的。可是我们讲的话，我们写的东西，一定是中文。而这中文不是简单的一种语言，它包含了中国文化的思想、我们的看法和人生观，比如“仁”、“义”、“气”，甚至一个“风”字，这些很简单的文字，都很难翻译成准确的外语。只有懂中国文化的人才能了解这些词的意思，所以在中国的语言里面，我们就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常与变。

当然，跟着五四运动下来的还有“科学”的讨论，科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也有，可那是传统科学，西方的现代科学是我们必须输入必须学的，这是一个大变。

还有一个大变，大家可能不太留心的，是“义”跟“利”之辨。其实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义利之辨是很重要的。那么在现代中国，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大变，其实就是我们要“解魅”。什么叫解魅？西方韦伯提出来“解魅”这个观念，就是从上帝的脚下爬出来，人站起来。“解魅”的主要意思是没有一个主导思想，人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发挥的。在中国，“义利之辨”，“君子寓于义，小人寓于利”，这是根本的，很多年都没有改。但是到了今天，中国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就是说，君子也不一定要寓于义，也可以有利。中国现在把利作为跟义同等重要的一个观念，这也是一个大变。

陈卫平：五四时期发生了一个文化转型，但它不是和传统文化的断裂，而是继承和变革的统一。有一句口号很能说明问题，“打倒孔家店”很可能是一句以讹传讹，到现在为止，我们所看到的文献里面，没有看到“打倒孔家店”五个字，只有“打孔家店”，这是有区别的。要去掉传统文化中不好的东西，而发扬我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东西，我们现在目之所见的国学大师、国学研究的名著，都是五四以后涌现出来的，这也就证明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转型，百年以来，其实是变革和继承的统一。

唐代强盛令人向往，文化多元包容最可贵 

陈尚君：今年是唐王朝建立一千四百周年，在中国文化之中，我们现在常常怀念唐王朝的国力强盛、文化发达，可是普遍忽略了唐文化的一个特点，实际上它是非常多元的、包容的甚至是纵容的，对于世人的各种，像李白这样有许多很乱的想法的人，社会也是容忍的。唐文化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充满文化自信，不太拘束于对个人行为的规范。但是唐王朝又有一个特别可贵的地方，就是对于国家法律健全的保障。在中国文化之中，唐文化的这样一种特殊性，在宋元明清后的各代再也没有出现过。

学术研究方面，比如唐诗的研究，从传统的背诵之学、词章之学，变成了现代的学术中的文本解读之学、专题研究之学，以及和这有关的，比方说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文学文本的流传研究，文本的变化的研究，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研究。我特别感觉到，当代学术和传统学术比较，我们要有自信，我们可以远远的超过前代学术家所取得的成就。

特殊时代曾迫使文化“让位” 但有生命力的价值会延续

朱汉民：从董仲舒之自信“天变道义不变”，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化，可以发现，文化之变在国家民族危机之时会暂时“让位”，面临强势的西方文明和战争入侵，面对严重的国家的问题、民族的问题，包括中国人的生存问题，当时叫“保国保种”，就是中国人还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吗？所谓“中华”、“中国”，还能够保持一个独立的国家和民族吗？ 

为了国富民强，为了国家发展，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从价值、信仰到国家的礼法制度，再到伦常，整个文化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割裂化。另外，就是功利化，中国文化被用作一个手段性的工具，比如说有些能够促进富国强兵道路的文化，我们把它自觉不自觉的保存下来在使用。但是一个有价值信仰的文化，已开始崩溃了。近一百多年，中国文化的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整体上，整体结构上被解构了。这个解构就面临一个重新建构的问题。

不变的东西一定是有生命力的东西。中华文化得以长久延续，凭借的是它的文化基因、人文精神，仁爱、诚信、人本，这些价值一定会在新时代的现代社会建构中重新成为我们的根与魂。

董平：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1840年开始，我们实际上是被动地被拖进必须面对西方这样一个格局当中来的，迫使我们不得不变。鸦片战争失败了，一次鸦片战争，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了，我们省思，我们发现什么跟人家不行？物质层面跟人家差别太大，咱们还处在农耕文明，人家已经经过工业革命。所以两次鸦片战争实际上是农耕文明和机器文明的对峙。后来，戊戌变法实际上已经开始把变动、变革、改变的主要的对象，引向帝国自身的内在体制。但是很遗憾，失败了。中国文化本身内涵着的那种深刻的自我省思意识，在我们整个近代中国历史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变中必有不变存焉？我觉得时时刻刻能够因应社会现实本身的挑战，做出自我的反思，从民族的意义上来说，国格之健全完整，个体意义上来说，人格之健全完整，只有这一不变的一点，才真正预示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会有辉煌的未来，到现如今，到了通变而归常的时候了。

现代生活变化巨大 海外华人最担心丢了这些

朱小健：现在无论是我们生活在一线或者二线城市的民众，还是我们的包括学者，其实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往往被乡村，被边远的民族的地区所吸引。有的是去到那里看一看，有的甚至到那儿就被它迷住了，就留在那儿，当然那里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那是另外一个层面。我只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在我们这个现代生活当中，我们丢失了很多东西。

十三年前，我因为汉语国际传播的工作，接触了非常多的海外华人，我发现他们有非常明确的共同的东西，就是非常担心自己的下一代的汉语丢了、中国的那些观念没有了。一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真的有很多丢失，另外，现代人的生活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自古圣贤多寂寞，所有时代的圣贤们都向往着去另外一个时代生活，都不满足于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孔子甚至有可能，他是喜爱甚至希望去回到尧舜的时代。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根本的“常”，那就是我们都是在追求民族文化当中的真善美，追求喜爱那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