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顾颉刚：“禅让”是战国学者想象的乌托邦

顾颉刚旧影

【编者按】1923年顾颉刚先后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他指出“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并且推论了尧舜禹的关系时如何来的，认为“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戟，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以下摘自《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

《诗经》中有若干禹，但尧、舜不曾一见。《尚书》中除了后出的《尧典》、《皋陶谟》，有若干禹，但尧、舜也不曾一见。故尧、舜、禹的传说，禹先起，尧、舜后起，是无疑义的。后起者立于前，也是杜撰古史的成例，我们是看惯的。但他们何以发生了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探索一番。

玄同先生说尧为高义，舜为大义，意义相承，可见出于同时，有互相关系的可能。至于禹，我们看《洪范》，明明说是上帝殛鲧之后而继起的；看《吕刑》，也明明说是上帝降下来的；看《殷武》、《立政》，又只说禹迹而不言舜域。他只有受命于上帝，没有受命于人王。他乃是独当一切，不是服政效忠。若照后世人所说的尧、舜、禹之关系看来，则禹所画的九州原是尧、舜的天下，何以反把这两个主人撇落在一旁呢？

《诗》、《书》中言禹的九条，全没有做了尧、舜之臣的气息，不必提了，就看伪作的《禹贡》，也是说：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

锡土姓。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禹锡玄生，告厥成功。

这是何等的独断独行，称心布置！这何曾有一点儿做了他人的臣子的意味！末句所谓“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乃是告成功于上帝，上帝把玄圭赏赐与他，与《洪范》的“天锡禹洪范九畴”正是一例子的事实。（《帝王世纪》和《宋书•符瑞志》有“禹治水毕，天锡玄圭”的话，正作如此解。《伪孔传》谓“尧锡玄圭以彰显之”，大谬，《禹贡》上何曾有尧来！）可见做《禹贡》的人对于禹的观念还是《诗》、《书》上的禹的观念，而不是诸子上的禹的观念。

尧、舜的传说本来与治水毫没干系，《论语》上如此，《楚辞》上也是如此。自从禹做了他们的臣子之后，于是他们不得不与治水发生关系了。但治水原是禹的大功，口碑载道，尧、舜夺不得的；没有法想，只得请尧做了一时的矇矒，由他任鲧治水；等到“九年，绩用弗成”，尧没有办法，就做了尧、舜交替的关键，并为舜举禹的地步。如此，禹的功绩既没有减损，而尧举了舜，舜举了禹，成就了这件事，尧、舜也很有间接的功勋，治水的事是他们三人合作的成绩了。但殛鲧的是谁呢，大家说不清楚；连一部《左传》也忽而说尧，忽而说舜（昭七年传，“尧殛鲧于羽山”；僖三十三年传，“舜之罪也殛鲧”）。这可以见出一种新传说出来时，前后顾全不得的情形。

画像石中的尧舜禹

我们既知尧、舜、禹的关系起于战国，要寻出这个关系的来源，应当先看战国时的背景。战国时，四方民族渐渐与中原民族融合为一，各民族的祖先平时不相闻问的，到这时也都胡乱搭凑而成一系。孟子说舜为“东夷之人”，若舜果为东夷的祖先，则他与南蛮的祖先禹先生关系，自在情理之内。但这决不是最重要的理由，因为尧、舜、禹的关系是有意味的，不比黄帝、少{白皋}、颛顼之类的无端凑合。

最重要的理由乃在当时的政治背景。战国时，各强国的国王都有统一天下的大志，不息的战争攻伐，贵族又是说不尽的豪侈，残伤民命，暴夺民财；人民憔悴于虐政之下，真是创深痛钜。那时的学者看着人民的苦痛，对于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法非常要求得急切。解决方法最直截的无过**，**的事原有汤、武的好例在前，所以他们竭力骂桀、纣，颂汤、武。但当时人民对于国王，正和现在人民对于军阀一样，虽是疾首痛心到极点，而要自己起来铲除他们的势力终是无力的。他们在这般有心无力的境界中，只有把自己的希望构成一种根本解决的想象，做宣传的功夫。根本解决的想象是什么？乃是政治的道德化。他们想象：若有一个道德最好的天子出来，舍弃了一切的权利，他的目的单是要天下安乐，自然可以“天下为公”，没有争夺的事。他们想象：倘若天子的位不是固定的，做天子的必是天下最贤的人，他必能识拔许多贤才做各项的职务；使得天下之民归心，成就最好的政治。这一种想象就是禅让说。《墨子》、《孟子》书中这类的话甚多，兹不备举。

但自古只有父兄传子弟的局面，而没有先圣传后圣的局面，他们鼓吹禅让说是得不到证据的。没有法子，就位了两个“无能名”的古帝——尧、舜——和一个在传说的系统上列于夏初的古王——禹——做他们鼓吹学说的凭藉。好在这几个人的事迹是没有什么确实的记载的，你要那样说就可那样说，你爱那样造就可那样造。尧、舜、禹的关系就因了禅让说的鼓吹而建筑得很坚固了。

但禅让之说起来时，禹早已做了夏后了：夏是世代相承的，故不得不使他把传贤的局面改为传子的局面。然而益相禹的传说与舜相尧，禹相舜的传说是有同等的势力的，故又不得不使他举益自代。旧史必使他传启，新兴的禅让说必使他传益，但结果又不能违背旧史，亦必使他传启，这个谎如何圆法呢？在这一点上，造伪史的人真做够了难题了！《国策》道：

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

这一说是归过于启的，然已有“禹令启自取之”的嫌疑了。《天问》道：

启代益作后。

这是禹已禅益，启更代益，间接而成传子的局面。但启何以代益，是启抢来呢，是益传与他呢，这文没有说明。《竹书纪年》道：

益干启位，启杀之。

这是禹不禅益，启即代禹，为直接的传子。但启何以代禹，是禹有意呢，是启抢来呢，这文也没有说明。以上三说足可解释，但总是禅让制的恶散场，在“比户可封”的时候不应当有这种事。于是《孟子》上有一个极巧妙的回答：

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

“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

这一个解释真是何等的美满！禹是肯荐益的，益是肯避启的，启又是实在得民心的，没有一个人失德，没有一个人贪有天下，然而“民意”的趋向如此，禅让制便轻轻的改到传子制子！

洪水未平，举贤治之，是禅让制之所由起。启有贤德，传子即是传贤，是禅让制之所由终。这一个起迄的时间，名为禅让时代，公推为人治最美满的时期。一班兼做伪史家的政论家竭其全力为这个时期张皇幽眇，编造了无数佳话。尧、舜与禹经过了这一番的陶铸，他们就成了拆不开的伴侣：“凡是称道一个人，必定联带称道其他二人。比较《诗》、《书》中只说禹而不言尧、舜的时候，一般人对于古史的观念真是大不同了！

那时禅让之说鼓吹既盛，故战国中期即有燕王哙实行这个学说的事实出来。这是纪元前三一六——三一四年的事。尧、舜、禹禅让之说足不知起于何时，但可见在这时已经传播得普遍而确定了，所以燕国的群臣会得很信服的把这事劝燕王做，而燕王也会得很愿意做。不幸当时学者理想中的尧、舜的人格太高超了，燕哙与子之的人格不能得到当时学者的信服，所以即在极端主张禅让说的孟子，也得说：“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

在禅让之说未起时，也有让国的事；关于这类事的记载，有《论语》及《左传》上的泰伯，宋公子目夷、曹子臧、吴季札（伯夷、叔齐态度不明，恐不可信）。但他们的让乃是出于良心的主张，不是由于学说的鼓动；乃是未居其位而不居，不是已居其位而忽让；乃是一家兄弟叔侄的推让，不是君对于臣的禅让。我们在这上，可见那时并没有尧、舜、禹禅让之说，故让国者全没有尧荐舜，舜荐禹的观念，而不受让的也没有舜避丹朱，禹避商均的观念。故《论语》上也只有称美泰伯的让，而没有称美尧、舜的让。到了战国中期，尧、舜禅让之说大占势力，有鼓吹的，有实行的，而泰伯等让国之说就退了下去，不见有人称引了。

在这章的终结，我可以大胆的说：禹是西周中期起来的，尧、舜是春秋后期起来的，他们本来没有关系。他们的关系是起于禅让之说上；禅让之说乃是战国学者受了时势的刺戟，在想象中构成的乌托邦。

顾颉刚，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是历代疑古辨伪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但反对崇拜带有深厚儒家色彩的历史传统，也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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