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昊谈虎|“自在”虎与人化虎之间有何关系？

一、虎口噬人？虎神庇佑？

【图注：商代“虎食人青铜卣”，出土于湖南安化。作者供图。】

【图注：饕餮纹构成示意图：1.目；2.眉；3.角；4.鼻；5.耳；6.躯干；7.尾；8.腿；9.足。作者供图。】

源于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中国文明起源阶段的各类兽面纹样式，不仅装饰在礼器、兵器等上层阶级使用的重器之上，而且广泛运用于民间百姓的日用品及民俗用具中。比较原始虎图像和近现代的虎造型手工艺品，会发现两者在形制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如商代人虎一体造型的“虎口噬人”器形及纹饰，在虎造型手工艺品中也能找到相似的造型。如出土于湖南安化的商代“虎食人青铜卣”有多种解读，由于文献不足，学者们多根据相关传说做出一些判断，多数学者认为此纹饰表现了以虎为图腾，人受到虎的庇护。这种“虎食人”造型、纹样在老虎帽中极为常见，或许老虎帽正表现了“虎食人”的原始意向。因为老虎帽是给孩子戴的，不管它是什么造型，孩子戴上后都呈现为将头放在虎口中的形态。

【图注：老虎帽。作者供图。】

马承源、容庚等学者就兽面纹的分类和形式特点的描述，都可以在虎造型手工艺品中找到。仅从虎面的造型分析，其延续了兽面纹的特征：正面对称性、眼部突出、嘴巴宽大，多数在额头部位有复杂的纹饰和造型。因为布艺类手工艺品的制作者都是民间未经严格规范训练的家庭妇女，个体手工制作完成，所以，虎型手工艺品上的各类纹饰没有规范完整地表现出与兽面纹的完全一致性，很难对其艺术风格、样式及年代进行分类并进行创作年代的序列梳理，只能大致简单地分为良渚类型、商周类型及两者混合型。以下图示可以看到兽面纹在布老虎造型上的变体和派生关系。

【图注：不同地区出土的器物上兽面纹与布老虎的外轮廓对照示图。作者供图。】

【图注：下图为从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中的兽面纹发展到虎造型手工艺品的对照（上行为兽面纹，下两行为兽面纹在布老虎中的变体）。作者供图。】

二、虎的人化与图腾世俗化

“虎”这个动物神的建立，是在自然生态的对抗中，人的认识不断接近却又无法达到“自在之物”时，无助中求助于自然的结果。由此，虎神系的建立，经历了人化到人格化的过程。我们发现，以虎造型为代表的瑞兽图像在人类文明当中跨越了文化和时光的“不变量”比较，反观文化史中的虎图像的发展，连同一整套与崇虎习俗相关的礼仪活动相佐证，人们崇尚和传承的是它的象征，即在于一种非人格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源自于人对自身的认识。

虎是现实中存在的生物，同时其艺术形象也是从社会上层延伸到民间，自发传播并不断再创造的文化符号。据考古发现成果可见，最多出土虎图像遗迹的地区都是游牧民族曾生活过的地区。以此为线索，从物质层面转入文化观念来分析，原始社会阶段的崇拜物经过最初由自在到人化的阶段之后，人就能动地参与到其“人格化”的操作层面。而且作为创造主体的人，还会通过造型、颜色、线条等物质形式，使对象的“人格”特征更明确，把自己最美好的愿景投注到这个对象中，并使其具有审美属性，进而愉悦自己。人把自在的虎转化为人化虎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对“自在”虎的人化，使其成为自然崇拜中至高的动物神；第二个阶段，人化虎具有与人相通的性格特征，成为可以和人沟通的一位大神，逐渐消除了神秘性；第三个阶段，虎成为神的某一方面职能在人间的执行者。人将自己恐惧并难以抵御的动物奉为神灵，于是“自在”的虎连同它的力量被人整合成一个超自然的神。人把虎转变成动物神的时候，人处在自然生态循环的链条之中，神是被放置在一个远远高于自然世界的超自然的时空中，对人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在人形成以族群为集团单位的社会结构之后，集团的力量更利于抵御自然的伤害，人的力量凌驾于动物的力量之上，人性就覆盖了动物的兽性，作为神的虎被再次人化为管理神所属的某个领域的次神。

人和“自在”的虎之间，在建构出对“虎”这个动物神的统一认知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人化世界”的中介，即二者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了一个围绕人的感官和意识为核心的理想世界。人可以通过虎为中介接近神，也可以通过超越虎而使自己达到神的地位。等到人把虎变成某位神的属下的时候，虎也就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大神，人在给它规定职权之外，可以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有了更大的空间。“人化世界”的边界没有界定，它包含了意识的主观发展过程。人在正视“自在之物”的时候体现着理性的追求。人的意识与虎之间存在着一个“人化世界”的建构过程，这一建构过程完成，在人通过虎建构自己的文化认知体系之前，即主体先与客体进行了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的建构，然后再对具体对象进行认知建构。也就是说人类在原始阶段，借助于征服难以被征服的动物而接近或达到神的地位，因此动物成了人提升自我、转换成神的工具。我们在这个不断重构的过程中，通过崇拜物所承担的神职功能的变化，可以看到人对自然、社会认知的变化，以及时代图景的更迭。

虎既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巨大障碍，又可以成为族人获得成就感的来源。人们通过神话附会族群和虎的亲缘关系。而图腾和氏族成员之间最核心的关系认同就是“血缘关系”，从而形成一系列的祭祀仪式、禁忌及关于本氏族的谱系与图腾感生神话。在《左传·宣公四年》中记述了一个故事说，楚国令尹斗子文，是个私生子，被弃荒野，虎为其哺乳而使他活下来。在这个故事中，虎和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虎通过人性化的活动取得了人格化的形象。在史前文化的研究中，有很多文化现象都是由“史实”和“传说”互为佐证的。用一部神话书为考证依据以现在看来未免失当，但在古代，其实“传说”和“史实”之间没有严格区别。近代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与现代考古学兴起之后，两者才有了明确区分，标志就在于有没有被考古资料证实，有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其是“史实”，相关文献也是“历史文献”，否则就是“传说”故事，发生的时代是“传说时代”，相关文献也为“传说资料”。而在我们探索史前文明 阶段的时候，“神话资料”是重要线索。我们对于史前文明的追溯，不可避免 地要依赖“神话”“传说”，虽然其不同于“史实”，但是它们往往表达相同 的思想和情感，在民族文化和心理的形成中起过相同的作用。甚至“神话”“传说”更凝练抽象地集中了那个时代群体性的精神追求。

如果要给中国民间信仰中神的人格化找到思想启蒙的源头，那么应该是受到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族群的概念转变为宗族，引导人们遵从自身需求，把自己崇奉的神祗改造成有亲属关系的保护神，同时又保留了神祗该有的禁忌和神秘，继而被以政治共同体为面貌出现的文化共同体取代，属于氏族时代的图腾也向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转变，具有超自然神秘色彩的图腾物被还原为具有超常能力的人，图腾和人不再是不可亲近的，而成为可以和某些杰出者合二为一的祖神。这些杰出者或者和这个族群有着历史渊源关系，或者是精神偶像。散布于民间的各种虎造型的工艺品、生活用品就以崇虎观念为中心，编织成一个恢宏而无形的神系，但这个神系又是开放式体系，是一个永远无法准确地勾勒出神灵谱系的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山西的南部、中部和东南部一带的农村，虎造型的布艺制品是家庭中的必需品，甚至就像祖宗牌位一样不可或缺。所不同的是，对待祖宗牌位只有深切的敬畏，是对生命的赋予者，也是家族中最可靠、最强有力的保护者的战战兢兢的供奉；而对于虎造型手工艺品，心理上则是亵玩和敬畏并存的，不管是穿的还是玩具，都带有触手可及的温度，传递了对家族绵延的祈愿。关于虎是否曾是本族的祖神，自己是否延续了崇虎遗俗，老百姓并不关心。所以，对于虎的地方性解释极为多样，笔者在考察中发现，方圆二十里内就会出现有差异的解释，虽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所有地方都有一个对虎造型手工艺品尤其是虎玩具的共同认知，即它是孩子的“保护神”。这一点不仅在山西。据查阅现有民俗资料发现，几乎全国有虎造型手工艺品出现的地方，对其民俗功能的解释中都包含这一点。所以说，不管虎在远古时期是不是本族的图腾，人们的生活永远会给曾经既定的观念体系提出新问题，于是，虎宇宙观及其民俗功能被不断重构。

【图注：年画中的虎。作者供图。】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追溯着先辈生活的轨迹、倾听着群体内心的渴求，在远古的自然崇拜中寻找精神依托，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不断流变，这些独特的图像符号，有的像休止符一样，将各时期、各民族的精神气质标注在那段历史中；有的则流传下来，虽然不断变换面貌，却仍然可以让我们嗅到那来自久远年代的气息。

*本文作者吴昊，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年鉴》执行主编、副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本文原标题为《文本与图像——以人的本质力量为中心的虎图像》，经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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