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品读《资治通鉴》：那个开创南朝历史的凤凰男

2017年11月16日 11:03:54
来源：凤凰国学作者：张国刚

刘裕（363-422）起家于东晋的北府兵，就是谢玄等创立驻扎京口（今江苏镇江），在淝水之战中立了大功的那支部队。刘裕称帝后，特别祭祀的东晋名臣中，于王导、谢安、温峤、陶侃之外，还列有谢玄，就是表示不忘本根之意。

南朝，即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宋（420-479）、齐（479-502）、梁（502-560）、陈（560-589）四个短暂的朝廷，前后历时近170年。最长的不过60年，最短的只有20多年。其朝代更替有一个共同特点：王朝内乱頻仍，特别是宗室之间互相残杀；然后，有一带兵大将在镇压叛乱的过程中崛起，立足稳定之后，废黜末代君王自立，建立一个新的朝代。宋齐梁陈的朝代更替，都遵行了这个共同规律。例如，刘裕利用东晋的内乱，取得军权，然后废掉晋帝自立。萧道成利用平定刘宋江州刺史刘休范叛乱攫取了朝政大权，杀苍梧王（后废帝）刘昱，废顺帝自立。萧衍起兵杀东昏侯、废齐和帝自立。陈霸先利用侯景之乱崛起，然后废掉梁敬帝自立。

刘裕不仅是南朝的第一个皇帝，也是南朝诸多政治乱像的始作俑者。

南朝历代形势图

一、凤凰男刘裕的成才环境

后世画的刘裕像

史书上说刘裕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之后。《宋书·太祖纪》详细列举了刘交之后的家世传承。刘裕幼年家贫，樵苏渔猎，贩履为食，小名寄奴大约就反应了他早年的生活窘境。但是，在南渡北人中，刘裕仍然算中上阶层，其父祖在东晋朝廷出任过郡太守、郡功曹之类中下层职官，就出身而论，学术界仍倾向于把刘裕划归王谢顾陆之后的次等士族。

刘裕加入北府兵不久，在谢琰、刘牢之麾下，参与了平定东南地区的孙恩起兵。孙恩以道教动员教俗百姓，在浙东地区起兵，反抗东晋的统治。平定孙恩的战争从399年打到402年，孙恩的势力嚣张，谢琰战死，刘裕却越战越勇，每每以少胜多，转危为安，经过三年多的拉锯战，最后迫使孙恩投海而死。刘裕从刘牢之手下的一名参军（中下级军官）做起，因为军功卓著，被封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

孙恩起兵，生民涂炭，给建康附近的东南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东晋已故权臣桓温之子桓玄，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控制了包括荆州在内的长江上游地区的军政大权，与朝廷权臣司马元显矛盾愈加尖锐。司马元显是晋简文帝司马昱之孙，他执政期间，下令江南诸郡已经免奴为客者，到建康去服兵役，民间扰攘，这是激起孙恩起兵的重要原因之一。402年孙恩之乱甫平，司马元显就下令讨伐桓玄。桓玄反而主动起兵顺江而下，并争取到了北府兵统帅刘牢之的合作。尽管刘裕、何无忌等北府兵军官极力反对，刘牢之还是投靠了桓玄，背叛朝廷。刘牢之因众叛亲离自杀，刘裕暂时归附了桓玄。桓玄控制朝政后，任人唯亲，诛灭异己，不臣之心，人皆知之。

孙恩、卢循之乱形势图

403年正月，孙恩余党卢循、徐道覆再次起兵，桓玄派刘裕前往镇压。在刘裕的凌厉打击下，卢循逃亡海上，刘裕因功升彭城内史。对于刘裕势力的隆升，桓玄有所忌惮，虽然表面笼络，却处心积累打击北府兵势力，刘裕也在伺机反抗。这年十二月，桓玄称帝，国号“楚”，改元“永始”。桓楚政权彻底颠覆了东晋的政治生态，招致举国反对，败象已露。次年二月，刘裕在京口北府兵旧地，举兵起义。五天后，桓玄就被迫放弃建康西遁。刘裕成为桓玄篡国事件的最大受益者，被加使持节、都督扬州、徐州、兖州、豫州、青州、冀州、幽州、并州八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徐州刺史。五月底，桓玄在逃亡江陵的途中被杀。刘裕迎接晋安帝司马德宗（382-419）回朝，成为再造晋王室的第一功臣。晋安帝的皇后是王羲之的孙女，他本人却是一个十足的窝囊废，冬夏冷暖不辨，大约与晋惠帝司马衷类似，自然大权旁落，东晋朝廷的命运掌握在刘裕手中。

当然，刘裕要想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威望，还得有更大的功劳。405年，彻底扫平桓玄在江陵的势力后。刘裕又张起了北伐的大旗。继收复后秦侵占淮北十二郡之后，409年，率兵攻入山东，次年消灭了南燕政权。这个时候，卢循、徐道覆利用刘裕领兵北伐的机会，大举进攻江州，江州刺史何无忌战死，兵锋直指丹阳。刘裕处变不惊，迅速回师，顽强地击溃了卢循军队。411年，卢循退守广州，穷途自杀。此后刘裕还消灭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荆州刺史刘毅、出兵消灭了西蜀的谯蜀政权和盘踞汉中的仇池国氐族政权。415年，进一步除掉东晋宗室时任荆州刺史的司马休之。

二、刘裕的格局与手段

刘裕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偏霸事业，自有过人之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行伍出身的职业军人，他的成功首先是善于打仗。刘牢之也善于大仗，为什么就不如刘裕？则因为刘裕至少有两点远远超过刘牢之：一是政治判断力，二是用人识人和笼络人的手腕。

刘裕的政治头脑清楚，突出表现在对于桓玄的认识上。他先是反对自己的上司刘牢之轻率地反桓玄。刘牢之自杀后，面对桓玄的篡位野心，刘裕开始不漏声色，甚至带有暗许的暧昧。及至桓玄篡位，招来举国反对，刘裕即时起兵，高举勤王的大旗，从此赢得政治上的关键一搏！

刘裕也善于识人、用人，我们举武将王镇恶、文臣刘穆之为例。

在刘裕的军事斗争中，王镇恶（373-418）是一个重要人物。王镇恶是前秦名相王猛之孙。前秦灭亡后，流落到东晋，后来被刘裕所赏识和提拔。在刘裕的内外战争中，都立下了赫赫战功！最有名的有两次。第一次是除掉刘裕的北府兵内反对派刘毅。北府兵有三位大将，刘裕、刘毅、何无忌。何无忌死于孙恩之乱。二刘的冲突就浮现出来。击败刘毅，逼其自杀，打头阵的就是王镇恶。

第二次是消灭后秦，也是王镇恶打头阵，立了头功。416年二月，后秦主姚兴病死，继任的姚泓无法控制局面，兄弟争权，给了东晋北伐的机会。晋兵分五路伐后秦，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是北伐的前锋。九月，进入后秦境内，十月已经攻克洛阳。刘裕坐镇彭城指挥。王镇恶的兵锋西向长安。417年正月，刘裕才从水路北上，然后沿黄河西进，但受到北魏军队的干扰。王镇恶西攻潼关的军队一度因为粮食补给不及，陷入恐慌。但是，他还是顽强地突破了后秦的防御，三月攻克潼关。八月，“王镇恶请帅水军自河入渭以趋长安，裕许之。”王镇恶亲自率领水军从黄河入渭水，进逼长安。后秦主姚泓投降。九月，“太尉裕至长安，镇恶迎于灞上。裕劳之曰：成吾霸业者，卿也！”（《资治通鉴》卷118）肯定了王镇恶的首功！

刘裕长年在外征战，多数情况下镇守江北，建康朝廷的事情主要是心腹刘穆之（360-417）为他照料。404年，在起兵反对桓玄的斗争中，刘穆之被北府兵同僚何无忌推荐给刘裕，并很快获得刘裕的信任和重用。407年，荆州刺史刘毅反对刘裕控制朝政，也是刘穆之出策，使刘裕获得扬州刺史、录尚书事控制中枢政局的关键职位。在刘裕伐南燕、平卢循过程中，刘穆之都是刘裕幕府中的智多星。刘裕出征后秦，刘穆之则在首都负责留守事务。

刘穆之的才干，《资治通鉴》赞赏有加：“刘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凑，求诉百端，内外咨禀，盈阶满室；目鉴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悉皆赡举。又喜宾客，言谈赏笑，弥日无倦。裁有闲暇，手自写书，寻鉴校定。”（《资治通鉴》卷117）对于刘穆之与刘裕，后人比之为萧何留守关中，张良辅弼刘邦。

总之，正是有刘穆之与王镇恶这种文武人才的辅佐，刘裕才成就了自己的霸业。

刘裕崩驾后，《资治通鉴》有一段总结式评论，说：“帝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被服居处，俭于布素，游宴甚稀，嫔御至少。尝得后秦高祖从女，有盛宠，颇以废事；谢晦微谏，即时遣出。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岭南尝献入筒细布，一端八丈，帝恶其精丽劳人，即付有司弹太守，以布还之，并制岭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适，遣送不过二十万，无锦绣之物。内外奉禁，莫敢为侈靡。”（《资治通鉴》卷119）这段话肯定了刘裕的反对奢华、生活简朴的生活作风。刘裕自己生活简朴，对于部下却不吝赏赐。北伐后秦，到了洛阳，赞赏毛修之修葺城池之功，赏赐珍玩，价值二千万。王镇恶在攻打南方蛮族及攻克长安时多有贪掠，甚至把姚泓车辇上的金宝装饰抠刮下来，刘裕也能一概容忍，目的无非是笼络人心。

三、刘裕的偏狭与局限

但是，刘裕用人，也有气量偏狭的一面。王镇恶是被冤杀的，刘穆之是被气杀的。

王镇恶之死，是刘裕假手杀人的结果。刘裕北伐后秦，目标不是、至少不完全是为了统一北方，而是为了抬高自己的威望。旁观者、北魏士人崔浩在给拓跋嗣的分析中就看得一清二楚。

资料图

417年九月，晋军攻克长安之后，《资治通鉴》记载了刘裕下议迁都洛阳的方案。这究竟是刘裕为了应付北伐统一的初衷而为，还是真的有了迁都的冲动？从反对者认为“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骇动”（《在资治通鉴》卷118）的话来看，刘裕即使有想法，也完全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东晋朝廷的阻力姑且不说，北魏的虎视眈眈，刘裕也必须顾忌。在攻克长安的过程中，刘裕曾批评王镇恶冒进，说黄河对岸，北魏的军事干预不可忽视。

刘裕匆忙南还，派十几岁的二子刘义真留守雍州。接下来，秦、雍之人流入河南的数万户，北魏设置南雍州于洛阳以治之。西秦和夏国也伺机而动。于是，关中成为孤岛。夏兵来攻，王镇恶与沈田子交恶，沈田子诱杀王镇恶，谎称王镇恶要谋反，割据关中。沈田子也因妄杀无辜而被诛。不过一年时间，关中地区就被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攻占，赫连勃勃创立了十六国最后一个政权赫连夏（408-431）。

然后，关中晋军的内讧，实际上是刘裕留下的后患。《资治通鉴》记载说，刘裕离开长安之前，大将沈田子与王镇恶争功，并在刘裕面前说坏话，说：“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刘裕回答：“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勿复多言。”（《资治通鉴》卷118）刘裕对于沈田子的表态，就暗示了沈田子有除去王镇恶的责任。司马光在此评论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让王镇恶负责西北镇守之事，怎么可以又叮嘱其他将领必要时可以联合起来除掉王镇恶？很显然，这场内讧，与其说是王沈矛盾所致，不如说是刘裕自己的态度留下的祸根，甚至是刘裕有意为之。“王镇恶功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我想刘裕可能尤其忌之！檀道济及其儿子因为军功卓著、几个儿子才能卓著，被不明不白的宋文帝所杀，就是重复了父亲宋武帝刘裕的故事。

再说刘穆之。

刘穆之对于刘裕的事业，极其重要。“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但是，刘裕在北伐前秦的途中，派左长史王弘回建康，“讽朝廷求九锡。”当时，是刘穆之执掌留任事务，“而旨从北来，穆之由是愧惧发病。”（《资治通鉴》卷117）这件事很值得玩味。刘裕既然把与朝廷打交道的事情都交给了刘穆之，请朝廷加九锡的事，自然应该由刘穆之来出面。现在撇开刘穆之，直接从前线派王弘来求九锡，刘穆之就既惭愧又惧怕了。曹操时代，荀彧反对曹操称魏公，曹操不爽，荀彧忧郁得病致死。但是，我们看不出刘穆之会反对刘裕求九锡。事实上，刘裕派王弘来求九锡，只是虚晃一枪。“十二月，壬申，诏以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刘裕坚辞不受。（《资治通鉴》卷117）

刘穆之的出身贫寒，富贵之后，“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辄为十人馔，未尝独餐。”他曾经对刘裕坦诚地说：“穆之家本贫贱，赡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外，一毫不以负公。”也许豪侈的生活，导致了他的健康有先衰之兆。中军咨议参军张邵忧虑地对刘裕说：“人生危脆，必当远虑。穆之若邂逅不幸，谁可代之？尊业如此。苟有不讳，处分云何？”（《资治通鉴》卷117）同僚对于穆之之死有先见之明，说明他有这个征兆。加上刘裕绕开刘穆之，派他人提出九锡之事，加重了刘穆之的心理负担，因而猝死。这件事表明，刘裕虽然依赖刘穆之，但并不尊重刘穆之，完全漠视他的内心感受。

刘穆之之死，对于刘裕的事业是沉重打击，虽然他派出另一位心腹徐羡之继任刘穆之之事，可是重要的大事，过去刘穆之可以决断的，现在都必须向北边远在彭城的刘裕咨询。可见他对于徐羡之的信任不及刘穆之。

420年，刘裕如愿以偿，登基称帝，晋恭帝逊位，被刘裕派人杀害。从曹魏禅让以来，包括晋朝，都没有屠杀前朝王室的例子，遵行三代之先例。从南朝刘裕开始，开启了这个恶例，禅让必杀前朝逊位之帝。

四、关于皇族的家教

刘裕当皇帝不到三年就去世了，太子刘义符继位，他曾经对这位太子不满，想改立次子刘义真，因为次子性格刚劲，大臣徐羡之等人都不看好，才作罢。刘裕崩驾时留下傅亮、徐羡之、谢晦、檀道济为顾命大臣。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檀道济是一个粗人，傅亮、徐羡之均属于中才，只有谢晦颇懂权略，应该加以提防。刘裕如此选择辅弼幼主的顾命大臣，也反映了其心胸的局限。

由于少帝刘义符胡作非为，行为乖张，424年，徐羡之、谢晦等弑杀少帝刘义符，同时杀掉庐陵王刘义真。迎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407-453）为帝，是为宋文帝。《资治通鉴》没有谴责诸人的弑君行为，却引南朝著名史学家裴子野（469-530）的一段评论，大谈皇子教育的重要性：

“古者人君养子，能言而师授之辞，能行而傅相之礼。宋之教诲，雅异于斯，居中则任仆妾，处外则近趋走。太子、皇子，有帅，有侍，是二职者，皆台皁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则，导达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于礼义，识不达于今古，谨敕者能劝之以吝啬，狂愚者或诱之以凶慝。虽有师傅，多以耆艾大夫为之；虽有友及文学，多以膏粱年少为之；具位而已，亦弗与游。幼王临州，长史行事；宣传教命，又有典签；往往专恣，窃弄威权，是以本枝虽茂而端良甚寡。嗣君冲幼，世继奸回，虽恶物丑类，天然自出，然习则生常，其流远矣。降及太宗（明帝刘彧），举天下而弃之，亦昵比之为也。呜呼！有国有家，其鉴之矣！”（《资治通鉴》卷120）

裴子野首先指出了皇家幼儿教育家教的重要性，并对于刘宋皇子教育提出严厉的批评：“居中则任仆妾，处外则近趋走”。对于将要担任大任的皇子们来说，如果他身边都是趋炎附势之徒，唯唯诺诺之辈，不能以正确的行为准则教导他们，“言不及于礼义，识不达于今古”，一定不能接好班。很小的年龄，就让他们担任都督、刺史，实际上秘书主持政事，典签批阅公文，窃威弄权，败坏行政。“嗣君冲幼，世继奸回”，一代一代地下去，葬送了刘宋的江山。他大声疾呼：“呜呼！有国有家，其鉴之矣！”把宋朝皇子教育不当的责任直接指向开国皇帝刘裕。

裴子野主要生活在齐梁之际，他的感慨不仅仅是就刘义符被杀而言，而是针对南朝的政治现实。宋文帝统治的元嘉年间，曾有著名的“元嘉之治”，但是，他身体衰弱，为人猜忌，文臣武将谢灵运、檀道济都是被他所杀。本人则被太子所篡弑。此后，刘宋的皇室内部杀戮不绝，二十多年换了6位皇帝，终于给萧道成改朝换代的机会。萧齐国祚二十三年，更是更换了10个帝王，无不是内部杀戮。萧梁时代因为开国皇帝萧衍统治时间比较长，有一个稳定的时期，但是，萧衍之后，也是诸子争权权，打开杀戒，政局混乱。陈朝的陈后主更是作为亡国之君，留名于世。晋朝的皇帝，有无能的，有弱智的，但是，像南朝皇室那样淫秽乱伦、残暴凶虐，却是没有的。这就是魏晋与南朝的重大区别！

专栏作者：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张国刚品读<资治通鉴>》专栏简介：

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鉴于《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则是《史记》所不能比的。

我们的读史，选择了《资治通鉴》。

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只是执政者“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治国宝典吗？普通人如何从这部煌煌大著中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应凤凰网国学频道邀请，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开辟《品读<资治通鉴>》专栏，为我们作详细解读。

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读史之旨趣，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这个“道”是什么呢？如何去达到这个“道”的境界呢？是司马迁的无拘无束，还是司马光的家国情怀，这则是可以任由读者诸君去选择的。