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昊谈虎|文化生态何以影响布老虎形态的诞生？

一、文化生态与聚落文化形成

人不仅具有自然性，同时也具有社会性；人的生活环境不仅是一个自然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带有鲜明民族文化特征和历史继承性的人文空间。

如“虎”一类的瑞兽造型手工艺品，是依附于特定民俗环境，并在民俗活动中具有特定功能的手工艺品，其艺术风格的形成与文化生态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 自然条件与区域经济环境相同的地区，民间手工艺品呈现出样式及制作工艺趋同的特征。

2. 聚落文化相近的地区，关于民间手工艺品的民俗功能认知也相似。聚落文化区域的形成有时并不受限于行政区划，而会受到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积淀的影响。

当代文化生态研究借用了本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概念。艺术品所表现的特定区域文化特征，与该区域的生产、经济行为的关系最为密切。除自然环境之外，社会环境与道德、知识体系的规范环境构成了文化生态，属文化生态学范畴。生态学可以被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般科学。“生态系统”是关于生物及其环境的系统理论，同时又是一种系统化整体研究的方法。

1955年，美国新进化论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 (Julian Haynes Steward,1902～1972)在其《文化变迁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概念。他完整阐述了其主张的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探究了对相类似环境的适应问题。斯图尔德的老师莱斯利·怀特（Leslie A．White，1900～1975）认为，人类文化由技术体系、社会体系、观念体系三部分组成，以社会体系为媒介的艺术、哲学等观念体系，也是由技术体系所决定的。

20世纪初，李大钊、梁漱溟等学者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说明了文化差异性、民族性，启发了国人对民族文化的思考，探讨了文化生成机制。20世纪中后期开始，我国出现了民族文化调查高潮，以特定环境下特定行为模式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生态学研究，具有了方法论的指导意义。随着文化研究向多学科渗透，对于文化发展的生态学基础，我们更加关注。

人与所处的生态环境之间，首先要建立一种相互适应的关系，也就是人对环境的改造与环境对人产生的影响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为适应不同环境，会采取一种符合集体无意识并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民族因信仰有别，地区间因自然环境与文化历史积淀的差异，都会造成与这种生活方式相适应的风俗习惯的差异，即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表现在民间手工艺术方面，就体现为风格样式及技艺的差异。民众生存及生活所需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生态要相互适应，就要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各种文化因素与外部环境关联程度的不同，形成文化体系中的文化元素对文化特质表现程度的不同，又可进一步细分，按照朱利安·斯图尔德的说法，就是“文化核”和“次生（或从属）特质”。我们从文化生态研究的角度对民间艺术进行研究，主要任务就是发现特定族群、特定文化区域中与自然和文化生态相适应的核心文化特质，研究此 核心文化特质的生成及发展原理，以便更好地理解和预见该文化的变迁趋势。

二、自然环境与人文区域的形成

把山西作为个案研究的考察地，是因为山西的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由此形成了多个过渡性明显的自然和人文区域。

山西从地图上看像一个长菱形，整体地貌为黄土覆盖的山地形高原，处于华北平原、内蒙古高原 和黄土高原三大自然单元之间，中间又有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五大断陷盆地，地表轮廓呈现“凹”字形，南北介于北纬 34°36′～40°44′之间，东经110°15′～114°32′之间，近年来对全省总面积的统计数字是15.63万平方公里，南北长680多公里，东西宽380多公里，地形呈南北长而东西狭窄。山西省跨越暖温带与中温带，整体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气候带分布 从东南向西北由暖温带、森林带，向温带森林草原和半草原过渡，农业带由农 业区向半农业区、半牧区过渡。山西省的山脉主要有恒山、芦芽山、吕梁山、中条山、太岳山和太行山。河流主要有汾河和黄河的若干小支流，山脉与河流把山西的土地分割成许多封闭政治或军事权属争夺而成的独立小区域，所以历代的行政区划大多倾向于遵从自然的地理界限。

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对各地的风俗民情会有影响，但是影响最大的还是适应于自然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历代统治者为了尽量平衡各个小辖区的农业发展水平，一般力求保证每个区划范围内都有肥沃的盆地或平川，以此为核心推广到周围的山地，尽量使行政区划和地理单元契合，最终目的是发展生产。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有时候地形和行政区划也是不吻合的。

基本自秦代开始，山西历代行政区划和自然地理单元的关系呈现出循环关系。谭其骧在《秦郡新考》中说：秦代山西为雁门、代郡、太原、河东、上党五郡，每一郡又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大同盆地及周围山地为雁门郡，蔚县及附近高地为代郡，长治、潞城盆地及周边高地为上党郡，临汾盆地和汾涑平原为河东郡，太原郡辖区最广，有太原盆地、晋东山地和晋西高原，行政区划基本与自然地理单元相合。到了西汉宣帝时，将河东郡分为汾北、汾南郡。隋唐时期，全省分13郡，基本根据地理单元划分。宋代，雁门关以北地区归属辽国，到了元代，如秦制，各府辖地辽阔，与地理单元渐渐脱离关系。明清以后，行政区划基本上与地理单元基本契和。

每一个地理单元内的物产、生活习惯和风俗是农村劳动妇女从事女红的物质基础。1939年的《山西农学会刊》1、2期合刊中记录：以当时的统计，山西全省总面积为47.05万平方公里，合254.07万亩，全省耕地面积为6000万亩，占总面积的23%。1939年的《山西农学会刊》第1、2期合刊中的“山西农业之概况”中记录了当时的全省人口统计约计1300万人，其中农家户口有190万户，农业情况如下：

北方地邻边塞，气候较寒，土质多沙，农作宜种小米胡麻莜麦；西北一带为管涔山脉所盘踞，气候土壤均宜植莜麦小米豆类；中部太原平原，气候较北方较为温和，土壤亦较肥沃；多种小麦棉花大米；西南部河东一带，沿汾河流域各县，气候较暖，且能灌溉，多产小麦棉花烟草；东南上党一带大都为太行山脉所盘踞，土壤亦较肥沃，多产小米及玉蜀黍；东西两部境内多山，东部如平定寿阳一带，多产小米玉蜀黍，西部如方山临县离石一带多产小米小麦豆类，此其大较也。本省农业耕作方法，除种棉种烟，近年来稍加改良外，其它均承袭数千年来之旧法……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了解到山西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条件概况。在农业经济为主的时期，北部、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多山区，宜耕面积小，土地相对贫瘠，再加上风沙大、干旱、气温低，农作物一年一熟，适合种植小米、荞麦、莜麦等高寒作物和豆类等，人民生活相对贫困，为求得以农业之外的其它劳动方式获得利益补充，很多青壮年走西口讨生活，接纳草原文化，从该地区收集来的实物分析，此处女红制品相对而言较粗犷，艺术特色不鲜明。山西南部地区处暖温带，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是优质小麦产区，也适宜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是山西主要的优质小麦产区；山西西南部河东一带和东部一带，是山西省的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历史文化的积淀深厚，人民相对生活稳定，得以温饱；中部地区自古就是山西政治、经济的中心，名震明清两代的晋商主要出于此地。山西各地农业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反映到女红制品上，生活水平较好的地区较多表现为古雅、精致的艺术风格，整体水平较高。

山西各人文区域的文化特色鲜明，显示了自然环境与文化生态的密切关系。柳宗悦认为：“散于各地而又不同于某个城镇的农村，以其本土出产的材料，当地流传的手法，适应各种用途的习惯，而制作出各种各样的器物。因而产地与产品之间有着密切的、有机的联系。”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地域文化研究，其地域（Region）概念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随着漫长历史的演变，最初精确的地理学意义转化为文化界分的标志。成长、生活于不同人文区域的制作者通过布老虎的造型特征，传达了区域文化的渗透。山西各人文区域的文化特色鲜明，显示了自然环境与文化生态的密切关系。

以地理和气候为要素的生态环境造成各地的经济形态差异，与此相结合的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形态和风俗习惯甚至方言土语的差异。山西本地人们往往不考虑行政区划，而根据人文环境的差异来规划人文区域。老百姓给山西划分了4个人文区域：晋北（晋西北）、晋中、晋南、晋东南，正好和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建置的专区一致，这说明国家对专区的规划也会参考人民对传 统文化区域的认知，当然，行政区划的明确又更加强化了人们的认识。山西人在谈论全省区域文化特色时，习惯用晋南、晋北、晋中、晋东南这样的称谓，其中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各区域历史沿革使人们的认知固化。1958年全省实行人民公社化之后，行政区划也做了很大变动。全省划分为晋北、晋中、晋南、晋东南4个专区，其中包括一个省辖市（太原市），5个专辖市（大同、榆次、长治、阳泉、侯马），41个县。

第二是自然环境不同造成了生产方式的不同，继而文化形态发生了改变，形成差异，民众以地理环境为界限划分大致的人文区域。

晋北以芦芽山、管涔山、雁门关、恒山以西及以北为界，政区包括大同、朔州和忻州北部和西北部的保德、岢岚、五寨、神池、宁武、代县、繁峙的县区。1952年原察哈尔省直辖的地处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的天镇县，随雁北专区划归山西省，专署驻大同市，但是此地的文化形态并没有因政区的改划而脱离草原文化，晋北还包括地处太行山北端、恒山东麓的广灵，大同市东南端和河北的涞源、蔚县、阜平接壤。保德、河曲、偏关三县隔黄河、长城和陕西、内蒙古相望，风俗民情和偏北部县区不同，长期以来这三县被称为晋西北。吕梁山以西的岚县、临县、兴县以北的人文特征也趋向于晋西北。历史上因西河郡跨河而治和陕北毗连，和晋北受草原文化影响较深的地区文化形态上有差异。

晋中大致以恒山、芦芽山、吕梁山、太岳山为界，政区主要包括太原市、晋中市和忻州的定襄、繁峙、等县，以及五台县以南，吕梁市的中阳、交城等县以东、以南。

晋东南以太行、太岳两山为界，以现在的长治、晋城两市为核心，历史上将这一地区称为“上党”，长治和晋中交界的左权、榆社两县的风俗民情也接近晋东南。

晋南与晋中以霍山为界，霍山以南为晋南，以北为晋中，政区大致是临汾（旧时平阳府）和运城（旧时河东郡）两市。河东盆地在宋代归于陕西永兴郡治下，很多风俗习惯接近于关中地区。现在政区归于临汾市的永和、隰县、大宁、蒲县、吉县、乡宁位于吕梁山脉南端，风俗接近于晋西北。

【图注：山西省地图，15世纪中期，荷兰制图师约安·布劳（Joan Blaeu）绘制。】

（一）晋南

晋南以霍山以南为界，处于汾渭河谷带。临汾、运城盆地从地质构造上看，都属于新生代断陷盆地，热量丰富，其大部分为冲积或湖泊沉积平原，有着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最南端的永济虽属暖温带，但已接近亚热带，这一带是山西农业的发源地，历来是优质小麦产区。

农业的发展依靠水利条件，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多发生在河谷地带。《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山西南部的今运城地区一带是“河东土地平易”，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有黄河及其分支汾河、涑水、浍水、沁水等，黄河的主要支流汾河从晋南的临汾、运城穿行而过，这些地方降水也较多，土地中含有的有机物质比较丰富，适宜农耕，所以这里自古就是山西重要的农耕区。考古发现表明，此地在史前时期就已经有狩猎和农业的萌芽，在距今约170万年的芮城西侯度遗址，发现了石质的狩猎工具。到了新石器的早期至中期（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左右），刀耕火种向锄耕农业过渡，在祁县、永济、芮城、闻喜、洪洞、临汾、曲沃、翼城等十几处新石器时期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石锄、石犁、石铲、石斧、石刀、陶刀、刮削器、磨盘、磨棒、石杵等工具，而且制作精细，说明农业这时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同时养殖业也出现，在芮城的南礼教村遗址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猪、羊、牛、狗、獾、鹿等家畜的遗骨。到了龙山文化时期，南部地区牲畜饲养普及，北部游牧民族不断南移，畜牧业所占经济比重增大。这时农作物种类除了主要的粟之外也有了黍、稷、豆、谷和水稻。1931年在万荣荆村、翼城县牛家坡和夏县西阴村发现了史前的谷类、黍、稷、粟及其灰烬。神农至尧舜时期，农林牧副渔已见雏形。

《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尧之治天下也，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大田师，奚仲为工，其异万民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尚书·舜典》记载：“汝后稷，播时百谷。”尧的都城在平阳（今临汾），舜的都城在蒲坂（今永济），后稷在今运城市稷山一带教人稼穑，嫘祖在今运城市夏县一带教人养蚕。这些在上古农业发展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和事件，都发生在晋南。

从汉代开始，农业生产技术有很大改进，山西普遍推行赵过的“代田法”和记胜的“区田法”，“用力少而得谷多”，即旱地分面垄畦，实行条播保墒的耕作方法，也创造了耧犁等新农具，兴修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引汾水灌溉皮氏（河津）、汾阳（万荣西南）和蒲坂等地的土地约50万亩，并修整了太原 等地的旧有渠道，大力发展了农业。唐、宋、元三代都在河东（今运城为主的晋南地区）分别建置了河东道、河东路、河东山西道宣慰司。农业的繁盛带动了经济、文化、交通和商业。

唐代到元末，山西战火频燃，山西中南部（汾河中下游）相对而言受战祸影响较小，人口较稠密，所以，明初成为大移民的主要迁出地。晋南也是山西重要的蚕桑区之一，15世纪时，全国出现了33个工商业都市，山西就有3个（太原、平阳、蒲州），其中，晋南就占了2个。清代时，临汾、运城商铺林立，运城盐湖的盐销往周边的100多个县，运城成为“三省商贾群萃之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为人民的生活富足安定，有了条件和环境安排自己的文化生活。所以，晋南的文化也获得了发展，山西历史上有许多名人都出自晋南，比如汉代的河东平阳（今临汾）人氏霍光、卫青、霍去病，以及后世生于河东（今运城）一带的关羽、裴矩、裴蕴、裴寂、薛仁贵、柳宗元、司马光、杨深季等人。晋南亦是山西民间文化艺术积淀最为丰厚的地区，民俗礼仪活动也较完备，尤其是女红技艺整体工艺水平较高。

在晋南乡村自古就有“好女不出村”的说法，而女红技艺的好坏是评价“好”女的重要标准。女孩儿心灵手巧才能使媒人踢破门槛，给女孩儿选夫婿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晋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高，地区间差异小，所以，父母们一般会尽量将女儿嫁得离自己近些。这样一来，就使女红技艺和样式处在一个稳定的传承状态下。以山西的老虎帽为例（现存的20世纪之前制作的布老虎以帽子居多。据收藏家分析，可能是因为过去家庭孩子多，帽子作为生活用品，可以反复使用，而且体积小易于保存，所以现存数量较多），分析布老虎的图像源流过程中，发现晋南的老虎帽与早期文化中的兽面纹在形态上最为接近。

【图注：晋南一村庄土地庙前村民摆摊售卖自制的布老虎。】

晋南虎造型的布艺造型讲究疏密布置、色彩搭配，外轮廓线条流畅、造型饱满，纹样多使用传统、经典的吉祥纹样；颜色方面，喜用纯色互相搭配形成对比强烈、浓郁的色彩感觉，给人以视觉冲击。善于利用简洁与繁密的对比关系，使作品整体上令人感觉色彩艳丽但不喧闹，绣工精巧但不烦琐。针法以最常见的平针绣、松针绣、盘金绣、打籽绣、锁绣为主。传统的晋南民间布艺虎的眼睛都比较大，圆眼较多，老虎的鼻子和眼睛多用棉布包裹棉花，形成有厚度的立体形，眼眶和耳朵上的刺绣一般采用的也是传统吉祥纹样。眉、眼、鼻在虎面上所占比例较大，身体比例小。

晋南布老虎的风格特点也因地域差别而有所不同，临汾虎的特点是造型简洁，线条流畅，用色整体感强，色彩对比强烈，使用的材质是以天然棉质材料为主。运城虎绣工上细节变化多，颜色搭配柔和。鱼虎合体、蝴蝶和虎等合体造型的布老虎较多。冯真老师与我见到过的当地传承人都认为此造型样式表达了阴阳相合的生殖崇拜观念。

（二）晋中

晋中包括太原市、晋中市和忻州的定襄、繁峙、五台等县再加上吕梁东南部的几个县，东依太行，西临汾河，农耕条件不如晋南，不过这一区域自古就是军事政治重地，所以商业发展也较早。晋中在两汉时期设并州刺史部，到魏晋、唐一直是山西的政治军事要地。尤其是唐代，因为是李氏王朝的发家之地，所以，受到了特别重视和扶持。

前面介绍晋南时提到15世纪全国出现的33个工商业城市中，有山西的3个城市，其中就有晋中的太原和晋南的蒲州、平阳。到清代，处于晋中一带的 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等地商贾云集，著名的晋商多数出在晋中和晋南，尤其是祁县、榆次、太谷、平遥的商户最富。晋商的业务发展到北京、天津、上海、绥远、库伦（今乌兰巴托）、河北、河南、湖北、东北、新疆等地，远至俄国、日本。我国最早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是票号，其中山西的票号有三十多家，另外账局、钱庄多达数百家，遍布全国，既接受公私存款，又经营官商汇兑，“基本上控制了全国金融，新设分号远至日本、俄国。每年获利约达五百万两。”“据初步调查，山西商人把自己的金融机构设在国外，从事国际金融业务的机构有：合盛元、恒隆光等，分布地有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朝鲜的仁川，俄国的恰克图、莫斯科。据说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南洋的新加坡也有票号的分支机构，当然，有些国外的分支机构，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山西祁县荣任堡任郭源逢与祁县城内人张廷将由茶庄改设合盛元票号，资本金 10万两白银，又以其投资的合盛亨、合盛利、合盛贞三个商号16万两资本金作辅资，于光绪三十年在日本神户荣町三丁目设立分庄，后又在东京、横滨、大阪设分庄，从事国际汇兑和借贷业务。”合盛元在“光绪三十四年，全国汇兑业务在2000万两百银以上，汇款每万两获汇水50两，利润可观。”

崛起的晋商创造了沟通中西、南北文化的晋商文化，反映在民间手工技艺方面，表现为刺绣技艺吸收了南方刺绣的技艺特点；在面料使用方面，多用细致柔软的丝织品。笔者整理考察资料发现，在祁县、太谷、平遥一带收购的旧布虎帽，普遍使用丝织品制作，帽子上的玉石或金银制作的配饰也较多，用色雅致，造型纤巧，和山西其它地方老虎帽的做工明显不同，艺术风格差异较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经济发展和农作物出产状况，如晋南的布老虎用棉布和丝绸，晋北地区的布老虎使用的面料主要是棉布，有家织的，也有西洋布（指解放前机织的纱支很细的布料）；晋西北孩子夏天戴的凉帽多用丝绸制作，冬帽棉布为多。从许多流传下来的旧虎帽、虎鞋中观察，风格样式上主要有三个共同特点：

1.不同于晋南虎突出五官，注重整体形式感的风格，而是特别强化细节的刻画，多采用刺绣工艺表现对象。五官和底色用色较柔和，纯色往往以补色中和，不似晋南布老虎用色的对比强烈。每一个细部都有精细的刺绣，有的 作品在眼睛处、鼻子上不用布贴或布雕，而是绣一对童男、童女，或鱼、莲蓬、花等等吉祥图案代替眼睛、鼻子。主体造型之外的装饰性图案非常多，尤其是女孩的帽子和鞋，虎头形象多采用虎的变体，如猪头、凤头等，但眼、眉等部分在虎图像的基础上变化。

2.针法上吸收了南方的湘绣、粤绣、蜀绣的针法，在山西本地刺绣多使用 平针绣、贴布绣的基础上，融合了虚实针、戳纱、鸡毛针、刻鳞针等苏绣针法，以及粤绣中的洒插针（即擞和针）、套针、施毛针。表现为针脚整齐、施针严谨，用线极细，绣面很平顺光洁的艺术特点，而且如同工笔画一样色彩层次的变化 丰富，表现了质感。使晋中的布老虎因出色的刺绣技艺和典雅的色彩而相对于山西其它地区的布艺作品更显富贵、精致。晋中的虎帽或围嘴中所见 很多的就是钉金绣法，常用织锦锻或钉金绣法衬地。配饰多，而且材质珍贵。采用吉祥符号造型的玉片、银片、琉璃等材质的饰物缀在帽子前部，或者在帽顶，用布雕做各种造型的人物和动物、花卉。

3.莲生贵子是最常用的样式

【图注：莲(连)生贵子帽。帽子整体造型为一个兽面，似老虎帽，但是有两个獠牙，又像龙的图像。帽子装饰主体为童子，其余有宝象花(右上图)、柿子(右中图)、牡丹(左上图)、瓢虫(左中图)、蝴蝶(左下图)、绣球(下左图二)、荷花(下左图三)和童子(下左图四)。】

（三）晋东南地区

山西东南部是古时的上党地区所在地，旧称晋东南。在1958年11月3日至1985年4月30日这二十六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晋东南专区”也是作为行政区域划分的称谓而存在的。

1958年全省实行人民公社化之后，行政区划也做了很大变动。在全省划出的晋北、晋中、晋南、晋东南4个专区中，晋东南专区所辖的1市县现在都分别处在长治和晋城两市的区划内。所以，“晋东南”的说法不完全是人们根据习俗民风划分的，这个地方的历史沿革在人们记忆和观念上的牢固印象也强化了人们的认知。晋东南在地理位置上与晋中、晋南相邻，靠近中部地区，但在文化渊源上它属于炎帝文化区域，有自己风格鲜明的民间艺术造型特点。

晋东南地区被太行山、太岳山所环绕，构成高原地形，通称“沁潞高原”，周围是山，中间低洼，又称“上党盆地”，境内山地、丘陵、盆地纵横交错，海拔大都在800～1500 米之间，最高的太岳山北台顶，海拔2453米，在晋冀山 地属半旱生落叶阔叶林、森林草原区，可耕种面积并不大，优质农田更少。

劳动人民总能从有限的资源中找到生存的途径，可耕种土地少，相应的农闲时间就多，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此地手工业的发展。

从明清到民国时期，晋城地区的传统手工业很发达，比如大阳钢针、晋城皮金、泰山义剪刀、晋城玻璃器皿、阳城乔氏琉璃等传统手工艺产品已经行销全国，成为当时闻名全国的品牌。泽州（今晋城市东北）的冶铁业自古就很发达，再加上交通便利，到了明清时期冶铁业获得大发展的同时，其它相关产业也得到了发展，如硫黄、铜、铝矾土、银、锡等矿物的冶炼，以及玻璃工艺的制作等产业。此外，桑蚕、宁麻、药材等资源，也对晋城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当时，晋城是南北货物的集散地，晋城流传下来一句话：“三义公的皮金、泰山义的剪”，指的就是明清时期晋城最有名，也最有钱的两家老字号的手工业作坊。其中的“三义公的皮金”在广州、苏州、成都、武汉等地形成了固定的庄口（销售市场），称之为广庄、苏庄、川庄、汉庄。还开设了“三义成”“永义公”“三义德”等分号。清光绪年间，皮金在广州一带的年销售量是30余万张，“三义成”年产银皮金 40万张，销往成都一带，清末民初时，三义公和各个分号的总资产达到白银 18 万两。

那么，“皮金”又是何物呢？明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记载：“秦中造皮金者，硝扩羊皮使最薄，贴金其上，以便剪裁服饰用，皆煌煌至色存焉。”可见所谓的皮金就是把羊皮加工到尽可能薄，再在其上贴金箔，使用时按需裁剪，再贴或绣到服饰上，有时用来作为衬底，其上再施绣龙、凤、花、鸟等图案，称纳丝绣，广东称为“皮金绣”，还可把皮金切成细线，供云锦、缂丝等工艺使用。过去的华服都用皮金绣制，是必不可少的材料，这些信息都反映了晋东南地区曾是一个女红制品的重要原材料产地，这也为妇女从事手工艺品的制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明清时期，晋东南地区尽管还有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但是其支柱产业是手工业，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此地民众对手工业这种劳动模式的认同感。听老人们讲，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晋东南地区的一些边远村镇的男人们，还常常在农闲时到附近的市、县做一些手工业的小买卖，比如晋城周边农村有一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行业，就是“锔锅”（锔有裂痕或者成两半的生铁锅）。当时，往往是相邻村庄的人都在集体从事这个行业。山西话把“锔锅”叫作“固漏锅”（音）。旧时，山西当地的老年人，将“固漏锅”当作晋城的代名词。还有晋城附近一个县，农民喜欢从事的行业是“剃头”，这一行和“固漏锅”行业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往往全家出动，两三户人家结伴而行，到了一个村再分散招揽生意，这样一是比较安全，二是互相有个照应，走到哪里吃住到哪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具备一个共同条件，即都随身带着炊具。所以，“剃头挑子一头热”，装着炭火，另一头装着剃头工具，因为需要热毛巾给人刮胡子，随身背着给人补的锅，他们在田间村口或者找个器皿，或者架一堆火就可以做饭。当然，饭菜制作就极不讲究了，聊以充饥而已。在这种流动生活中制作食物的 方式，一直流传到现在，反倒成就了晋城一带的特色食品。

由于四处流动的生产方式，改变了原有的以土地为根本的稳定的生活方式，对传统民俗文化的依恋渐渐减弱，接受了各方的信息，使地域文化特色逐渐模糊。反映到女红技艺方面，表现了以下两个特点。

1. 晋东南的工艺特点是针法精细、色彩质朴，这里的精细和晋中的不同。晋中的精在针法的讲究和形、色、针法及材料的搭配上，而晋东南的精表现在每个细节都深入刻画，作者恨不得把所有的吉祥图案和她自己认为美的都堆积在一个物件上，如处理不好往往造成主体形象不突出，使图案显得繁杂和累赘；使用的针法多为北方民间常用的打籽绣、盘金绣、戗针绣和平针绣等，刺绣针法都多以一种针法为主，在局部搭配其它针法。整体风格而言，大多都是在细微处针法细密，图案繁复，这一风格特点大概和此地精细手工业发达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特征有关。

2. 在色彩方面，晋中的更雅致，互补色用得多，所以图案也精致细丽。晋东南布老虎的色彩更热烈，乡土气息更浓。如果用大家都熟悉的年画和布老虎做对照，晋中的好比是杨柳青，晋南的是武强，而晋东南的则是桃花坞。

这里的女人农闲时间较多，家务和女红都做得精细。因为生活相对动荡，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机会增多，女人们在制作民间手工艺品的时候也能融合其它地方的风格特点。总体而言，晋东南“虎”的风格特点不是特别鲜明，有水平很高的，色彩浓烈但疏密得当，整体感觉雅致，细部很耐看。但是，多数的比较花哨，绣的过于细密，虎脸、侧面、头部都绣满花草，眼睛内常嵌镜片等闪亮材质（嵌镜片以民间的说法就是照妖镜，等于虎再加照妖镜，可使布老虎的法力加强）。晋东南和晋西北的图案和色彩等艺术特点较有相近之处，下左图的虎帽子，是笔者在长治市的一个回族聚居区收购的，据原主人介绍，东西出自本地。长治市处于山西的东南地区，过去属于晋东南专区，在这里布老虎也很流行，与其它地方的艺术风格相比有所不同的是，图案以花草为主，配以回族的典型图案边饰。右图是笔者在晋西北地区买来的布老虎，此处选取的这两个虎帽很有代表性，列图对比。

【图注：夏季虎帽上五毒造型的装饰】

（四）晋西北

晋西北的文化形态和晋北不同，尽管分属两个文化区，但是这两个区域因为地理位置靠近，有很多相近的习俗，两地都处于山西的北部，属胡汉混居区，草原文化对这里的风俗民情及民间艺术影响很大。

属于晋西北的吕梁地区，北段有芦芽山、云中山，其间有静乐盆地，中段主峰为关帝山，南段分割破碎，虽然比晋北大部分位于海拔1200～2000米的高地略低，但是也不适于农业种植。

此地的女红制品相对其它地方艺术风格较粗犷。布老虎造型上以凉帽居多，帽子前脸装饰有一个虎面，帽子后面有一个宽两寸余做成四条腿形状的带子，呈一个帽圈状，因为没有帽子顶，所以夏天孩子戴着很凉快，因此叫凉帽。这种虎头帽的特别之处，是不仅在帽子前部装饰虎面，而且整体结构就表现为一只带完整虎身体的小老虎，孩子戴上后，像一只小虎趴在头上，脑袋正好在虎身体中间，造型与湖南安化出土的商代“虎食人卣”、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巴蜀祖龙尊”、安徽阜阳的商代“青铜龙虎尊”所表现的人虎一体、虎口噬人的形制一致。

凉帽的造型多样，有的在虎耳朵上嵌镜片，虎尾巴翻在帽顶上，四蹄抠着帽子两边；有的就在帽子的前部做一个虎头，帽体表现为一个老虎的身体，呈左右对称，如将帽子平展开如商代青铜器上的“二虎争头”纹饰。晋南也有这一类虎帽，不过和晋西北的比起来吉祥纹样更多。笔者依据现有实物资料分析，北部的布老虎较南部的制作工艺整体而言略显粗陋，在外形处理上曲线变化较少，线条硬直，虎面造型简单，颜色变化较少，多以一种颜色为主，配色一般不会超过五种，与山西其它地方的布老虎比起来感觉更朴拙。晋西北布老虎的眉目夸张，大部分形象采用阴阳眼造型，以亮色做眼底，其上用与之对比强烈的重色做瞳仁，使虎眼睛成为虎脸上最夺目的部分，眉毛、嘴巴线条概括。有的使用彩色布剪出虎面各个部位的形状，再用贴布绣的手法缀在虎脸上，往往还在其上施以彩绘。

就整体工艺水平而言，晋东南的布老虎更精致，针法更讲究细密些；相比之下晋西北的更为粗犷。有的作品表现的图案过于细碎，有的又过于简略，当然，以上的艺术特点只是依据笔者目前对所掌握资料的分析和归纳，在现实生活中，民间艺术交流活动非常活跃，在整体艺术风格之外总有一些特例。

【图注：布雕人物（这件挂坠的上半部分为“人骑虎”造型，虎体为空心，像条船一样，人坐在其中，有些像春节时民间社火表演中的“跑旱船”。虎的两只眼睛在整体比例上显得很大，从上向下看，如两只大大的虎耳朵。眼睛用黑白两色叠绣法，眼眶再用整件作品中最亮的橙 黄色剪绒，色彩醒目，但不破坏整体的和谐感。人与虎脸做工精致，繁和简的对比，使整件作品大气又不失雅致。该挂饰下半部分是一个缂丝的绣件，与上半部分的布雕不是很协调，应该不是原来配套的。）】

布老虎的制作者大多生活在农村，而且主要是母亲们。尤其是近代以来，城市中的妇女逐渐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妇女后，农村妇女成为制作布老虎的主力军。因此，农耕文明和民间艺术的发展息息相关。而农耕文明又受制于地理环境因素，尤其像山西省这样各地区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有明显不同的省份，农业经济条件的差异直接促成了包括生产和生活方式、风俗民情等因素的文化生态差别，形成不同的人文区域，进而影响了具有就地取材特征的女红制作。制作布老虎的母亲们既是艺术创造的主体，又是对象世界的客体，她们的创造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生态的限定。所以，我们现在从自然界的普遍存在与联系的角度考察文化，对以文化为核心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文化生态结构模式进行整体考察。

由此可见，区域环境与聚落文化的形成密不可分。外部世界是广义的生存条件，因为它是以特定的生物群落及其所在的环境为基础的。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各种外部条件总和的生态环境，除了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外，还包括涵盖了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及民间艺术等因素的文化环境。而人要生存发展，不但需要和谐美好的自然生态，也需要良好的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即构成“文化”的诸多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关系，是一个比自然生态复杂得多的系统。

文化变迁体现为重要的文化创造过程的更迭。在这个过程中，环境和文化互相界定，却又不是既定的；环境在文明及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和选择。不过，文化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并不等同，文化不一定完全由环境决定，科学技术、政治环境的差异都可能造成文化的差异，进入民俗文化的考察，首先要考察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因为农业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使人在有限的空间内获得更多食物，刺激了人口增长和文明的进程。人只有在获得生存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去争取和尝试文化的建设，如恩格斯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中国原生意义上的民俗保留在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是文明的其它要素增长的源头，所以文化的发展都是以农业经济发展状况为前提的。

*本文作者吴昊，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年鉴》执行主编、副研究员，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本文原标题为《文化生态与布老虎形态》，经作者授权凤凰网国学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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