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弃儿到“祖龙”:你不知道的秦始皇
2017年06月13日 10:25:05
来源:凤凰国学
作者:张国刚
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一个被无数脏水泼撒过,也曾用激烈之词赞赏过的帝王!功过是分明的!得失也是清楚的!我们今天该如何评说?
【引言】
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鉴于《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则是《史记》所不能比的。
我们的读史,选择了《资治通鉴》。
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只是执政者“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治国宝典吗?普通人如何从这部煌煌大著中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应凤凰网国学频道邀请,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开辟《品读<资治通鉴>》专栏,为我们作详细解读。
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读史之旨趣,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这个“道”是什么呢?如何去达到这个“道”的境界呢?是司马迁的无拘无束,还是司马光的家国情怀,这则是可以任由读者诸君去选择的。
专栏作者: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张国刚读史专栏】
品读《资治通鉴》(6)你不知道的秦始皇:嬴政——曾是个苦命的孩子
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一个被无数脏水泼撒过,也曾用激烈之词赞赏过的帝王!功过是分明的!得失也是清楚的!我们今天该如何评说?
嬴政有一个惊恐和不幸的少年。他父亲与母亲的婚姻就很奇特,他出生很长时间只是遗落异国他乡的一个弃儿。10岁才回到祖国。之后为太子、为秦王、为皇帝。
嬴政有三个父亲。生父,异人(后名子楚);仲父,吕不韦;假父,嫪毐。
嬴政的三个“父亲”
异人的生父异人,是被商人吕不韦发掘出来的“潜力股”。
吕不韦(前292-前235)出生于卫国濮阳,在韩国阳翟经商,因“贩贱卖贵”而“家累千金”。吕不韦在赵国邯郸经商时,异人在赵国为人质已经多年。秦赵关系不好,异人不被礼待,很不得以。吕不韦在一个偶然的机遇,结识了这位秦国宗室,却认为“奇货可居”,决定帮助异人返回秦国。
奇货可居
异人的父亲安国君(前302-前250)是秦昭襄王嬴稷(前325-前251)的次子,因其长兄悼太子两年前夭逝,安国君于265年被立为太子。安国君有许多女人,生育了20多个儿子,异人只是其中子,母亲夏姬也是普通女人。安国君最宠爱的是楚国姑娘华阳夫人。可是华阳夫人却没有生育。
吕不韦从商人的眼光看出,这里有“投资”的机会。既然嫡母华阳夫人有能力立嫡嗣,那么立谁对华阳夫人最有利呢?吕不韦认为,第一,是诸子中最没有希望立为嗣的人。这个儿子对华阳夫人的感激才深,华阳夫人的收益最大。第二,是贤孝之人。贤是能力,堪承大业;孝是品行,能孝敬华阳夫人。
吕不韦把这中间的奥妙与异人一讲,异人也拍手称好。于是,吕不韦一方面用钱为异人结交宾客,经营社会声望。另一方面则亲自出马,到咸阳为异人游说。
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的姐姐打通关节,使其姊劝说华阳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则爱弛。今夫人爱而无子,不以繁华时蚤自结于诸子中贤孝者,举以为適,即色衰爱弛,虽欲开一言,尚可得乎!今子异人贤,而自知中子不得为適,夫人诚以此时拔之,是子异人无国而有国,夫人无子而有子也,则终身有宠于秦矣。”(《资治通鉴》卷五)华阳夫人认为很有道理。乘机与夫君提及此事,安国君很听老婆的话,夫妻刻玉符为誓。于是,华阳夫人收异人为子,立为嗣,时在秦昭襄王四十六年(前259年)。这一年嬴政出生,异人双喜临门。
关于嬴政的出生,有一段离奇的记载。
说是吕不韦有次约请异人在家吃饭,这应该是在吕不韦去咸阳游说之前。有邯郸美女赵姬与吕不韦同居,不仅美貌无双,而且能歌善舞。席间,酒酣耳热,眉目传情,异人深深为美人迷倒,竟然要吕不韦把赵姬送给他。吕不韦开始假装不悦,后来就顺水推舟。据说赵姬已经有孕在身,送给异人后,“孕期年”(至少12乃至14个月),生下了嬴政。说嬴政是一个杂种,是很多被灭亡的六国遗老遗少的愿望,说起来就解气,就快慰。但是,这件事未必能当真!第一,怀孕的时间超长。第二,吕不韦有在异人身边安插亲信的愿望,但是,大可不必冒这个风险。把怀孕的赵姬送给异人,对于吕不韦没有任何好处,只会有极大的风险。(因为那样,赵姬生下一个不足月的儿子,很可能不会被封为夫人。)
大约在前255年(昭襄王五十年),秦军攻邯郸,异人与吕不韦逃出赵国,留下了年仅5岁的嬴政与母亲,在异国他乡相依为命。
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嬴稷崩驾,安国君即位,是为秦孝文王,异人(现在的名字是子楚)被立为太子。嬴政与父亲阔别五年之后,方才与母亲一起回到秦都咸阳。秦孝文王即位仅几天就病逝,子楚即位,是为庄襄王,吕不韦辅政。三年后,庄襄王病逝,“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国事皆委于文信侯,号称仲父。”仲父,就是“次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所谓“干爹”。
秦国世系
嬴政的父母与吕不韦关系很不一般,让孩子称吕不韦为“干爹”(仲父),大约是大人们的主意。但把嫪毐叫“假父”,则是外人的看法。假父嫪毐来到赵太后身边,是因为嫠居的赵太后,年仅30左右,还经常找老相好——仲父吕不韦。
《资治通鉴》卷六记载说:
“初,王即位,年少,太后时时与文信侯私通。王益壮,文信侯恐事觉,祸及己,乃诈以舍人嫪毐为宦者,进于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为长信侯,以太原为毐国,政事皆决于毐;客求为毐舍人者甚众。”
嫪毐是吕不韦为自己找的替身。一是年龄大了,国务繁忙,身体不支;二是担忧嬴政长大了,怕两人苟且之事被孩子发觉。吕不韦为了脱身,就巧妙地把嫪毐伪装成宦官,推荐入宫。太后大为宠幸,甚至与嫪毐生了两个儿子,为嬴政新添了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假父就是代理父亲,今人谓之“继父”是也。
嬴政的三个“父亲“,折射的是他人生的坎坷,是他非同一般的童年和少年经历。这样的经历对他日后的治国理政风格,是否会有影响呢?
作为秦王 嬴政的成功
秦王嬴政亲政之前,秦国中央最高权力分裂为三:母后垂帘听政,仲父执掌朝政,“假父”窃宠,弄权自恣。20岁的正常年龄也没有行冠礼,因为举行冠礼,就意味着秦王亲政,意味着权力的改组。
嬴政22岁那年(前238年)终于要举行冠礼。这很可能与华阳太后支持有关。这意味着赵太后要交出权力,依附在太后宠幸之上的嫪毐的权力也受到了威胁。
嬴政首先从抓捕嫪毐入手。嫪毐得到了消息,企图反抗,嬴政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集合军队击败叛乱的嫪毐。不仅车裂嫪毐,而且扑杀了他与赵太后生的两个私生子。其宾客发配到蜀地四千多人。
相国吕不韦是否参与平叛之事,历史记载不太清楚。嬴政的背后应该有华阳太后的支持。华阳太后是昌平君的母舅。吕不韦同时与几位太后周旋(华阳太后、夏太后、赵太后,其中夏太后于嬴政七年去世。)。华阳太后的势力帮助嬴政剪除赵太后的势力,吕不韦处在尴尬的位置。嬴政至少争取到了吕不韦不支持嫪毐。可是,嫪毐出事,吕不韦脱不了干系,因此,嬴政立即让吕不韦退休,回到河南的封地(两年之后被逼自杀)。母后被迁往雍地软禁。嬴政把权力牢牢的抓在了自己的手中。可以肯定,嬴政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充分运用了各种纵横捭阖的手腕,在两位太后(祖母华阳太后、母赵太后)势力之间,假父与仲父矛盾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和着力点。
事变过后,有27为谏士人先后对嬴政提出忠告,说他如此处置母后,有失人子之道。这些谏诤之士都被嬴政戮之于宫阙之下。有齐客茅焦冒死求见。他向嬴政提出的谏言中,强调说:“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嬴政当即扶起茅焦,任为上卿。茅焦的话里,是什么打动了嬴政?绝对不是所谓的“狂悖之行”,而是这种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令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天下人再也不向往秦国了!你的统一大业如何完成?可见,嬴政虽然痛恨嫪毐和母后的所为,更顾全大局,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不仅亲自把母后接回了咸阳,“王自驾,虚左方,往迎太后,归于咸阳,复为母子如初。”而且随后把发配到蜀地的嫪毐四千门客及其家属,悉数迁回内地。减少政治斗争带来的动荡。
掌握了大权的嬴政,采纳李斯的谏言,收回逐客令(上篇已经有所论述);虚心听从弱顿的指点,出重金让他出使东方六国,收买和离间敌国人才;启用客卿姚贾说退燕赵吴楚四国联兵;启用尉缭治理秦国军队。(均见《战国策•秦策》)总之,嬴政即位初年,巧妙地利用各派政治势力的政治技巧,改过迁善、采纳谏言的胸襟气度,都说明了其具有担当大任,带领秦国统一天下的领导能力。此外,还有一个案例说明这种情况。
公元前226年(嬴政二十一年),秦将王贲伐楚,取十余城。秦王询问将军李信:“吾欲攻取荆楚,对李将军来说,你看需要多少兵力就够了?”李信回答:“不过用兵二十万。”秦王再以同样的问题问王翦,王翦将军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笑道:“王将军老矣,为何如此胆怯呀!”遂使李信、蒙恬领兵二十万人伐楚;王翦干脆称病而归,回了老家频阳。
次年,李信、蒙恬征楚,先胜而后败,秦王大怒。但是,他压住了怒火,亲自到频阳请王老将军出山。嬴政诚恳地说:
“寡人不用将军谋,李信果辱秦军。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病不能将,王曰:“已矣,勿复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王曰:“为听将军计耳。”于是王翦将六十万人伐楚。
公元前224年,王翦率大军击破楚军,杀楚大将项燕。次年,灭亡了楚国。
从以上这几件事的处理看,掌握了权力的嬴政,在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能放下身段,知人用人;能听取正确意见,择善而从!说明他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秦灭六国形势图
作为始皇帝 嬴政的失败
秦朝二世而亡,嬴政本人难辞其咎。过去的说法主要是焚书坑儒、暴政酷刑。这些大家都谈的原因,本文不谈,我想谈谈另外两个原因:一是,新制度的适应期,没有对症下药地改进统治手段。二是,统一六合之后,治国理政更加繁难复杂,秦始皇领导艺术未能进一步提升。
首先,以郡县制为骨架、以乡亭里保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体制,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创。秦始皇创建了新制度,但是新制度的推行需要时间磨合与消化。大一统皇朝的建立,需要有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与之配合。“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大家对于朝廷的法令提出批评,有不同看法,说明朝廷有必要加强“教化”,用新的意识形态灌输大家。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有十一年的时间,可以进行巩固统一的工作。可是,他重视的是硬实力的建设,轻视软实力建设。比如,削除六国的武装力量,铸造金人十二,以示国内无战事。可是,人心的向背才是最重要的统治基础。张良在博浪沙暗杀秦王,充满了国仇家恨,反映了六国贵族对于亡国的失望。秦国曾经使黔首自食田,但是,被贫穷和徭役所困的陈胜们,还是十分失望,因为无田可种,有田也由于繁重徭役无法种。
大泽乡起义
无地农民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面对秦始皇帝的威风,村干部(亭长)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贵族子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这都反应了不同阶层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渴望。他们不一定都是没有饭吃,只是不安于现实的平庸。
商鞅改革了政治权力分配制度,废除贵族制,推行军功爵制度,这样一种鼓励大家不安本份、不安现状的激励制度,对于战争结束之后统治者的社会管理能力,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马上打天下,谁有本事破坏旧秩序谁就上。马下治天下,则不是如此。治天下要求维护现有秩序,而不是挑战现有秩序。要求安于本份,安于现状,而不是破坏现状。因此,就需要重建新的社会价值观,新的社会意识形态。贾谊《过秦论》说,“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虽然包含了这层意思,却没有完全参透这层意思。
秦王嬴政即位之后,进行了26年的统一战争,一切以战争为中心,激励大家去建功立业,奖励军功。可是,统一天下之后呢?人们的出路在哪里?秦始皇也“曾悉召文学方术之士,欲兴太平”。可是他的做法却背道而驰。他求神仙,炼丹药,修长城,修骊山墓,修驰道,就是没有把民生放到心上。后世的刘邦,采取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对于打天下的人,分配胜利果实。另一种办法是,让没有打天下的人,放心去发财,致力于农业和工商业。
嬴政在位秦王时,改过迁善,已如前述。但是,作为秦始皇的嬴政,却刚愎自用,不闻己过,喜好阿谀奉承之人。“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说明他在决策上独断专行。
秦朝曾经用破坏敌国人才来取得成功。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大权独揽,不愿放权。“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秦始皇多次到全国去巡察,同时,日理万机,大包大揽,“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程),不中呈,不得休息。” (《史记·秦始皇本纪》)规定每天白天要处理多少公文,晚上要处理多少事情,有定量标准,不处理毕不休息。虽然很是辛苦,但突显的是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但,如何领导这个大一统的天下,在领导艺术上却缺乏进一步的提升。
总之,秦始皇不仅不懂得治天下与打天下不同,而且,也不明白统一天下的皇帝与一国之君秦王的角色也不同。这是他的失误之处。
这些教训被后之来者刘邦所记取。
推荐书目:张国刚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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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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